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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荣昌:扑朔迷离的苏维埃纸币(组图)
2020-09-18 14:31:49
作者:洪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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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还在老家工作的时候,一次被叫去帮忙县委勤杂保管室搬家。那时候我年轻力壮,腿也勤快,深得保管员的赏识。搬完之后,他热情地招呼我喝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在谈到为什么那么多破烂东西时,他也说确实是很多没有用的东西完全可以销毁掉,但领导交代了暂时先放着,他也没有办法。然后他指着一个用老报纸包着的东西(可能是搬来搬去的原因,报纸都有点烂了)说:像这些都没人要的东西,还要搬过来。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好像是什么纸币的样子。我便直接走过去翻开来看,原来是一包苏维埃纸币,各种面额的都有,估计怎么也有两三百张。

    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员的更替,可能没有人能说清楚了,可对于苏区的历史我还是有点了解的。我的老家——福建省武平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原中央苏区所在地。土地革命战争年代,武平人民在生活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勒紧裤带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积极购买各种公债,使用苏区货币,借出钱粮支援红军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红军长征以后,不少纸币债券没有得到兑换。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作出的贡献,多次发文件,兑换群众手中遗存的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和债券,兑现政府当时的承若。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政府用真金白银偿还了战争年代所欠老百姓的债,这些从群众中兑换来的东西,就已经成了废纸。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根本就没有人会去搞什么收藏,这些作废的东西自然没有人要。我因为在县委机关工作,接受党的教育比较多,对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有所了解。虽然还谈不上什么收藏意识,却很崇拜苏区遗留文物。便淡淡地说了句:“能送我一张玩玩吗?”保管员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于是我过去翻了一下,选了一张品相比较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伍角纸币(图1),而后心存感激地回到了自己上班的地方。

图1

    这是我第一次收藏的苏区文物,但此后二十年间并无长进。直到这个世纪初,我萌发了收藏苏区文物的念头,才真正走上收藏研究苏区文物的道路。经过几年的收集与研究,2011年,我的苏区文物研究专著——《红色货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版别研究》(图2),在解放军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这本书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银币、铜币进行了详细的版别分类,共列纸币320种版式;五分铜币293种版式;一分铜币72种版式;1932年银币39种版式;1933年银币62种版式,共计786种版式。被钱币学界称之为:国内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货币研究最全面、最详细、最科学的钱币分类学说。

图2

    书出版之后,我才缓过神来一想,原来八十年代初保管员给我的苏维埃国家银行伍角纸币,是最普通,存世量最多的品种。那时候怎么那么傻,随便让我选就选个最便宜的?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从1932年7月至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期间共发行过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壹元五种面值的纸币。从发行到现在已经80多年了,各种专著已有不少,各方仁人志士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目前仍然还有一些不解之谜困惑着我。这其中有——

    冠号之谜

    从八十年代初播下收藏研究苏区文物的种子,直至二十一世纪初才萌芽。回头想想实在太可惜了,浪费了二十年的大好时光。历史没有如果,也无法追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收藏这玩意儿,什么时候开始都不迟。记得二十一世纪初我朦朦胧胧闯入这个领域时,苏区的东西还真不少。这应该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农民富裕了,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盖新房。在拆去旧房子时,常常会有意外的惊喜。赣南闽西居住都是客家人,客家人有个习惯,喜欢把东西往墙缝里塞,众多的墙缝就像一个个微型仓库,既藏进了客家人众多的心酸历史,也藏起了客家人众多的秘密物件。正是这小小的墙缝,苏区群众躲过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文物的“清剿”,也躲过了被杀头的风险。中国民间红色收藏家手里的苏区文物,大多数都是出自于这小小的墙缝。

    其实,我真是赶上了好时机。那时候,苏区文物很便宜,记得一次给江西的一位文物商人,买7成品相左右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伍角纸币(如图1)七八十张,平均一张价格是26元人民币。最贵的苏维埃国家银行贰角纸币,7品左右的也就二三百块钱。于是我不断地购买,计划存储到一定数量的时候,进行版别的研究。

