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孙奎连是大连甘井子区优秀共产党员，区政协委员，同时还兼任3所大学客座教授。是一位拥有数千万元资产的中国机械行业的领军人物，他年过半百、三世同堂本该颐养天年。然而，2006年冬，他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回到35年前插队的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先后成立了野狍驯养繁殖、经济林和食用菌三个专业合作社，并担任了镇鸡冠山村村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他自己投入了300多万元，却一分工资也不拿，他承诺奋斗8年让这个贫困的革命老区，柏油路进村，闭路电视、电脑网络入户，实现了全村人均1万元的收入。2009年被内蒙古草原人民评选为第二届“感动内蒙古十大人物”，全国一百个优秀党支部书记、全国绿化模范……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他的事迹被乌兰牧骑剧团改编成现代评剧《情在山乡》，拍成电视片《远山的呼唤》，在内蒙古引起轰动。
    当人们问他：“来到这穷山沟，图什么？”
    他回答：“来这里就是图个感恩，图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我叫孙奎连，来自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是大连三兹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和大连三兹和休闲农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现在，我还是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鸡冠山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可我，却因为42年前，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来到了内蒙古偏远的山区鸡冠山插队。从那时起，就把我的一生和“三农”结下了不解之缘。事情，还得从1970年初的冬天说起，那一年我跟随父母110医疗队，从大连来到内蒙古宁城县，当时我只有15岁。  

    “老村长”送我上大学

    1972年我高中毕业，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插队来到了内蒙古原昭乌达盟宁城县西部一个偏远的革命老区—鸡冠山大队，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著作，是我当“知青”时经常组织学习和对照检查自己、并指导我一生，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老三篇”。

    是《为人民服务》教会我怎样团结和带领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点知青们，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扛起“农业学大寨”的旗帜，战天斗地，为巩固农业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那时，我们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父母，第一次远离城市繁华的喧嚣，在践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过程中，努力改造自己。蹉跎岁月，尽管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们广大知青能够在困难的时候，看到的是成绩，看到的是光明，提高的是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在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特殊年代，我的家庭成份比其他同学高。在我心灵深处，始终隐藏着一种与其他同学不同的自卑感。可老区人民却以宽大的包容心，把我这个从城里下来的“知青”，当作自己的孩子。

    在劳动中，他们手把手的教我干农活；生活上，他们向父母一样关爱我；我生病的时候，他们从家里拿来连他们自己都不舍得吃的鸡蛋和豆包，让我们改善生活。

    为了报答他们，我总是捡最苦、最累的活干。逢年过节，别的“知青”都回家了，我坚决要求留下来，参加农田大会战。久而久之，我和老区人民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由于我的表现，得到大队党支部的认可，破例在“知青”中第一个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开始，青年点里的同学，对我的表现有些不理解，他们私下议论说：“咱点长这么积极，还不是为了有机会第一个走”。我听说后，就当众承诺：“我绝不先走，把你们都送走后，我最后一个走”。   

    在以后的日子里，招工、提干、上大学的指标一个个接踵而来，我一次次放弃了离开的机会。当40多名“知青”一个个都离开了鸡冠山的时候，老支书孙瑞把最后一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给了我，才结束了我三年的“知青”生活。

    上大学后，我通过知识的学习和积累，逐渐改变着我的志向和追求。我记得曾给老支书写过这样的一封信：“虽然我离开了鸡冠山，但我仍是鸡冠山派出学习深造的一员，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把所学到的知识，用于改变鸡冠山的落后面貌”

    大连开发区的“包装大王”

    1978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辽宁省农机工业公司工作，我学会了和工农打交道，我经常因工作需要到农村去搞调查研究。因为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了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之后，农民的承受能力希望买到什么样的农业机械。回来后就写成调研报告，为辽宁农机工业的调整转型、升级换代，为农民提供适用农业机械提供了决策依据。

    1988年我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春风，成为第一批“下海”人。那是一个既要看到困难，又能看到光明，更需要提高我们勇气的年代。在大连，我先后创办了“大连三兹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和大连三兹和休闲农庄有限公司。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把“为人民服务”又赋予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内涵，写进了《宪法》和《党章》。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这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我履行职业操守和职业行为，检验真、善、美的衡量标准。

    在“下海”经商的日子里，我先后发明了包装机械十五项专利技术，研发过农业粮食小包装、果蔬气调保鲜等包装机械，起草过《收缩包装》、《拉伸缠绕包装》等三项国家标准，被中国包装技术协会评为“全国优秀包装企业家”， 被“大连大学”包装学院系聘为“客座”教授。
为发展观光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我还在大连第一个把农业资源同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创新了樱桃采摘旅游项目，转变了农民发展思路，带动了大连樱桃采摘旅游产业的发展，成为辽南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使樱桃采摘走向“国际樱桃节”。我的公司也被大连市政府评为“带动农民致富企业”、被国家旅游局评为 “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我的农庄接纳了大连甘井子区政府外来人员的隔离任务。在这个“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非常时期，《为人民服务》中“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一新时期的“生死观”，又一次激励了我。非典过后我的公司被大连市、区政府授予“抗击非典特殊贡献奖”。

