我的母亲丁一岚，一个平凡又伟大的女性。从日本鬼子投降时，她和晋察冀的八路军接管了张家口蒙疆播放电台，建立了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她见证并实践了新中国广播新闻事业从萌发到兴盛的过程。她曾经在自己从事的广播新闻事业上留下过光荣的足迹，与齐越共同负责了开国大典的现场实况转播。也因为我的父亲邓拓，她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磨砺，并投身到拨乱反正的中国社会历史大潮前列。当她的年龄和身体步入晚年的时候，她又回想着青春热血时的延安，嘱咐我最后要让她在《延安颂》的旋律伴陪下，离开她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离开她的老战友和亲人，到另一个世界去见自己分别了30多年的丈夫，与先行的战友们会合。延安为什么这样令母亲留恋、神往？

丁一岚 (1921～1998.9.16)

    母亲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众多的热血青年人一样，当青年学生的时候，憎恶社会的腐败，为国之不国的耻辱而悲愤，追求光明的未来，希望用自己的热血来报效民族、报效国家。我在母亲的回忆中知道，她年轻时非常羡慕前苏联作家拉甫列尼耶夫《第四十一个》作品中，带有英武、野性气质的女主人公玛柳特卡，她追求理想的激情人生，和在战场上英勇潇洒的戎姿，感染着母亲。母亲曾说，那时在天津中国人经过日本租界碰见日本人时，得鞠躬或闪到路边给日本人让路；在洋租界里华人不如狗。

    为了捍卫人的尊严，捍卫民族的尊严，母亲参加了1935年响应北平爱国学生抗日救亡示威游行的天津“一二九运动”。她在学校写文章讽刺压制学生谈论、追求进步思想的校长；并且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因而受到校方的警告。“卢沟桥事变”后，母亲和一些追求光明，不甘做亡国奴的青年学生们一起，悄悄告别家人，走上了寻找抗日救国道路的征程。她们原本向南京、上海出发，沿途搭火车，坐汽车，有时徒步行军。当她们接近徐州的时候，听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到达了延安，于是她们转向西行，向着荒凉的西北，向着黄土高原的延安进发。母亲告诉我：“今天看到历史纪录片中那些身穿长衫、五四学生装的青年人奔走在陕北的山间小径，风尘仆仆地行军时，我就想起我们从西安向延安进发时的长途跋涉，大家既辛劳又兴奋。”1937年9月，母亲历时近两个月，到达了延安，并成为陕北公学的学生。她改掉了原来刘孝思的名字，起了新名字于虹。

    她在陕北公学短暂的学习后就转到中央党校。那时，党中央机关和学校相距不太远，或是在同一山坡上住窑洞，或是在山沟里住着同一排土砖房。中央领导同志时常到各学校看望大家。母亲回忆说：“1938年9月，当我们党校两个班的同学毕业时，毛主席到我们住的小院里，给我们毕业班的同学讲话。他穿着一身宽大的已经发白的灰布军装，裤腿上补着一块方补丁。毛主席站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他身边只放着一个小木凳，上面放着一个茶杯。毛主席对我们说，你们就要分配到各地工作去了，到地方上工作，头一条要深入群众。首先，要当群众的学生，向群众学习；其次，才是当群众的先生，启发群众，引导群众……”毛主席的讲话是那么通俗易懂，那么平和亲切，像嘱咐儿女远行一样。当时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那样清晰深刻。

    由于母亲学习期间在文艺活动中很活跃，又经常组织同学们演出，毕业后被留校任俱乐部主任。当时正值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的中央党校举行，她经常负责组织晚会、球赛和武术表演等活动。贺老总爱打篮球，俱乐部就组织党校的学生、警卫员、炊事员和贺老总一起比赛。领导和普通一兵就是这样水乳交融的在一起玩耍，同欢同乐。直到母亲在敌后根据地与120师的贺龙师长相遇时，贺师长还称呼她“俱乐部主任”。

