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胜利闭幕，肩负着全党赋予的重担，拖着多病的身躯，父亲开始了他人生最后几年为新中国奠基的拼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为了争取经过和平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8月25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新增选的书记处候补书记陈云、彭真以及从重庆回到延安的王若飞等一起，经过一整夜的讨论，反复权衡利弊，最后作出了同意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动身，立即前往重庆的决定。为了巩固我党的地位，毛泽东作出了把我党的力量集中在华北、山东和陇海路以北至内蒙古一带，并力争东北的极为重要的战略安排。

    8月28日中午，父亲和大家一起来到延安机场送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等飞赴重庆。随后，即与刘少奇、朱德、陈云及彭真组成以刘少奇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肩负起配合重庆谈判期间调兵遣将、派员赶赴东北开辟工作的任务。这期间，父亲夜以继日地与刘少奇等共同决策并起草文电、与奉命离开延安的干部谈话等，实施我党在军事方面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

    这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可谓一手和谈，一手武力，革命的两手对反革命的两手，我党在军事方面作出重要战略决策，有力地配合了和谈。

    日军投降月余，蒋介石即调运37个军，73个师的兵力，沿平绥、正太及平汉路向解放区进犯，企图夺取华北、占领长江以南地区，分割解放区，打开向东北的通道，并依靠美国的军舰和飞机向平津及青岛、秦皇岛运兵。面对蒋介石边和谈边大举向北调兵的局面，9月17日深夜，经过白天政治局会议的深入讨论，刘少奇、朱德和父亲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为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毛泽东与周恩来当日即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

    方针确定之后，是紧张的调兵遣将。经过一周的努力，9月26日，中央书记处预计，在一个月内，我们军队在冀东可集结八至十万人，各方布置妥当，两个月后有把握进行作战。在当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父亲说：“我们控制东北将是远东和平的保障。”掌握东北是极重要的问题。掌握了，可将中国革命提早若干年成功；掌握不了，可能延迟若干年。“只要掌握东北，别的地方失掉一些也没有什么。”在这里父亲又一次重申了他在“七大”书面发言中对“力量”的认识，说：“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和蒋介石的力量竞赛。”毛泽东后来则说：“这是有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调动军队。”

    其实，早在8月底决策酝酿之中，父亲即为书记处拟电致吕志恒、柳云光、邹大鹏、于克并中共山东分局：“同意由胶东派一批干部经海道去东北开辟工作”；9月上旬，又召集中央青委冯文彬、蒋南翔等谈话，要他们迅速组织青年工作队去东北开辟工作，说：东北革命的胜利将会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东北青年在伪满统治下十四年，他们有强烈的爱国心，但过去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像黑屋子里的人骤然跑到阳光下面，一时不容易认清自己的方向，因此我们很迫切地需要到东北去做团结和教育东北青年的工作，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到东北后，可以相机组织“民先”、“青年团”一类的先进青年组织。

    9月14日下午至次日凌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沈阳卫戍区司令员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

    9月18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贺龙、林枫、吕正操、李井泉、彭绍辉的指示电，指出，开辟东北工作，争先组织武装、发动群众，以便能掌握东北，是当前党的最大任务。望林枫从已到晋西北及能从晋西北派往东北的干部中挑选一二百精壮而重要的中上级军政干部，经古北口或山海关坐火车赶去东北；吕正操率一个营兵力取捷径赶往古北口或山海关，坐火车往沈阳方向……

    在延安的许多东北籍的干部整装即行。担任延安市青救会宣传部长兼俱乐部主任的褚志远加入东北干部团，行前曾到父亲那儿辞行。他回忆道：

    我到枣园去辞别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和蔼可亲地询问了我的近况，得知我将带爱人肖梦和不满两岁的孩子延风赴东北，关切地说：“去东北的路程很远，相隔这些年，那里情况不甚了解，把孩子交给党中央和我，别带了。等到那里打开局面，站稳脚跟，中央负责把孩子给你们送去。”我告诉弼时同志，中组部通知我必须带小孩，组成东北干部团第十一中队家属队化装挺进东北。弼时又问：“你和肖梦同志带孩子赶路不方便，有牲口吗？”我回答“没有”。弼时同志又问：“还有什么困难吗？”看到我不肯提困难，他笑了：“咱们都是一无所有，我知道困难是很多的，好吧，我给你写个条子，到中央办公厅找赖际发同志，让他批你一点钱。”说着，提笔写道：“赖际发同志：宗池(褚志远的化名——作者)同志东北人，组织决定他和他的家属同东北干部团挺进东北，请你拨给银元三十块。”写到这儿，他突然停下来，望着我问：“你还需要什么物品吗？”我爱吸烟，突然想起这么远的路程，没有烟，可真够我这个烟鬼受的。我刚吐出“烟”字，弼时同志哈哈笑了：“好！”又加上一笔，“请再给一大包好纸烟。”他一边把批条递给我一边说：“烟不是好东西，青年人最好不吸，当然这次行军路程远，少吸一些也可以，但要节制。”临走时，任弼时同志连连嘱咐我说：“你是东北干部，又是青年人，10年没回家了。到家乡后，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要戒骄戒躁，万不可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想法。我党在那里的威信很高，要为党多做工作。”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但东北的斗争和全国的斗争还很复杂。那里的生活也很艰苦。还要保持延安的生活、工作作风和党的光荣传统，要有足够的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要有长期斗争的准备，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不日，领到钱和香烟的褚志远准备了长途行军的行装和驮小孩的毛驴，随东北干部团徒步离开延安。