    然而，随着生意一天天做大，鸡冠山在我的心底被多次唤醒，始终是我留恋的第二故乡。因为我明白：是这个小山村给了我人生第一笔“精神财富”，才使我在以后的艰苦创业中淘到了“第一桶金”。为了回报，我曾4次回到了鸡冠山村，看望哪里的乡亲们。1997年我带着妻儿，第一次回到了阔别22年的鸡冠山，看到这里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通村的路还是那么坑坑洼洼，农民的家仍然是低矮的土房，山上的树比过去更荒秃了，村民吃水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小学校也成了摇摇欲坠的危房。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当即我把随身带来的2万元，捐给了小学校。回到大连后，我又给鸡冠山寄去1万元钱，用于修路。并联络在大连、沈阳、辽阳的“知青”，第二次回到了鸡冠山村，为他们捐了一大卡车衣物，“每人两件衣服。走进4队一户人家，我们几个老知青都掉泪了，家里太穷了。我拍拍他家儿子的肩膀说，‘这个孩子我带走吧。’”我把那个孩子带回大连，让他当了工人。

    2000年，我第3次回到鸡冠山。为解决老百姓吃水困难，我联系时任宁城县委副书记赵宗源和宁城县检察院检察长宁兰生同学，协调县里8个涉农部门，争取到资金4万元，为乡亲们通上了自来水。

    2004年，我和宁城县高中毕业的同学第4次回到鸡冠山。当我看到山上水土流失，一道道沟壑时，就同随行的同学商量，决定把村里的荒山承包过来，建立“知青林场”，帮助村民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想法未能如愿。

    我回去，帮他们三年

    2006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78岁的老书记孙瑞，再也不忍心看到鸡冠山的落后面貌。他就想到了我。在新上任村长褚宝峰的陪同下，带着鸡冠山的小米，带着老区人民的渴望，不顾一路疲劳，来大连找到了我。

    交谈中，他们围绕着鸡冠山的现状说明了来意，“最初只是想让他帮着想想鸡冠山的出路，另外也想要俩钱。看我在大连生活那么好，想都不敢想把我请回去。”老“村长”回忆说。“那一天，我和‘老村长’一直聊到深夜，他卸任后，鸡冠山前后换了7届班子，拖拉机卖完了卖树，树卖完了卖山，山卖完了卖沟……集体名下的财产都卖光了”当老支书含着热泪，语重心长的对我说：“鸡冠山贫穷落后的面貌再不改，我死不瞑目啊！”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当天晚上，我把家人叫到一起，对他们说：“我想回鸡冠山干三年”。妻子听后非常惊讶的说：“什么？那哪行！那边条件很艰苦，你吃的消吗？不如给点钱算了”！我说：“根据鸡冠山的现状，恐怕光靠给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妻子倪艳荣也是随父母从沈阳到赤峰走“五七”道路的“知青”，我和她是大学同学。多少年来，她最能理解我对鸡冠山村的情结，最终她还是支持了我的想法。

    2006年11月15日，我把公司交给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把农庄交给了妻子。自己又重新回到了阔别35年的鸡冠山村，开始了我人生第二次“上山下乡”。在美国考察时，我用定位仪寻找鸡冠山的位置；在大连，按照鸡冠山村落布局规划建设自己的农庄，建设鸡冠山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梦。鸡冠山坐落在宁城县西部大山深处。全村占地总面积6.5万亩，其中耕地只有1650亩，人均水浇地0.3亩，其他全部靠天收。300户人家，1208口人，年人均收入不足1600元，一些村民举家搬迁到外地。集体非但没有一分钱的收入，还外欠款9万元。全村30多名党员，却选不出一名党支部书记。在这样一个困境下如何带领广大农民走出贫穷？

    答案还是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告诫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到鸡冠山后，我用了8天时间，把鸡冠山的山山岭岭、沟沟岔岔走了个遍，踏了个遍，深入农家和农民交谈。这一圈走来，一个新的鸡冠山蓝图，在我脑海里孕育产生。

    很快，我请来赤峰市林业研究所、大连市经济林研究所、朝阳市全禾食用菌研究所的专家，对鸡冠山产业的发展进行科学论证，并亲自起草了《鸡冠山新农村建设十年发展规划》，提出了“三年雏形、五年见效、八年脱贫、十年初步建成生态型新农村”的发展目标。