    1938年11月，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中央号召青年人到前线地区直接投身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参加战斗，锻炼自己。彭真、贺龙、项英等各大区的领导人纷纷做报告，介绍各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彭真介绍了晋察冀根据地开创时期的战斗情况和唐山等地地下斗争的英勇战绩；贺龙师长向青年人们风趣、生动地讲述了许多120师的战斗故事，引起了青年人的兴趣。母亲的家在天津，晋察冀根据地是我党我军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被党中央赞誉为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她控制着北平、天津、石家庄等华北地区的周边地带。母亲希望到晋察冀去，就报了名，并且按照组织纪律改名丁一岚。11月底，母亲与一百多名青年战友在彭真、刘仁同志的率领下，徒步行军约3000里，向晋察冀进发了。在陕北佳县，当她面对奔涌直泻的黄河，浊浪翻滚、雄浑而凝重。母亲说：当时我真有些害怕，心惊肉跳。他们的队伍分乘两艘大木船，渡过汹涌的黄河。看到船夫们黧黑健壮的身体，哼着齐整深沉的号子和汹涌的浪涛搏斗时，母亲悬着的心塌实了。

    穿行山西时，队伍要跨越同蒲路的铁路。那时铁路和公路都被敌军占领，沿线碉堡一个接着一个，不时还有敌伪的武装巡逻，这就是敌人的封锁线。母亲说，通过这条封锁线时，我们从下午4点太阳快落山时出发，第二天上午10点到达预定地点，走了12个小时，急行军140里。那时她身上背着背包，包里还带了不少书，真不轻松。沿路学员们低声传递着口令，屏着呼吸，心里真是紧张。半夜时分通过公路、铁路时，队伍一溜小跑就是30里，山村寂静，田野黑漆漆的，只能听到急行军的唰唰脚步声；偶尔有人摔倒，爬起来继续前进，当东方发白时，学员们相互一望，不禁暗笑，有的人鞋子掉了，有的人背包散了又胡乱捆绑着，汗水和尘土掺和在一起的一张张花脸。投身抗日战争的激情在突破封锁线的现实考验面前，母亲和队伍中的年轻学员都经受了战争的锻炼。

    母亲到晋察冀根据地后被分配到四分区妇救会工作，记着毛主席在中央党校时的报告：要当群众的学生，向群众学习；其次，才是当群众的先生，启发群众，引导群众……。她穿着农村妇女的服装，动员妇女为八路军缝制军鞋、做军装，战斗中为部队运送伤员。被动员起来的老百姓成了人民战争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母亲工作的地区一个出色的妇女积极分子，因为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支前工作，影响了家务劳动。封建意识浓厚的公公、婆婆，挑唆儿子对媳妇施行家庭暴力，竟致这位妇女干部被殴身亡。母亲义愤填膺，写了一篇通讯《血的控诉》投给《晋察冀日报》。文章报纸很快就被发表了，对批判封建观念的丑恶，对全民族动员起来投身抗战，对维护妇女的社会地位起到了很好的社会作用。也就是这篇通讯，使父母亲从相识到相恋，成就了他们的爱情。

1944年2月，母亲和父亲在结婚周年前后拍摄的一张合影。

    母亲这篇通讯流畅的文笔和字里行间的革命激情，引起时任《晋察冀日报》总编的邓拓注意。母亲从此成了报社的通讯员，和父亲开始了交往。母亲对第一次与父亲的会面印象深刻：“和你爸爸第一次见面是在分区的妇救会。他身穿一袭军装，清癯消瘦的面庞，两眼却炯炯有神，言语斯文。他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与个人经历，顺带了解了我们分区妇女、青年会的情况。自那次后我们就开始了书信往来。我知道邓拓是报社和边区宣传部门的领导，也是有着许多革命经历的老共产党员，一位很有才华的干部。那时我在平山县妇救会工作，经常收到邓拓的来信，他的每封信中总送给我一首诗，我喜欢他的诗词，情感真挚又充满时代的革命激情，很有气势。”不久后，母亲和父亲在报社附近瓦口川边一个山村又见面了，父亲送给她一首诗：

