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笔者认为，因事件发生时间已经久远，记忆模糊在所难免，或许当时耿飚在发言时确实讲的是“12月20日”。他的发言在1994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之前，或许已内部印发过，如编印座谈会文集之类，以至许多作者都引用“12月20日”的说法。《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刊登文章十分严谨，尤其是涉及重大党史问题都要严格把关。因此，耿飚的发言稿刊登在《人民日报》时已经经过了4年的慎重考虑、考证，一时弄不清楚橘林谈话的具体时间，就把当时讲的（假如）“12月20日”这个确定数改为概数“12月下旬”，具体时间留给后来者考证。因此，很多书籍引用的可能是之前的内部资料，后来的转引者因未看过《人民日报》的文章又不加进一步考证，就引用了最初的资料，以至造成很多书籍讲到这件事时都沿用“12月20日”的提法。只有傅建文所著《红一方面军长征纪实》经过了认真的考证核实，才准确地界定在“12月30日”。

    希望今后讲到这件事时，引用者都应当以《人民日报》刊登的耿飚的文章为准，时间则以傅建文所著《红一方面军长征纪实》考证的“12月30日”为准。过去所出版的有关书籍，尤其是《张闻天年谱》《张闻天传》《毛泽东传》等，在再版时对张王黄平橘林谈话这一事件的时间应当统一更正为“12月30日”，以还原历史本来事实，正确引导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