    村里人均只有一亩山坡地，小块地连驴都上不去，种玉米一年收入不过千余元，改种果树，收入就翻好多倍；树间可以养木耳，一亩地摆放一万袋菌包，年产干木耳800到1000斤，废弃的菌糠又可以做饲料……

    重返宁城当“村官”

    在村民大会上，我把我的想法介绍给村民，“3年雏形、5年见效、8年脱贫、10年初步建成新农村”……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一个鼓舞人心、说到他们心坎里的《规划》，他们甚至不相信这是真的。有人说：“即使《规划》再好，没个能人来带领，还是一纸空谈”。还有人说：“三年后产业建成了，你回大连，我们还不是照样受穷”。这时，一个老党员突然站起来喊道：“干脆！你就当俺的书记吧”！ 话音刚落， 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我赶紧跑到屋外，平静一下自己的情绪又回到台上，对乡亲们说：“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当不当书记这是组织上的事，但我可以向你们承诺，我决定把原来要干3年的时间改为8年，实现咱全村年人均收入1万元的目标后，再回大连。如果完不成，我就继续做”。
为了解决经费困难，我从大连给村里带来了三辆汽车、4台电脑和电视、卫星接收机；拉来了3卡车铡草机、脱粒机、发电机、小拖拉机和深井泵等农机具；拉来了桌椅、被褥等生活用品；村里没有经费，我让儿子每月寄来5000元，用于办公经费和日常支出。

    为把农民组织起来，我们先后成立了“宁城寒富苹果专业合作”，“鸡冠山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宁城塞外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和“鸡冠山生态旅游专业合作社”。全村几乎家家都参加了合作社，有的还是三、四个合作社的股民。

    那个冬天，鸡冠山全村会战，平整山坡地、打井、铺设山林滴灌管道…… 甘井子区政协委员们被我感动，为鸡冠山村捐款15万元。我又跑到宁城县里，争取到1300亩退耕还林资金，雇了拖拉机，硬是把1000多亩荒山平整为梯田，种上果树…… 鸡冠山村成了宁城县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大连果园里的微喷灌和包装机也被他拆下来送给合作社……至今我个人已投入300万元。

    2009年，村委会换届，我当选村主任，决定：在鸡冠山干满10年，把10年规划完成再走。

    到去年，鸡冠山村共打机电井25眼，建成食用菌菌包厂、颗粒饲料加工厂、饲草加工和塑料制袋厂4个村办企业。栽植文冠果、苹果、核桃等经济林3000亩。

    为了转变农民观念，我们多次组织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到大连、朝阳、牡丹江等地，考察学习果树和黑木耳种植技术。回来后组织全村村民开展传统玉米种植产业向果树经济转型的大讨论，统一了观念。从2006年底，8个村民小组为发展果树，一改“猫冬”旧习，打大口井8眼。2007年春全村开展了7天农田大会战，每天都有200多名男女老少跋山涉水，开着三轮车自愿义务献工，其中有的还是抱着吃奶孩子的妇女。

    8年来，鸡冠山在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下，在连续遭受3年干旱，2次洪水的灾难下，全体村民的齐心努力和上级各级政府的扶持，在8年时间里，我们先后争取和完成国家各项扶持项目资金达1600余万元。 

    林果合作社坡地改梯田1000多亩，打机电井25眼，铺设引流管路15000米，新上果树滴灌1500亩，今年，鸡冠山果树全部进入了结果期，平均每亩苹果可新增收入1万余元。

    食用菌合作社林下露地栽培黑木耳获得成功，每亩可增加菇农收入1万元；

    养殖合作社新建圈舍5000平米，争取基础母牛项目150头，昭乌达种羊20余只，平均每头牛可获效益3000元。

    为发展循环经济，全村建立起“林果—养殖—食用菌”“三元农业”生态循环系统，正在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

    为发展村集体经济，村里还筹资创办了“微小企业创业园”。新购置了年产5000吨的颗粒饲料加工机组、年产200万袋的食用菌菌包生产机组、新上了生物秸秆饲草压捆机组、秸秆颗粒密质燃料加工机组、生物有机肥加工机组；新创办了制苹果箱，制苹果套袋、食用菌菌袋以及1000吨苹果冷藏库等涉农企业。2009年我被内蒙古草原人民评选为第二届“感动内蒙古十大人物”

    为做好人民的勤务员，我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我工作成效的衡量标准。坚持以民为本，从群众最需要解决的事情做起。恪尽职守，不辱使命，毫不走样的把党的方针政策畅通到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 “神经末梢”。