山村曲水夜声沉，皓月霜花落木天。
盼澈清眸溪畔影，寄将深虑阿谁边？
矜持语短长悬忆，怅惜芜堤不远延。
待得他时行箧里，新诗绮札读千篇。

    1940年以后，日本侵略军把他们在华的武装力量集中到华北，围剿八路军和晋察冀边区。当时边区是月月有战斗，季季有转移，战事频繁。我们游动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学会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1941年秋季，敌寇集中了7万多人对边区冀西地区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这在人类战争史上是登峰造极的。凡是敌寇经过的村庄，烧毁房屋，杀戮男女青壮年人，把老幼妇孺驱赶到鬼子开设的监管村里，过着集中营一样的生活。但是，我们有边区广大群众的支持，有大山的屏障，敌人再凶残，也消灭不了我们。在那次反“扫荡”中，我们分区机关频繁转移，帮助群众坚壁粮食，在县武装队的掩护下，穿行在大山之间，躲避敌寇的“清剿”。边区的主力部队和八路军的部队在敌寇的后方，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晋察冀日报》社的队伍则在反“扫荡”中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游击在敌人的“铁壁合围”中，坚持出报。我在反“扫荡”中听说报社的队伍受到损失，很为邓拓的安全挂念。在游击转移的途中，我们四分区机关的队伍遇见了中央分局机关的队伍，分局组织部长刘仁同志急切地问我们从西边来听到什么消息，我把道听途说的事都告诉了他。其中谈到听说在滚龙沟我们许多机关被敌人围困，《晋察冀日报》的队伍被打散了，刘仁同志很为邓拓他们担心。

    母亲和父亲初期只有信件往来，每次父亲来信，母亲都会从中感觉到他热切的情意。没想到反“扫荡”结束后，母亲却接到父亲兴师问罪的一封信。信大意是说：在反“扫荡”中，报社的队伍曾经被困在敌人的大包围圈内，但是敌人不知道报社的任何情况。因为包围圈的范围较大，还有游动的空间，所以报社人员白天有组织地分散隐蔽，晚上集中几处编辑出报。在这段时间，报社还出了18期报纸。斗争虽然艰苦、危险，但是队伍并没有被打散。父亲在信里严肃地讲，有人传言说报社队伍被打散了，这不是有意中伤，就是散步谣言。母亲接到信觉得很有意思，父亲当时正在追求母亲，但是为了维护事实真相，为了报社的荣誉，他竟不怕得罪母亲，不指名地责备母亲。母亲很钦佩父亲倔强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不为个人感情而放弃原则。

    1942年母亲调到报社工作，她在这支特殊的队伍中，增加了对父亲的接触，也加深了对父亲的理解。她说：邓拓和报社战友们是一支战斗意志坚定的队伍，是一支官兵同甘苦的队伍，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在敌寇一次次对边区的“扫荡”中，游击坚持出报。在晋察冀边区的老百姓心中，报纸告诉了他们战争的动态，告诉了他们怎样面对战争，怎样生产；正像聂荣臻司令员在《晋察冀日报》周年时的题词“民族战斗的号筒”。也像父亲在报纸周年时留下的一首诗《勖报社诸同志》：

笔阵开边塞， 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 抗敌气如虹。
发奋挥毛剑， 奔腾起万雄。
文旗随战鼓， 浩荡入关东！

    父亲在母亲的心目中是一位有坚定理想信念的战士和游吟诗人。她尊敬父亲的人品，仰慕父亲的才华。

    在1943年的反“扫荡”中，和以往的游击办报一样，报社人员遇到敌情都是战斗员，非战斗时期，各司其职编印报纸。因为这支队伍毕竟不是战斗部队，所以并不是人人有枪。报社的编辑、记者基本是每人发两颗手榴弹。但是作为社长的父亲和全体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决不做敌人的俘虏，要把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自己。母亲在那年秋季反“扫荡”时已经怀孕8个月，报社的队伍夜行军至灵寿县北营村时，与驻扎在北营村的敌人遭遇了，前卫班的报社人员有的中弹了，父亲的坐骑也被击中倒下了。父亲镇定地命令，队伍前面的人员改作殿后，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撤退。为躲避敌人的追剿，漆黑的深夜里，母亲在战友的扶持下撤出北营村，行军在山野的荆棘小道上；当她疲惫不堪时，指挥报社队伍的父亲走到身边：“一岚，一定要坚持住，决不要掉队。让我的警卫员来帮助你。”作为一个指挥员，父亲果敢的形象和熟悉亲切的话语，给母亲增添了力量。她一手拉着警卫员递过来的步枪背带，一手抓着道边的蒿草，踉踉跄跄地爬上了一座大山。摆脱了敌人的追剿，队伍还要继续前进，而母亲的身体状况很难长时间的坚持，父亲决定让卫生员和母亲留下来。父亲临分别时叮嘱母亲：“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我们会尽快派人来接你。”在大山顶一带，没有村庄，只有放羊人挡风避雨的小窑洞。卫生员把母亲安置在一个小窑洞里，又摸到最近的老百姓家找来些许干粮，留下自己的水壶，用山上搜罗来的蒿草遮掩了一下千疮百孔的窗户，就追赶报社的队伍去了。

