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9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了《国家记忆》第87集——“国家银行  经济命脉”的节目。节目中有我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设计及其纸币签名解读的两段画面。

    节目播出后，不少人关心此事，有打电话来的，也有微信留言的。大多数人发出的是赞美之声，令我感动不已。也有人对关于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签名问题的解读，提出了质疑：“这种签名既不是英文、法文，也不是德文，而是一种防伪符号”的说法是否有可靠依据？

    我想，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绝对不敢随便杜撰，糊弄中央电视台和广大观众。为此，我把1986年《中国钱币》第一期，刊登的张建新《黄亚光同志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的设计》的文章摘录发给了他们。

    张建新是福建省体工大队的教练，因为爱好红色货币收藏，1984年9月24日，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相关问题，特地采访了纸币设计者黄亚光同志。黄亚光同志在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位子上离休之后，一直住在福州，离张建新的家挨得很近。黄亚光同志离休之后，福建省钱币学会还聘请他当顾问，张建新是福建省钱币学会会员。所以，张建新采访黄亚光的事顺理成章。当谈到纸币签名是不是邓子恢、毛泽民，究竟使用的是什么文字时，黄亚光坦诚地对张建新说：

    “纸币上的签名虽代表他们俩，但它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汉文拼音，是一种暗号，是为了防止敌人伪造苏币，而专门特制的。这种暗号不仅在文字中有，而且在图案中也有，当时只有银行和保卫局同志知道。”

    接着黄亚光把头靠近张建新，神秘地说：“今天我可把全部秘密泄露给你了。”（《中国钱币》1986年第一期第57页）说完幽默地笑了起来。

    这是关于纸币签名最权威的解释，是纸币设计者亲口说的，早在1986年《中国钱币》杂志第一期刊登过的铁的事实，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

图1   壹圆券右边是邓子恢签名，左边是毛泽民签名

图2   贰角券右边是邓子恢签名，左边是毛泽民签名

图3   壹角券右边是邓子恢签名，左边是毛泽民签名

图4   伍分券右边是邓子恢签名，左边是毛泽民签名

    后来，又有人发微信提出：伍角纸币右边签名为什么与其他四种币不一样？

    这确实说到问题的关键。因为伍角纸币右边签名确实与壹圆、贰角、壹角、伍分的不同。壹圆、貳角、壹角、伍分4种纸币下方的签名，虽然形状略有差异，不完全一模一样，但表示的都是同一个人签名，即右边表示邓子恢，左边表示毛泽民。而伍角纸币右边签名究竟是谁呢？我们来看看实物：

图5   伍角券下方的签名

图6   伍角券右边签名放大

    说实话，如果没有历史记载，只凭直观感觉去看纸币是谁的签名，是很难辨认出来的。还好，这个问题无须我们花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考证，史料记载的清清楚楚，这个签名是代表林伯渠同志。

    为什么伍角纸币那么特别，突然中间冒出一个林伯渠来？壹圆、貳角、壹角、伍分4种纸币，不管是1932年印制的，还是1933年、1934年印制的，右边都是邓子恢。唯独1933年印制的伍角纸币右边签名是林伯渠。

    这还得从中央苏区的一段历史说起。

    1931年11月7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选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  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同时选举产生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其各部委的具体人员，毛泽东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便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甚至连临时中央政府各部委的领导都无法及时到位，比如邓子恢同志。邓子恢同志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财政部长）时，人还在闽南指导漳浦、龙溪、云霄、平和等县土地革命和游击队发展为红军独立第三团，创建闽南游击根据地。直至1932年5月，才回到瑞金正式履行财政部长的职责。

    1994年4月开国上将张爱萍在《回忆邓子恢》（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6-7页）一书中说：“1933年初夏，政治气候好像比大自然气候来得要快，骤然处于炎夏酷暑之中。在不少领域里纷纷批判右倾思想、右倾机会主义。邓子恢同志领导的财政部首当其冲。记得在一次批判大会上，一些激烈的发言指名道姓地批判邓子恢同志把钞票印多了，发乱了，影响了中央苏区的货币流通，破坏了苏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财政工作上的表现等等。当时我们几个参加会议的青年，都感到这些批判失之于公正。印发钞票这样的重大事情，都是中央政府决定的，怎么能把责任都压到财政部长一个人身上呢？又怎能说成是危及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呢？我们深为邓老鸣不平。万没想到，邓老在对他批判之后的检讨中，态度十分虔诚，把印发钞票以及财政工作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再三表示承认错误，接受批评，并诚恳要求组织给予严肃处罚，毫无上推下诿之意。面对这一态度，我心想这老同志真不简单，蒙受委屈毫不争辩，还高姿态的检查。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是中华民族忍辱负重传统美德的体现，也是共产党人个人服从组织、勇于承担责任优良作风的体现。不久，他被降职为副部长，但仍然毫无怨言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事实上，邓子恢同志在任财政部部长期间的1932年7月（纸币发行时间）至1933年8月的一年一个月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发行总额只有200万元。而从第五次反“围剿”的1933年9月开始，由于战争经费不断增加，只好靠大量发行纸币来弥补。到1934年10月初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夕，也是在一年一个月时间里，国家银行却发行了600万元纸币，是邓子恢主政期间发行纸币总量的三倍。

    所以，“批判邓子恢同志把钞票印多了，发乱了，影响了中央苏区的货币流通，破坏了苏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完全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是当时一些人执行中央“左”倾路线造成的。

图7    邓子恢同志

    邓子恢同志是一个意志坚定、心胸坦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经历过三次大的波折，仍然始终如一地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不计较个人得失。

    早在1930年5月，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王海萍来到闽西，他按照中央的指示，要求闽西革命根据地必须“集中一切力量，首先争取湖北之武汉与广东之广州暴动的胜利，以促进全国武装总暴动，完成中国革命”。为了执行上述任务，指令闽西新编制建立的红十二军立即开赴广东东江地区作战，策应广州暴动。不久，中央巡视员又到达闽西，进一步传达贯彻这一方针。当时，身为中共闽西特委书记和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邓子恢，在接连不断地得到这些指令后，感到非常茫然和不可思议。在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邓子恢和张鼎丞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他们的意见还是被蛮横地压制了，还被扣上“新右派”的帽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8月，邓子恢便被撤销中共闽西特委书记和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

    第三次是全国解放以后的事。1953年1月邓子恢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9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在位期间，他提出要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把4亿7千万农民组织起来，逐步过渡到高级农业合作社。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在执行过程中，不少地方贪多求快，存在不正常发展情况。对此，邓子恢向中央作了如实汇报，并建议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扭转贪多求快的现象。但是这时，党内对合作化的发展问题开始出现了分歧，认为，邓子恢的农村工作思想“右”了，对合作化不积极，开展了一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邓子恢被点名批评。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错误地指责邓子恢1950至1957年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错误。这些批判，实际上否定了全国解放以来邓子恢所做的所有工作。两年之后，邓子恢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尽管三次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邓子恢同志丝毫没有计较个人得失，仍然怀着对党的事业的执著追求，对人民的深情厚爱，继续兢兢业业为党工作。这就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

    1933年8月邓子恢同志被降职为财政部副部长之后，接替邓子恢财政部长职务的是林伯渠同志。

图8   林伯渠同志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湖南临澧人，1886年3月20日生。早年加入同盟会、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之后，受党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于1933年3月进入中央苏区，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8月接替邓子恢任财政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7年冬至194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对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37年起，多次担任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后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新中国建立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