    8年来，我们时常给全体党员、村干部上党课，向他们讲述党史、党章、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新制订“反腐倡廉”各项制度20余项；处理不合格党员、干部3人，新发展党员10名，纯洁了党员队伍。村党支部发展成产业党总支；一个曾经选不出支部书记的基层组织，发展成在全县最具战斗力和凝聚力的产业党总支。2011年我自己也在全国“创先争优”活动中，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在民生工程建设上，全村新建沼气池100户；新建便民架桥4座； 新建防洪堤坝1000多米；通村、通组土路也新建成水泥路14公里；全村百分之九十五农户都吃上了自来水；宽带、闭路电视也已施工进村，鸡冠山村也有了自己的网站jgsc.cn。

    当年破旧的“知青”大院，拔地竖起两层新的村委会办公楼；农民有了文化活动中心；有了方便生活的便民小超市；有了宽敞明亮的医疗室和图书室；党员有了远程教育培训基地；饭后茶余，农民还可以在自己的休闲广场用健身器健身、打蓝球、看露天电影。

    看到村里这几年的变化，老书记孙瑞高兴地对我说：“你们这几年干的，是我过去想都想不到的，这下咱鸡冠山可有盼头了”。

    再下乡的酸甜苦辣

    回想我刚来鸡冠山时，生活上有很多不习惯。村里不通电话，手机没有信号，更不用说网络。食宿条件很差，房间里没有电视，没有洗澡热水，没有洗手间。有时还经常停电。一个人住在寒冷、寂寞的村部里。

    可想起在大连的妻子，一个人要承担家里的一切，管理着300多亩的山庄。三层楼的别墅里只住着她一个人。

    有一天深夜，妻子给我发来短信，寻问我的身体状况。当我问她：“你怎样”时，她只给我回了两个字“孤独”。

    有一次，我正准备从大连乘火车回鸡冠山村，突然母亲打来电话说：“感觉头晕，很不舒服”。我和妻子赶紧驱车把母亲送到医院，经检查得了脑血栓。安排住院后，我赶火车的时间快到了。这时，我很犹豫，是留下来照看母亲呢？还是回鸡冠山？母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她对我说：“你回去吧，有她们呢”。妻子接着说：“你走吧，这儿有我呢”。那一次我是含着眼泪走出了医院。

    鸡冠山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和全国同样面临着深层次矛盾的凸显。如：过去长期遗留的不符合程序规定变卖的荒山；依靠家族势力评上的低保；破坏生态建设的违规放牧；公章、现金、账目一人管理容易产生腐败的温床；为了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不惜损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等这些不和谐的因素，都不同程度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处理好这些矛盾，使其转化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是考验我们党在农村基层组织政策执行能力的关键。

    对此，我也承受了个别村民对我的谩骂、围攻、威胁、诬告和被限制人身自由等挫折。同样是广大群众和全体党员，在危难的时刻他们挺身而出，为我值班加岗、声张正义，给了我能坚持下来的勇气。

    在一次换届中，一名80多岁的老共产党员孙琳，为我参加竞选说了几句公道话，竟被反对我的人打伤，住进了医院，投票时是他的家人搀扶着他迟缓的脚步，走进投票箱前，投下了他庄严的一票。还有一名70多岁的老党员高振清，得知一些人想把我赶出鸡冠山，临终前把老伴叫到身边，用他微颤的声音嘱托老伴说：“告诉孙书记，鸡冠山不能没有他呀”。

    经过8年的磨练，我从一个都市“老板”转变为一个“现代农民”； 从当年的一名“知青”书记到现在一名“老大学生村官”； 从昔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今天培养“新型农民”； 从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到实现我的“人生价值”。鸡冠山让我这个“老知青”，又收获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主席曾经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过：“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我决心，将继续按照“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民心工程彻底解决“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把党对老区人民的温暖，落实到党联系群众路线的“最后一公里”，心系“三农”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记者在编辑孙奎连的稿子时，又收到他发来的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着被邀请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观礼活动”的微信，文中说：

    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推荐上报，中央组织部确认，我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着被邀请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观礼活动”深感荣幸和自豪。

    思绪万千，我想：我能参加此次活动，是上级党委对我9年扶贫工作的肯定、支持和鞭策；我感谢草原大地的人民，感谢鸡冠山的父老乡亲，是你们给了我能够锻炼自己、磨练自己、修养党性、创新发展、带动一方百姓转变观念、摆脱贫困、梦想未来。让我在工作实践中，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各级党委的指导和帮扶，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我什么都不是，我也什么都做不成。

    我也感谢我的家人，是你们的支持和坚守，让我诠释了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诠释了先富起来的人，应该承担起带动广大人民共同致富的社会责任，这条道路我今生走的无悔无憾。

    我要珍惜这次荣誉，绝不会辜负组织上对我的认可，回去后要继续带领广大农民，严于律己，不辱使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能为人民真正做点事、做成事的人。

