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为仲秋，气象寥廓。由昆明市官渡区延安精神学会知青分会倡议，为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毛主席逝世40周年，我们云贵知青200人专程到延安，中途选择梁家河一站，并拟举办红色历史文艺活动。一路上，天似泼墨，细雨霏霏，大伙担心活动搁浅。谁知9月8日到达天公睁眼，晴光明媚，凉风习习，游客纷至沓来，一辆辆别致的电瓶车不停地运送。在村中的小广场，我们的《长征组歌》、《红太阳照边疆》等20个节目顺利演出，围观的游客和村民因开了眼界，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上场的知青演员，包括我在内，实际上没有文艺细胞，仅跟着一面红旗跑跑龙套，唱几句歌词，也就心满意足似的。一顶八角红军帽，搭配一件印有“知青”的T恤衫，当然不伦不类，可是一个个都不在乎，要的是神似一回生平倾慕的“长征战士”就行了。以致演完，头上一直戴红军帽，舍不得脱下。忙碌中主办方负责人陈波经理喜孜孜的，一再说：“太好了，托毛主席的福！”

    在大伙心里，延安同广漠光秃的黄土高原，奔流咆哮的黄河水和巍然屹立的宝塔相连。在延安2.6万多北京知青中，高干子弟和名人之后占相当的比重，他们以极大的勇气随乡入俗，为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1970年春，周总理从中南海几个知青中了解到当地困难状况，立即以国家名义要求北京市委对口支援延安建设，新办“五小工业”，并派出大批带队干部加强知青工作。这年冬季，一场以“兴修水利、平整土地”为中心的农业大寨运动顺序展开，10几个县的村庄都不愿落后，其中包括梁家河，“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

    远道而来的我们云贵知青浩浩荡荡走近梁家河。视线中，接连不断的乡土景物、田野风光带来了纯朴之乐与天生风韵。大伙一面走，一面细观近景，一面争相交流愉悦之情。顺势而筑的的水泥道宽窄适度，葱笼的岗峦时而卓然挺立，时而相互依偎。路边大片耕地种着药材，下块接上块，次第而列，土埂横竖规则，“大寨田”的痕迹尚存。村舍砖屋、红色的路牌和布标掩映绿荫里。演出的小广场，餐饮店小卖部排列在四周，地面洁净，见不到别处高楼下吆喝顾客的嘈杂和尖利刺耳的流行乐。昔日的荒瘠在梁家河人手里，变得可人的青葱宁秀，然而这效果得之于自然天成。

    老支书梁玉明是我们最想见的梁家河人，一位无私心、颇有见识的真共产党。习近平1969年年初插队这个村子，那时不到16岁。当时入团写了好几次申请书，1972年才得以批准。村里的领导班子团结，社员有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较多，社员平均吃粮500斤左右。可是地处偏僻，资源匮乏，工副业少，工分值较底。集体经济要发展，需要一个大的突破与嬗变。当时大队支书梁玉明，30岁左右，经过深思熟虑，在1973年春建议支部发展习近平入党。他认为：“习近平，有文化，肯出力，为人处事稳重，思路开阔。”支委会研究后，他找习近平谈话，习近平感到突然，自己刚入团一年就写入党报告，是不是太急了？还有自己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我这种人能入党吗？梁玉明回答的话很明确：“你不要担心父亲的问题。组织上认为你够条件你就可以写了！”当申请报告交上去，公社党委书记训斥了一通：“你好大的胆！习近平这样的人能入党吗？弄不好要掉脑袋的。”梁玉明支书一心想自己是为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村子的发展，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就毫不退缩地直说：“不是我梁玉明胆大，而是毛主席胆大！毛主席说过‘重在政治表现’，习近平下乡5年，样样活干得好。这样的好后生不入党，谁能入党？”不久，继任的公社党委书记多次在会上要求对知青们生活上关心，政治上培养。梁玉明听了很高兴，动员习近平写第二份申报报告。习近平不无顾虑地说，公社不是刚退回来吗？马上就写不是太快了？自己还年轻，需要继续锻炼，接受组织考验，等过一段时间再写。经过梁玉明支书的坚持，1973年12月，习近平的申报通过了。次年，梁玉明又主动提出习近平任大队支书，自己退当副手，共同抓好工作。他是回乡知青，年纪30岁，也想干一番大事，可是感到习近平更优秀，更有条件当好大队支书！——这类“立党为公”的感人一幕在城乡较多，因为整个社会会认同，以此为荣。当时，毛主席提出：“要把沼气的事情办好！”习近平自费跨省四川绵阳学习，回来大张旗鼓建起全省第一口沼气池，在土墙上绘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醒目图画。梁家河也有名气。村里兴建的“知青井”、“知青淤池坝”、“大寨地”开始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地貌。

    梁家河的村史展览室，绿叶扶疏。通过一份份久历年代的文件、实物和照片，更进一步地了解该村艰苦改造旧面貌的往事。知青和干部社员共创的硕果，没有随光阴逝去而音讯无踪，40多年后亦历历在目。感谢梁家河把那个火红的大时代，真实地保存并再现出来，我心里此刻涌现钦佩之情，眼睛悄然湿了。

    置身那个伟大时代的习近平，没有辜负梁家河党支部的期望，按照“以粮为纲，工副业全面发展”的工作思路，依靠集体的力量新办一批集体企业。一是建磨面坊。过去成升成担的玉米、麦子和糜子是用木棒搥，石磑或石碾来回磨一天半天，吃不上几顿又完了。现在“吱—吱—”机器声里流水般倾泻出来，省事多了。二是建缝纫组。陕北冬季没农活，婆姨们更是在家纱纺织土布，衣襟大腰裤全老式样。现今市面上有什么新款式新花色，不用跑县城、州城，村里居然做出了，一位位婆姨姑娘漂亮多了，还接了县幼儿园的活做童装。三是建铁业社，将有手艺的社员集合起来，加工生活用器和各式农具，提高劳动效率。离土不离乡的社员仅得十分工分，每年创造一、二万元的集体收入。四是争取县供销社的支持，新办代销店，加快村内外的货物流通，偏僻村子活跃起来。习近平和社员们一步一个足印，卓厉前行，在耕耘的土地上栽下第一排共同富裕的树苗，施肥浇水……。40多年后，老支书梁玉明重提这段历史，还自豪地说：“原先村里的年终分红十分工分一角伍分钱，后来提高到三角，翻了一倍。真是一年一个样，两年大变样！”

    在上山下乡大潮中，不乏匆匆虚度年华的过客，但是同习近平一样干得有声有色、为农村增华添彩的知青，在全国各地涌现一大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全国进入基层领导班子的知青，1974年，29.3万，占百分之4.3；1975年27.7万，占百分之3.6；1976年32.5万，占百分之4.0。加上入党入团的，可以说全国有上百万的知青领导骨干，在农村边疆第一线锻炼成长，发挥巨大作用。现在中央省部级干部有百名知青，有其内在的逻辑，不是天上凭空掉下栋梁。那时，全国创建数十万个集体企业，形成新中国的机械化、工业化的第二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