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印印刷技术是清朝末年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石印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许多比较高级的印刷品，都使用石印技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以后，印刷发行纸币，使用的就是这种当时最为先进的石印技术。应该说，当时印制的技术是先进的，但在那艰苦岁月，穷苦的人们文化不高，印刷出来的纸币与其他精美的纸币比较起来，显得有些粗糙，也因此产生众多的版别。我曾经撰文于《中国钱币》杂志2008年第一期，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从文字差异、冠字差异、签字差异、图案差异、颜色差异、纸质差异、票幅差异、趣味票八个方面，比较分析了纸币的不同之处。然而，尽管有些粗糙，其防伪技术是非常高超的，至今80多年，制假者绞尽脑汁，也没有能够制作出可以乱真的纸币来。

    世界上各个国家发行的货币，都有各自的防伪措施。1932年7月在瑞金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也有自己的防伪措施。这些措施和技术，首先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发明的。

中央印刷厂旧址——江西省瑞金市叶坪

    毛泽民1931年秋与妻子钱希钧一起，从白区辗转来到中央苏区瑞金。1932年2月，他被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任命为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国家银行可是苏区军民的“钱袋子”，关系到整个苏维埃国家的正常运转。上任后的毛泽民食不甘味，睡不安稳。除了要到各级苏维埃政府挖掘金融人才、设计苏区纸币，设法生产印钞纸外，最让他担心的是苏区纸币“防伪”的问题。要知道当时苏区要制作这种纸币，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为了给苏区纸币“防伪”，毛泽民一连好几天都废寝忘食。一天晚上夜深了，毛泽民还在苦思冥想，一不小心身上穿的毛衣袖口被桌上的油灯烧了一下，发出“滋滋”的声音，一股火烧羊毛的焦臭味顿时弥漫了整个屋子。

    “什么这么臭？”正在缝补衣服的妻子钱希钧抬头问道。

    “毛衣袖子不小心烧了一下。”毛泽民答道。

    许久，毛泽民忽然一拍桌子欣喜地说：“对呀，这就是很好的方法嘛！”接着又朝妻子丢下一句话“我去找一下菊如”，便飞奔出门了，弄得钱希钧一头雾水。

    天微亮了，毛泽民才回来。还在等丈夫回来的钱希钧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毛泽民一脸掩饰不住兴奋地说：“我刚才与菊如同志商量了一下，纸币防伪问题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钱希钧也异常兴奋起来。见妻子追问，毛泽民严肃地说：“这是国家机密，关系整个苏维埃的金融稳定。”丈夫如是说，妻子也就不再多问。

    1932年7月起，经过“加密”的苏区纸币开始在整个苏区流通开来。原来，毛泽民正是受火烧羊毛产生焦臭味得到启发，在生产印钞纸的纸浆中加入了细羊毛，纸浆制成印钞纸后，印刷出来的苏区纸币，烧之就会产生焦臭味，反之则没有。毛泽民正是利用这一简单的方法，巧妙地解决了苏区纸币防伪问题，为当时苏区的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述是一个解决印钞纸防伪的故事。

纸币正面的签名

    《钱币博览》2001年第四期，曾经发表过唐德顺的一篇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签字的探讨》文章，他分析了中外学者对于纸币签字的不同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应该说，他的分析和判断也有一定的道理。其实，钱币学界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签字问题长期存在争论。有的说是英文签名，有的说俄文签名；有的说左边是毛泽民签名，有的说是李六如签名；有的说伍角券右边是林伯渠签名，有的说是邓子恢签名。各有说辞，见仁见智。

    1986年《中国钱币》杂志第一期，刊登了福建张建新先生采访黄亚光同志的文章，题目是《黄亚光同志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的设计》。黄亚光同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的设计者，全国解放以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等职，离休以后，一直定居在福州市。据撰文者回忆，当时采访黄亚光同志曾经去了三次，期间还合影留念。这篇文章有这么一段叙述：“接着我问到银币券下端是否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和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两位同志的英文签名时，黄老带着神秘的表情告诉我，纸币上的签名虽代表他们俩，但它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汉文拼音，是一种暗号，是为了防止敌人伪造苏币，而专门特制的。这种暗号不仅在文字中有，而且在图案中也有，当时只有银行和保卫部同志知道，说着他把头靠近我，‘今天我可把全部秘密泄露给你了。’说完幽默地笑了起来（《中国钱币》1986年第一期第57页）。”从这段叙述不难看出，签名只不过是一个防伪符号，并不是什么文字。这种防伪暗记，对于后来苏维埃各级政府，进行反假币斗争起到极大的作用。

国家银行纸币号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