    今天早晨，我按照计划冒着雨、从大连穿过拥堵的道路（差1分钟误了车），乘上动铁来到了北京。内蒙古办事处的同志在车站把我接到了下榻的建国饭店。阳光明媚的蓝天白云、管制的交通，仿佛30年前我第一次进京。

    中组部的赵先生热情的接待了我，一直把我送到了房间。国家级的报道接待工作和周密、细致、人文的活动安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观礼台上备好了服务包（内装饮用水、雨衣、遮阳帽、扇子和防暑用品）。此时此刻，我期待着明天的盛会，将用相机纪录下这震撼的场景。

    大家一直想知道我在观礼台所处的位置：固定观礼台西3台8排15号，不知你能否在观礼台上见到我？

    种红薯的检察官

    刘英群

    我是1969年1月7日第一批插队到延安的北京知青。

    在延安山沟里的插队经历，是我宝贵的人生财富。后来我到公社当干部、参军到新疆、转业到北京检察院，有着几十年的风雨坎坷、精彩传奇，但任何时候只要一提到这段插队经历，我都会说，它是我人生的骄傲。我对当地农民也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与他们保持着几十年的书信往来。

    通过在延安插队的经历，我得出了一个认识：

    只有在农村，才能领悟人之初，才能获得己所欲。展开来讲就是：只有在原生态的贫苦的农村生活历练，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才能获得怎样做人怎样做事的本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对孩子的教育是比较严的，也一直希望他有一段在农村吃苦的经历。比如孩子上了北大，入了党，当了学生会的部长，我倒担心了——你也太顺了吧！小心摔跤。不行，得让他懂得什么是吃苦，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农民。终于利用2004年十一长假，全家3口回到了我插队的山沟。没想到30多年后那里依然那么穷！还在点煤油灯，还吃不上肉。这使我很难受。

    离别30年 今日回延安

    离别延安33年了，总是想回去看看，看看那高天厚土的陕北山沟，看看勤劳纯朴的陕北人民。

    我们准备了十几套新衣服（过时的检察服），还有我们不穿的尚新的旧衣裤，还有大衣、鞋子等，又买了食品、烟、酒，把个小轿车装得满满的，后座都无法坐人了，后备箱更是关不上盖。

    离开33年，甘谷驿镇已认不出原样了，但山沟里的变化不大，只是路都修到山腰上了，原来是在河沟里穿来穿去的。路虽然还是土路却宽了好多，基本平整，行车没问题。

    到了村头，一眼看见知青当年做灶房的两孔窑洞，立时勾起了许多回忆。那窑洞已经废弃了，黑龋龋的，长满杂草。我想起下工后我争着帮厨,在灶台上压餄餎，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

    当年我住的地方，窑洞已塌了窑面，只剩大半个洞口，雨水已把淤泥堆到了炕腰。边窑是当年我们三队知青的灶房，已塌得只能见洞顶部。

    我和孩子把带来的东西卸了车，在炕上分堆，装了20多个塑料袋，准备分发给乡亲们。3队的老乡们都来了， 都是当年和我朝夕相处的劳动主力，35年前，他们都是20、30多岁的小伙子，健壮挺拔血气方刚，现在都是60、70多岁的人了，脸上满是皱纹、沧桑，头上布满白发，个头也矮了许多，这都是过劳的特征，让人产生同情，这就是延安的老区人民！

    我拿出糖果烟酒散在桌上（茶几），让大家围过来，给每个人发烟，大家抽烟，喝酒、吃零食，打开了话匣子，谈起了当年与知青有关的事，什么我担粪上山总要跑在最前面啊；什么我非要把驾牛揭地学会啊；什么我抓完粪，饭送上来我拿起窝窝就吃啊；什么我每天下工后给知青窑知青灶上挑水，我不在时知青们没水吃没水洗啊； 当年的娃娃们就说我经常在歇晌时给大家唱歌，还说我记性好，说3队的沟沟峁峁，坡坡梁梁我现在还能叫得上来。我说，那两年的生活在我的记忆中太深刻了，大家对我的爱护、帮助、教育，我永远都不能忘记。

    给大家带了些衣物，早已分装好装在塑料袋一家一份。这次我还带了家里的14寸旧彩电，本以为不是什么好东西，没想到也成了稀罕物，因为大家多是黑白电视，所以都想要。最后给了没电视的史凤才。我给老房东史生王带的东西最多，一件皮军大衣，一身新军棉衣裤，皮帽子，鞋，还有新衣服及别的吃的、用的，老汉很感动，拉着我的手说：“多好啊，多年青啊！这次见了以后就见不到喽！”说着就哭了起来。延安人民再穷也有骨气，要强，不屈辱。这些小事又勾起我33年前的许多类似的往事……