    我比较习惯在收藏过程中与同行们分享收藏的快乐,研究探讨碰到的问题。好像是2003年,我在与一位多年搞钱币买卖的人,聊起有关苏维埃钱币的事时,他在大加赞许的同时,还拿出龙吉昌老先生编著的《珍稀奇趣钱币博览》一书,无偿奉送给我,支持我搞苏区钱币收藏,真让我感动之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五分券,我较早就收集到A、B、C、D、E五种冠字券。想收集齐全套五分冠字券,从1998年开始,为寻找伍分无冠字纸币算是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从闽西到赣南,从赣州到南昌,从上海到北京。打电话询问有关收藏爱好者和专家,上互联网查找,都毫无结果。2005年“五一”期间,我和几个朋友再次前往江西淘宝,由福建龙岩到江西赣州,由赣州到江西吉安,还准备去南昌市。到吉安后,我们去拜访了慕名已久的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离休干部龙吉昌老先生。他是钱币收藏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出版过《江西历代钱币图录》和《珍稀奇趣钱币博览》。龙老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老人,住在单位当时分配的并不宽敞的房子里,精神极其好,心态乐观。他知道我们来意后,从书柜拿出两本厚厚的书稿,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编写的,书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图录》,介绍了各种版别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和红军时期的各种债券,有600多个页面。拿着沉甸甸的书稿,我迫不及待盯着看国家银行纸币,尤其是无冠字伍分券。当我看完书稿才发现,其他伍分券的冠字都有多个版别,唯独无冠字伍分券只有一张。我问他这种纸币怎么才一张时,他主动跟我解释说:“一张图片都很难搞啊,我也找了好几年才发现这个事。”我把事先从书上抄下来的号码一对,果然就是这一张。我问他能不能让我看看原票,他却说这是从杭州一个离休老干部那里拍来的相片。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么稀少,难怪到处都找不到它的身影。此后,我仍然不死心,继续寻找这种无冠字伍分券,总想有偶然的发现。终于在2013年夏天参加北京钱币博览会时,从我的老朋友——著名钱币收藏家王宣瑞先生处看到实物(图3)。2017年,王宣瑞先生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四大珍品问题,撰文《中国钱币》杂志。我是这个杂志的“特聘审稿专家”,杂志编辑部把王先生的文章转发给我,让我审阅。看了王先生的文章,真是感慨良多。原来苏维埃伍分无冠字版,除了龙吉昌老先生一张照片和王宣瑞先生一张实物之外,江西省钱币学会《钱币研究》1991年第一期,刊登了王太华、刘国昆“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数量”一文,他们约在1990年,集中过手7000张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其中伍分券1000张,从中自然拣选出无冠号伍分券2张。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苏维埃伍分无冠字版就有4张了,号码分别是072947、072951、091192、121806。

图3

    从上述号码可以看出,苏维埃伍分无冠字版最大号码是121806,也就是说,当时印刷发行这种纸币的数量至少有十二万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一元纸币中,有一种A1934年版币(图4)。这种纸币非常奇怪,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目前收集到的号码如下:335511、335956、336302、337523、338430、338962、340089、349428、351069、351636、353400、353461、354257、356574、356622、356754、356764、356852、388355、398408、391891、403420、412854、412892、420549、420550、424322、434066。还有6张看不清楚号码,共计34张。从看得清号码的28张币情况看,最小的号码是335511,最大的号码是434066。也不知道000001到335510号纸币去哪儿了,成了一个谜。按目前收集到的28个号码看,当时发行数量不到十万张。

图4

    同样是苏维埃伍分纸币,B冠字券(图5)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收藏市场上很难寻觅到,目前已发现只有39张,其中有8张无法辨认号码,可辨认的31张号码如下:001070、002416、007310、007432、008470、017182、018132、019500、019548、020030、025870、026467、030640、031871、032987、033761、040811、041985、042399、044678、049548、054147、063179、064576、064590、064763、064936、065292、065763、070912、080223。最大号码是080223。也就是说当时苏维埃伍分纸币B冠字券发行八万余张。