    时光迈向1946年，华夏大地在密云不雨之中。元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尽管如此，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基本意图仍然是通过战争来削弱直至消灭人民革命力量。蒋介石正利用这段时间加紧部署全面内战。我党十分警惕内战的危险，同时，非常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毛泽东向中共各级党委和所属部队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为此，父亲花费很大精力投入到研究制定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及财政经济工作方针。

    3月15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草案。父亲首先发言说，目前在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以清算方式迫使地主赔偿积欠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了，以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的标准来看，这个运动是“左”了；以群众运动现在的标准来看，限于减租减息的办法是右了。摆在党面前的问题，不是责备同志，而是“是否批准群众这种运动”。父亲认为，在克服目前群众运动中存在的侵犯中农利益，对富农、中小地主过火斗争的缺点的同时，用彻底的减租清算的名义争取在今年之内基本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对于“巩固解放区是一个重要步骤”。

    会后，父亲还和各解放区来的负责人邓子恢、薄一波、黎玉等一起座谈调整土地政策的问题。接着又广泛进行土地问题调查，在研究若干自然村土地分配情况和阶级状况变化的基础上，总结出：不侵犯中农利益、不要过于侵犯中小商人、杀人要经过法律手续，反对过火行为等政策界限及加强部队干部政策教育、反奸清算之后要公平地处理斗争果实等等思想。这些思想在此后不久中央颁布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中得到充分体现。

    从4月下旬至5月初，父亲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负责人财政经济工作座谈会，并对解放区的经济建设系统地提出意见。在研究山西、河北、山东及华中各解放区情况的基础上，会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父亲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这一重要文件。

    文件明确规定目前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发展手工业，创办必需的轻工业，逐渐恢复现有的重工业，争取解放区在经济上逐渐走到自给。”指出发展农业经济仍然是发展解放区经济的最主要环节；要吸引民族资本以至外国资本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经济，防止过“左”的劳动政策，允许外国资本家来投资，办企业。在财政上，要严格实行中央精兵简政方针，力求紧缩开支，整理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方针是：“求得物物等价交换”，对内应采取自由政策。在金融问题上，应争取地方设立银行，发行地方性票币。

    文件最后特别强调：“发展解放区经济是全党当前一个极为重大的任务。”“我们若不能在经济上表示我党组织经济的力量，若是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无能，则不独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而且一定要丧失我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战线上的无能与失败则将导致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并提出“全党必须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教育，要使党内许多有能力的干部转入经济建设和斗争的战线上去。”

    不久，因为局势突变，此文件未下发，但从文件中制定的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及思想，可以看出父亲的远见卓识。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完成战争准备后，立即翻脸，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以及海南岛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但国民党当局没有立即宣布停止同中共代表的谈判，企图用谈判掩护其军事进攻。并在谈判中提出种种无理条件，迫使中共终止谈判，以把分裂和内战的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这使在一段时间内主持中央工作的父亲倍加繁忙，密切配合周恩来同国民党的假和谈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8月6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周恩来转达蒋介石提出的恢复政治谈判的五项条件。这是五项实际上要求中共投降的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代表团的拒绝。于是，8月1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国共争论的根本问题“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调处”失败。周恩来当日致电中央，陈述对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后的形势分析和应付的总方针与办法。12日，父亲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同意代表团对形势的分析和应付的方针及办法，阐明中央对时局发展的预测及原则：“今后将有一个时期是大打大闹时期，而主要是靠打得好，消灭蒋力量来解决问题。”并要周恩来“关于半年多以来，特别是六月以来国共谈判经过，请你发表一适当谈话”。中央的复电，进一步坚定了代表团的分析与应付的方针。

    9月29日，美、蒋再耍武力迫胁为背景的和平攻势。国民党军队分三路开始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发起进攻。

    为统一全党思想，10月3日在延安由父亲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两日前起草的党内指示：《三个月总结》，确定对蒋介石的对策。

    父亲概要地分析内战发生以来我党的工作，揭露了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明确了今后的任务。他说：过去三个月，国民党打弱了，我们打强了，丧失了地方，但队伍加强了，老百姓的认识提高了，信心提高了。蒋介石占领了不少解放区，增兵攻打张家口，征集新兵150万，目的何在？这不是要和平的样子！要我们参加政府必须遵守政协决议，退出1月13日停战命令占去的地区；复员1月13日以后调动的部队。“只有这样，才谈得上改组政府和召集国大”，否则所谓“和平是假的”。父亲说：我们不要上当。过去3个月我们消灭了他25个旅，但他还有优势，如果按毛主席提出的设想，今后3个月，再消灭他25个旅，我们可转入反攻；反攻后再消灭他25个旅，双方力量平衡，“要真正达到休战和平，必须打破其优势。”要提高信心，已失掉些地方，可能还要再失掉些，如张家口、哈尔滨、邯郸……“我们能守的即守，有的不必死守，如张家口，而是要争取主动打击敌人。”最后，父亲说：既然蒋介石和平是假的，“和、打，我们打定了！”为了支持战争，他强调，要扩大部队，训练民兵，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发动群众的工作等。

    就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日，司徒雷登向中共代表团提出4项建议：(一)同意国府委员名额中共9名，民盟4名；(二)提出国大代表名单；(三)撤出苏北；(四)撤离大同附近。中共代表团董必武即将此电告中共中央。接董电后，4日，父亲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了给周恩来、董必武的回电：蒋既已进攻张垣，则我应表示一切不谈，对马歇尔、司徒雷登退出调处的姿态，亦不必表示挽留。如蒋停止攻张垣，可同意召开3人会议，并在会上坚持无条件恢复1月13日前双方军队的位置。根据此电示精神，当日周恩来即提出：停止进攻张家口及其外围，关于军事上3条建议和实施政协决议的8条建议，由王炳南口头转告司徒雷登，以回击蒋介石此前提出的和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