    第二年再去的时候我带去了很多东西，吃的穿的用的，旧电脑旧电视。

    城市人们在减肥，贫困老区没肉吃，我拿出钱买了一头猪。杀猪时，全村都能听到，这在山村是喜气洋洋的声音。分肉，一家4斤多，好不热闹，大家说，每家在过年时才到集上割上2斤肉。儿子还为他们照相并当场打印出来。

    如此几年，我在想，这种施舍的形式改变不了他们的穷困，还是要焕发他们的内生机能，造血不能输血。那几年，我每次都和农民们商量如何致富，几经反复，决定种红薯。

    甘谷驿红薯的故事

    甘谷驿的红薯闻名延安，一直是当地农民的骄傲。它好看、好吃，但是没有人在乎它，也谈不上市场对它的青睐。它的价值只是体现在甘谷驿路边的担担摊摊上、延安街头的烤红薯炉里。直到改革开放后，人们才把它包装打扮一番当做礼品馈赠，也就仅此而已了。山沟里的农民不敢多种，因没有销售渠道。我就提出，我在北京帮你们销！没人相信,都说你太理想化了，什么都不懂，什么渠道都没有，你就敢干？现在回想起来要是懂得后果，知道会失败，就没今天了。正是因为不懂，才怀着帮助农民致富的满腔热情，贼大胆地干起来了。

    2009年11月，我的“事迹”感动了中粮集团的老总，他把甘谷驿的红薯当作了一件“钦办”要事，立码交代下面“研究一下出口途径”。中粮集团从未做过鲜薯的出口，没做过的事硬接了下来，这是出于对老区人民深深的同情！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被感动了，“你对老区人民充满了感情！”“我支持你！帮助你！”“咱们一起来为老区人民做些好事！”

    在农业部蔬菜水果检测中心开票处，收款员问：送检的村子叫啥名？怎样写？我说：“人家那么穷，我交了就行了——半费也就400多元！”工作人员也被感动了。

    2010年1月15日，国家级权威检测部门签发了检测报告，甘谷驿红薯的各项主要指标，均成倍地高于普通红薯！

    它果然是个好东西。不负延安人的骄傲，不负满世界好心人对它的关照。

    为延安老区农民做好事，原是凭着一股热情，真做起来才知道太难了！面对一道道关坎及众多好心人的劝退，我曾几次为放弃找好了借口。然而，每每我所“磕”的部门都做出了积极响应后，我又感动的无以复加！我们这个社会原来是蕴藏着深深的同情心和厚重的责任感的呀！

    在我的甘谷驿红薯故事里，有着太多的“令人感动”。

    2010年5月，北京市反贪局一支9人的共产党员考察、慰问队伍取道西安来到延安，他们是“红薯行动”的发起人、带队的局领导去慰问深山的老区人民并亲手栽种甘谷驿红薯。

    春意盎然的陕北山崖下，“红薯行动”的发起人挽着裤腿赤着双脚正蹲在田间栽种红薯，身边，是全村出动的乡亲们——单是这气派的劳动场面就令人热血沸腾——这可是几十年都没见过的“红火”了！

    2010年的夏天多热啊，三伏天，人们躲在空调房里不肯出来！陕北山沟，空旷的红薯地，骄阳下，一位70多岁的老农像照料婴儿似地侍弄着红薯秧——这已经是第3锄了，还要第4锄呢，给自己家也就是锄两遍啊！正是因为这不是自家的地，这里种的可是要销往北京的延青牌红薯啊！老农史汉友本份劳作了一辈子，才刚刚歇下想好好伺候重病的老伴，听说村里要选人照管知青的两亩红薯并付给管理费，说：“我给管上，白给种不要钱，我要报答知青们！”几个月后乡亲们都说，可怪了，那么一大片地里，就这块红薯长的好——苍天动容了！

    为了将来的销售结算，需要成立一个经济实体。延安市工商局商标注册分局的野建平局长说：“哎呀！这是给我们延安做好事嘛！支持，全力支持！”“北京知青是咱自家人，不要注册公司了，办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吧，国家免税，还享有绿色通道待遇。”在各种注册文件准备齐全后，按常规还须有一周的审批时间，野局长说：“下午来取执照吧，特事特办。”旁边，排队等候的人们眼红啊，却也都投来赞许的目光——是啊，“这是给咱延安做好事嘛！”

    就这样，2010年6月，延青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红色延安温润的黄土地上诞生了。

    人们掰着指头数了数，陆续加入这个由北京知青发起的“做好事行动”队伍的单位有：首创集团、中粮集团、农业部、北京市粮食公司、北京市税务部门、物美精品超市、华联高级超市、中央电视台、延安市工商部门、延安市委宣传部、延安市工会、甘谷驿镇党政……用这些单位和领导的话说，所有的人都是为利而来，而你们却是为情而做，在这浮躁趋利的年代还真少见为穷困老农操心的，要说对老区人民的感情，我们也有！没问题，咱们一起来为老区人民做成这件好事！ 