图5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一元纸币中,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品种——1932年版背面加盖两个“A”冠字版(图6)。我将这种纸币的发现,结合冠号研究以及发行数量的研究,写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考证》一文,发表在2011年第一期《中国钱币》杂志上。目前已经收集到这种纸币(大多数是图片)36张,具体号码如下:000119、000162、000184、000275、000785、001202、001288、001903、002093、003289、003683、004722、006061、006074、006574、007101、008080、008643、008680、008825、009545、009629、009898、010424、010675、011403、011526、011614、012069、012777、013034、013125、014785、015124、015854、015901。个人认为,1932年背面加盖两个“A”字版,是1932年版编号编满后另外一种编号形式的纸币。因为这36张纸币中有32张的背面是黄色的,且都较模糊,只有4张是绿色的,且比较清晰。如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一开始印制发行的头版纸币,颜色应该是统一的。因为什么事刚开始做的时候都是比较认真的,不可能产生这样两种颜色的现象。后来我又收集到1932年一元券9字头以后和1933年版1字头以前的纸币资料,背面也是黄色的,说明加盖版纸币是1932年后期印制的纸币。这36张纸币中,最大号码是015901号,也说明当时发行这种冠字的纸币没有超过二万张。

图6

    问题来了。上述4种冠字纸币当时为什么发行这么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编码使用的是6位数号码机,一般地说,印制编号一种冠字的纸币(少一张)是一百万张。而无冠字苏维埃伍分纸币只有十二万余张,A1934年版一元纸币不足十万张,B冠字版纸币只有八万余张,1932年背加盖双A版纸币不到二万张。与正常编号发行纸币情况相差太远,不符合逻辑,让人费解。

    数量之谜

    大家都知道,研究纸币的冠字与号码,是解开纸币印制数量的钥匙。第一次公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发行数量的是王太华、刘国昆先生。他们在江西钱币学会第二次年会上介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共发行伍分券410万张,壹角券580万张,贰角券210万张,伍角券790万张,壹元券290万张(江西钱币学会《钱币研究》2001年第2期第37页),总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纸币805.5万元。这与时任国家银行会计科长,解放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曹菊如同志,回忆苏维埃国家银行总量印制发行了800万元货币,基本是一致。这种本来没有悬念的结论,却被研究国家银行纸币冠号的人,又打上了新的问号。

    我们来看看王宣瑞先生的研究。王先生从2012年9月开始,在钱币天堂网、中华纸币网等,发起了统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有关数据的活动,得到了海内外新老藏友数百人次的大力支持,参与者过眼过手纸币上万张次,数据持续更新,点击率累计达到5500人次,有效回复370余人次,直到2015年底,各项数据才趋于稳定。又经过两年多的沉淀和分析,五年多的时间,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种面额28种冠号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伍分券:无冠072947、072951、091192、121806共4张
    A冠最大号882806    B冠最大号080223      C冠最大号982897
    D冠最大号999061    E冠最大号975135

    壹角券:正面号最大号798786 背无冠最大号991583    A冠最大号606447   
    B冠最大号991822    C冠最大号998358      D冠最大号940813

    贰角券:1932上编号最大号981305    1932最大号322573     1934版最大号776456

    伍角券:双排号最大号993291         单排号最大号998723    A冠最大号99895  
    B冠最大号999260            C冠最大号998454      D冠最大号988230
    E冠最大号995415            F冠最大号901592

    壹元券: 1932最大号999767      1932AA版最大号015901      1933最大号999445
    1934最大号996645      A1934最大号434066

    这里有3种冠字的纸币是很少的,按统计号码推理,当时发行1932年背面加盖两个“A”字券15901张;伍分“B”冠券80223张;伍分无冠券121806张。     

    除此之外,伍分A冠最大号为882806;壹角正面最大号为798786;壹角A冠最大号为606447;贰角1932年下编号最大号为322573;贰角1934年最大号为776456;A1934年最大号434066。

    事实上,当时纸币发行的数量与几十年后收集的数字会存在一定的差距,一般情况下,后收集数字会比较少一些。除了上述特殊的3种冠字情况,以及末尾冠字号码可能没有编完情况外,正常按照每个冠字一百万张概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共印制纸币,伍分券410万张,20万元;一角券600万张,60万元;贰角券210万张,42万元;伍角券790万张,395万元;一元券344万张,344万元。总计约86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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