    “那天的夜晚十分的黑，因为怕敌人看见火光，又没有点灯，也没有生火。当卫生员离开后，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又冷又乏，你们姐姐那时已经8个月了，在肚子里躁动引发着阵痛。在大山里，时尔传来野狼凄厉的嚎叫声，远处还不时响起枪声。我手里紧紧攥着手榴弹。一个战士离开了自己的队伍，一对夫妻孤身一人在寒窑的瑟瑟秋风中，我感到孤独。可是想到你们爸爸临分别时对我的嘱托，要保护好自己，我也要保护好我们的孩子。我相信报社会很快派人来接我。”报社在敌人的大包围圈内，撤退到太行山深处峻岭上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山村——日卜。报社的队伍在这里潜伏了半个月，在食物短缺，物资匮乏的条件下，报社的同志们却奇迹般的印发了12期报纸。老百姓们看见我们边区的《晋察冀日报》还在，就不会相信敌人说的：边区已经不存在了。八路军已经被打垮了的谣言。对那次反“扫荡”的经历，父亲留有一首诗《忆北营之变》：

客秋三月战云迷，苦忆北营遇变时。
弹火燃眉随突变，田梯诀别痛牵衣。
出围结屋依崖冷，怀孕离群入穴危。
最是寇氛纷扰日，相逢举案又齐眉。

    战争中父亲的坚定自若和乐观的精神，母亲看在眼中爱在心里，她为父亲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感动，也为父亲倚马可待落笔成章的才华折服，更为父亲在残酷的战斗中还保持的诗人浪漫气质所倾慕。然而，事隔一年，在敌人的秋季“扫荡”前夕，父亲被通知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当时在延安已经开展了“抢救运动”，康生说“河南的党组织是‘假党’，在河南工作过的干部都要受审查。”父亲1934年至1937年在河南开封市河南大学读书，并领导“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抗日活动，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近一个月。“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新局面，父亲被营救释放，旋即投奔到我党创建的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工作。父亲在党校被列为怀疑对象，接受审查。1944年秋有消息说敌人又要开始“扫荡”边区，父亲的整风分队被要求分别转移。面对敌人，父亲是大义凛然，可来自自己阵营内部的怀疑、打击，令父亲心绪沉重。临别前，他把自己写的《战地歌四拍》抄写在一方丝帕上，送给了母亲。

    《战地歌四拍——反“扫荡”前夕遥寄丁一岚》

    一年又值秋风起，被雁祗南飞，望南来雁影无踪，算不合关山阻？远水绕荒村，莫是枕经眠未晓？明镜菩提勤佛拭，不着人间尘土。

    青丝依样似旧时，镇日书空，孤怀无寄！人乡有意从头认，壮志纵成烟，不向蓬蒿浪掷！心血如潮，七度春秋销北地，数三十又三年，衰逝堪伤天欲晦；问后来岁月，还能几许？古道凄清埋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只如今抖擞旧精神，酬尽心头文字债，待取新衣上征程，好将身手试，长为孺子牛。

    鼙鼓又声喧，打叠琴书无着处，缩地失长鞭，脚跟无线，咫尺吴头楚尾。想旦夕四野动烽烟，顾不得惊起伯劳飞燕各东西。满负笈携囊早登程，且休回首，向莽莽平沙去处舞干戈，莫念那恒岳巍巍云里人！

    别离滋味浓还淡，欲诉又笺残，想将心绪谱奇弦，弹与知音人不见；结伴同行重话旧，不识何时也！果不相逢时，强饭加衣好护持，独立西风里，珍重复珍重。

    晋察冀边区的“抢救运动”很快被中央紧急终止，给父亲的历史做出了清楚的结论，仍回《晋察冀日报》担任总编辑工作。母亲把这方诗帕视作夫妻情感和信任的历史证物，悉心保存起来。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天，报社得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喜讯，立即印发了号外。边区的老百姓像过大年一样高兴，奔走相告。夜晚的山村里，一束束火把似长龙盘绕在崎岖的山道上。受报社的委派，母亲向老百姓播报了朱德总司令命令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投降的胜利消息。她的情绪激昂，嗓音嘹亮清脆，回荡在山谷间鼎沸的人群中。报社的副社长胡开明对父亲讲：丁一岚的声音这么好，怎么原来没有发现，将来我们有了广播电台，她可以去做播音员。一句随意的话，却道中了我母亲后半生的经历。