    做好事的人都是好人，好党员、好干部、好公民。做好事之余他们又都会感觉到，我们这个社会真好！诚然，这个社会也会称道他们：净化了人的灵魂，塑造了美的风尚。

    甘谷驿的红薯们，记住这些帮你们走向北京的好人吧！

    我那时还没退休，但因为是局里的领导，又都知道你做的是公益的好事，反正也快退了，大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不干涉你。最极端的是，我一连几个月利用周末、节假日和深夜，找几个亲朋好友，在反贪局的会议室里加工红薯——那会儿连库房都没有。

    不少人在退休前，往往会用自己的社会资源给自己的后来做些铺垫，而我则把所有的社会资源所有的工资都用在了为延安的农民谋利造福上。

    真干起来才知道太复杂太难了，之所以能够做下来，一方面，是自己的坚韧毅力，另一方面，是有不少单位听说是为延安做好事，热情地开了绿灯，使一些根本无法做到的事做成了。我曾用诗经里的佳句来形容——母也天只，如此众好人何！

    第一年延青牌红薯在北京上海销的很好，这就导致延青事业延续了下来。经常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怎么做起来的？就是上面这个过程。很理想化的，但是在自己坚定的为民众谋利益的理念下把它实现了。

    当官要为民造福 我回延安种红薯

    当然做这件事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

    5年来，在没有任何外来资金的请况下，我用自己的退休金和销售收入以及个人的社会资源，为当年插队所在地的农民和政府做了力所能及的好事——

    在中央电视台（7套农业频道）为当地的名优农产品播出了字幕广告和画面广告，又制作了7分钟的专题节目《甘谷驿的红薯》（可上网查看），我为当地名优农产品走向全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多次无偿地为村民提供了各类名优种苗，倡导了科学种田；为偏远的贫困山村架设了无线通信装置，实现了村民的手机通话梦想（手机开通那天，村民们兴奋地诸门逐户试验，用手机呼叫座机，惊叹着神奇的效果）；在深山沟铺通了十余里的全镇最宽阔的村级柏油路，彻底改变了晴天扬尘一路，雨天泥泞难行的交通状况，农民们在下雨天能出去串门了；为改善农民的卫生条件，挤出改善自己简陋经营处所的资金，给农民安装了热水盥洗器具、铺设了下水管道，使农民进入了上、下水时代，可以方便地洗上热水澡、再不用频繁地走出窑洞泼脏水、告别了在酱汤一样的浑水里刷锅洗碗的历史；去年又给村民购买了洗衣机，希望村民在个人卫生的同时能够衣被整洁。

    建议镇政府明确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以红薯产业作为甘谷驿镇的支柱产业；

    为给甘谷驿红薯创立品牌，在北京、上海花费了巨大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组织农产品的销售。走高端、重质量，铸就了良好声誉，使产品供不应求；

    在全国两会期间上交提案，建议“政府规划，适宜发展，企业植入”，建设集团化的特色农副产业区片，可望彻底的、一站式地解决三农问题，同时一并解决城镇化的负面问题（2011年全国两会3328号提案）；

    从研究人口红利入手，2010年创立了“后知青时代”理论，正确评价“上山下乡”。同时，我也在坚定地践行着“后知青事业”。

    为传扬“后知青事业”，为聚合知青意志，我的延青农民专业合作社创造了“以薯聚友”或“以谷聚友”的活动形式，每年都要在北京举办一届上百人的“薯聚”或“谷聚”。这个活动已经成为延安知青的一个品牌活动，有着广泛的影响和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这些成绩后面，是销售过程中的乞求和无奈，家庭矛盾的羁绊，与农民关系的磨合，还有资金的困扰。

    5年来，我一生的积蓄和每年的销售收入，都用来搞了基本建设，这是创业之必须——打了20余米进深的薯窖，建了300平米的社址厂房，买了长途运输货车以及大量的生产建设资料。随着把退休金也抵押了出去，之后的日子已经相当拮据。

    最极端的是有一次，我把只能买一只灯泡的最后一元钱用了后，兜里只剩下了几角钱，好在农民们信任我，只要张口肯定会借钱给我。

    2012年冬的销售季，赴延安前我在北京借了亲属一万元，在村里，又向村民借了二万元，到了临回北京时只剩几元钱了，向村书记借了些才回的北京。

    2013年8月延安遭遇300年一遇的大水灾，村里通知我回史家沟搬出危窑。这一个月期间（做了搬家、社址防水、锄谷子地等活什），我去延安办事时，不坐2元的空调车公交车，而是在酷暑中去挤1元的普通公交车，回京时又是向农民借了300元钱买的火车票。

    回京后，别人都说我瘦多了，我没告诉他们我在农村是怎样吃饭的——要不是农民硬送我的几十个鸡蛋，我可能就更没模样了。

    这次搬家，为了省下几百元的人工费，所有的水电安装、房屋基础防水及土工，还有试验田里的农活，都是我一个人冒着酷暑拼下来的。8月暑天，烈日下，我在谷子地里拄着锄头，看着头顶上飞过的往返北京-延安的客机，回忆起机舱里的舒适与惬意，记起了老乡们无数次的不解——“你放着北京不盛，撑的是什么呀！”我自己也在想，这是一个60多岁的人吗？是那个曾经威严的小有名气的检察官吗？是人们说的多才多艺风度宜人的英群先生吗？

    就是在这样的资金困境下，为了实践“减轻农民劳动强度、改善农户卫生条件”的设想，我毅然挤掉了装修合作社办公和厂房的资金，给农户们装上了电热水龙头和盥洗池，修了下水管道。今年又给十几户农民购买了洗衣机。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农业社去——薯窖里面还在塌着，一栋房子还在倒着。

    装了热水龙头和买了洗衣机的农民见我这样困难，都说要给我出义工，我说不要。他们说，只许你给我们花钱，就不许我们给你帮忙？我说：“呕嘛”(是的)。

    真实了解我资金情况的，除了史家沟的农民，还有我的夫人和儿子。为了钱的事，我与夫人的关系时不时的就呈现紧张状态。在钱的事上，她对我有意见，又拿我没办法。

    知青是当代青年的榜样

    中国知青是一批热血青年。他们听毛主席的话，自愿到艰苦的农村接受再教育，改造自己的思想报效国家，绝无个人小算盘。不是个别人所宣扬的强迫，大拨轰。

    当年，为了争下乡名额，我们很多知青是写了血书的，包括我。我报了东北兵团、内蒙兵团、山西插队，但都没有被录取，因为报名的人太踊跃了。招生的人说，没名额了！或说这批没你们的事！在选择插队地点时，同学们都会说，“我要到条件最差的村子去！”这是当年知青们昂扬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

    但是，一旦投入到艰苦的环境中，知青的表现就出现了分化，然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青是好样的，那情形，现在提起都令人感动。我们与农民打成一片，不怕苦不怕难，立志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我们开展科学实验、教书育人，为给农民治病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组织宣传队，活跃了农民的文化生活，带去了大城市的文明。所以，现在在世的老农都说，当年这些北京娃来延安的时候，那是最苦的时候，但也是村里最红火的时候。他们非常怀念那段日子。大家可以看看众多的展览和老照片，就可看到知青们当年真正的精神面貌，是多么的昂扬充实，没有愁眉苦脸的。

    说到苦，那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吃，连玉米面都吃不上，是各种杂粮合在一起的窝窝，就这都吃不饱；白面，一年只两次，麦收时能吃一次，春节时能吃几天；说到肉，除了春节，一年到头吃不上，偶尔羊摔死了鸡病死了才能解解馋；往公社拉粮送粮，就是个拉拉车，在十几里磕磕绊绊的河边小路上颠波，人拉着象牛一样低着头铆着劲，肩膀都磨破了；种庄稼，不管多高的山都是人挑着担子，春天，一担一担地往上送粪，在陡坡上摇摇晃晃地挪，有一次我还差点掉到崖下去；收秋时，一担一担地往下担粮，呼闪闪地往下出溜，一般人还没这个本事；农历七月天，那是最热的时候，这种天，农民们都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上山。可我们也是孩子啊，那时16、17岁。我一天不拉地在空山峁上大太阳底下无遮无拦地锄地。赤着脚，光着膀子，推着个光头连草帽都没有。完全晒傻了，就在那机械地拉着锄头。老乡们也晒得受不了，但十几个人之间又不好意思说，就拿我说事，问我：“北京娃，受下受不下？看，话都说不出了！”我那会儿就一个愿望：什么时候能锄完这块地呀！心底就一个声音，坚持、坚持、再坚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文革中典型的、决心克服困难、坚持到底的毛主席语录 ）。农民们受不了了，说“锄完这块咱就回，下午干点别的”。又说：“哎呀，咋把这娃受下了！”延安人好，他心疼你。冬天，为了省柴我一直睡凉炕，把腰睡坏了，痛的大气都不敢出。

    每天收了工，人都累得散了架子了，我还要坚持往厨房挑水，还要把我的窑和别的知青窑的水缸挑满，天天如此，那就是个拼命。也不想这是为什么，就知道改造思想应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