    1946年8月晋察冀部队接管了日寇占领时的张家口蒙疆放送电台，也就从那一时开始，母亲走进了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的大门，开始了她广播新闻工作40年的生涯。由于国民党军队对张家口的进攻，1947年10月共产党的部队、机关撤出了城市，回到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当时电台的设备条件很差，播音室就是简陋的土窑洞，隔音和减噪问题，电台的同志们用棉被把窗户封好，在墙上钉上毛毯。天线就架在窑洞上面的山顶上。农村没有电，大家就蹬着脚踏的发电机。从张家口敌伪广播电台那搬回的留声机，播放着北平地下党送来的《义勇军进行曲》等几张唱片，作为间歇曲。经常播音员们和电台的职工自己弹唱革命歌曲。那时电台没有录音设备，所有的播报都是同期声，对播音员来说，口齿的清晰和播报内容准确无误，是每一个播音员必需的基本功。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向延安发动进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和播发工作转移到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母亲他们工作的责任更重大了。曾经国民党的飞机轰炸电台，炸弹的气浪把天线炸毁了，把播音室的门窗炸坏了。但是，电台的全体人员马上转移到备用电台，立即开始广播，中国共产党新华广播电台的电波永不中断。1949年4月21日，母亲很荣幸地播报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公告。

1946年，母亲在张家口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披肝沥胆、抛头颅洒热血几十年所为之献身的新中国成立了。母亲说她永生难忘地在这次旷世的开国大典上担任了现场转播的播音员，与齐越同志一同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看到我们的人民解放军队伍入场，骑兵方阵万马奔腾；炮兵部队战车轰鸣、炮筒林立；步兵队伍队列齐整，口令声震天响；空军的银燕掠过蓝天。她当时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力量无比强大，耀武扬威的，让他们这些幸存者扬眉吐气。可是，想到那些为了理想，参加革命参加党，牺牲在战斗路上的战友，母亲把这份荣幸、激动的经历封存在了心里。直到1979年国庆30周年国家博物馆的一次专题展览上，当展厅里回响起开国大典的实况录音时，母亲才把她的这次经历告诉了一同参观的女儿。

1963年，母亲陪同外国专家访问延安。

    在1966年爆发的十年所谓“文化大革命”里，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许多开国的功臣被打倒、被消灭，多少报效新祖国的知识份子和科学家，被污为资产阶级权威。父亲则成为了那场运动的首要目标，母亲受株连也在机关里被当作“走资派”受批斗、监督劳改。原来的家被查封，母亲和我们子女只许携取生活必需品，扫地出门。即便这样，母亲把当年结婚时聂荣臻司令员送的礼物——碳精石雕刻花瓶收拾起来（1942年“三八节”前夕，父母亲结婚了，边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为这对新人特意准备了家宴），又把父亲当年送给她，抄写着《战地歌四拍》的这方丝帕悄悄地缝在自己随身穿的棉袄里面，这是已经冤屈而去的丈夫留在自己身边的精神支撑，是他们夫妻之间情感的信物。在“十年动乱”里，无论是站在批斗台上，还是在“专政队”的劳动中，汗水、雨水、泪水浸润着爱人的诗帕。当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后，当父亲的冤案被昭雪后，母亲才从这件伴随她13年的棉袄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丝帕。他们之间坚贞的爱情和母亲13年含辛茹苦的守望，记录在了这件字迹洇润的丝帕里。

    1979年是母亲难忘的一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共和国许多尘封了13年的历史又缓缓地打开了；党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母亲被重新任命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领导工作岗位上；父亲的沉冤在“真理标准”理论大讨论的社会背景下，在母亲不懈的多方向党组织申诉后，终于那年9月15日，中央为父亲蒙受的冤案平反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召开了一场迟到的追悼会。彭真、李先念、胡耀邦、刘澜涛，父亲生前的领导和老战友、老同志都来了。压抑了十三年的感情，蒙受了十三年的冤屈，母亲打开了情感的闸门，任泪水肆意地流淌。

1963年，父母亲在家里的最后一次合影。

    自从父亲去世后，若情况允许，每年在5月18日祭日时，母亲总会给父亲写好一封信，然后把信烧掉，让那一缕青烟把他们远隔两个世界的话语捎去。年复一年，母亲就是这样和父亲表述着心声，传递着感情。在追悼会召开后的一天夜晚，母亲又提起了笔给父亲写信：

    “党终于为你平反了。在追悼会上，你过去的老战友、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都来了。他们为你写了很多挽联，倾吐思念，也讲出他们心中对你的评价。追悼会场的里里外外都是挽联，老朋友说，那简直是书法的荟萃、诗的海洋。孩子们和淑彬姐也都回来了。还记得你给我写的《心盟》吗？我不会写诗，但是我以你这首诗境写了两句，‘山海风波心盟永忆  万家恨雪云际长明’放在你的灵前，算作对你的回赠，亲爱的云特（母亲对父亲的爱称），你可以安息了。”

    信同以往发给父亲的信一样，化作一缕青烟。

    母亲在父亲平反后，全身心的投入到国际广播的事业中。中国当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时期，百废待兴。母亲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她却在拼命工作，找回丢失的时光。她又回到“文革”前的工作状态，每天早出晚归，我们在家中又很少见到她的身影。开放的中国需要让世界了解，国际广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母亲“文革”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部（国际广播电台的前身）专家工作室工作，她又开始联系那些老专家，把电台各个语种的专家调配齐整。又着力把国际台外国听众来信组的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布置，经常代表电台接见外国听众来华的客人，从细微之处开展对外交往工作。为了建立国际上广泛的新闻联系，培养好我们自己的对外广播专业人员队伍，母亲和国际广播电台的访问团出访了“德国之声”、“美国之音”、“日本朝日新闻”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等许多世界的同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许多专业人员随后到外国进行了专业培训，加强了我们国家对外广播与世界同行的沟通和交往。这些林林总总的工作千头万绪，母亲的头上白发增添了一丝又一丝。

    当母亲从美国访问回来后，她告诉我了在“美国之音”参观时所发生的故事。美国广播电台的陪同参观的人员在一幅世界地图前问母亲：“这幅地图上中国的版图为什么这么小？”母亲当时就睿智地回答说：“绘画中有一种透视关系的理论，根据视角，被视物体是近大远小。所以我们如何看世界，观念的角度很重要，不懂得客观的态度，自视很大，往往不会实现预期的理想目标。”母亲敏锐的思维和恰当其份的比喻，既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又很巧妙地表述了我们国家在处理世界问题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母亲恢复工作走上领导岗位后，大概由于她是老广播事业局（现广播电影电视部）机关在“文革”初第一拨的“走资派”，对“文革”期间机关里的运动情况了解，所以组织上交给她一项特殊的工作——清理机关里的“三种人”；对那些在“文革”中负有严重政治责任的造反派头目进行政治审查。母亲对那些在“文革”中热心运动的造反派，付以了一颗宽容、博大的襟怀；她对我说过：“这些人当时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身到运动之中，揪出那时他们以为的反对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热情不该否定。是‘十年动乱’里复杂繁乱的政治环境，使他们有的人走了邪路。只要没有勾结‘四人帮’结党营私，只要没有命债，还是应该给他们工作和改过自己的机会。错误的政治运动伤害的人太多了，我们应该接受教训，关键的问题是要总结这些错误的政治运动，如何避免，生成历史的经验教训。”

    繁忙的工作之余，母亲整理着父亲的作品和有关文集，她以这样的辛劳来表达对父亲的思念和爱。《邓拓诗词选》、《邓拓书法选》、《燕山夜话》、《人民新闻家——邓拓》、《邓拓藏画选集》、《邓拓文集》、《邓拓评传》、《邓拓传》、《中国救荒史》等许多父亲的作品和介绍父亲的书籍，在母亲的编辑与协助下相继出版了。她在1979年《燕山夜话》再版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话：

    “邓拓同志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1966年大兴文字狱中的第一个牺牲者。从那时起，中国历史揭开了黑暗的一页。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黑帮’遍及全国，株连何止万千？无数老党员、老干部和人民群众惨遭迫害；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权利、党的优良传统被封建法西斯的铁蹄粗暴地践踏、蹂躏；似一场肃杀的寒风，祖国大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这一血的教训实在太惨痛了，我们应该永远记取，决不允许它在中国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