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解决政府机关革命团体、工作人员及红色战士出差或巡视工作中吃饭问题，在1934年3月以后，陆续发行了八两、九两、拾两、十一两、一斤、一斤二两、壹斤四两、一斤六两、五斤十两、六斤四两10种米票。米票的全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米票”。印刷米票使用的是苏区常用的毛边纸，双色单面印刷。

    除此之外，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以及一些县级苏维埃政府也发行过一些米票。

图1   最小面额的八两米票

图2   最大面额的六斤四两米票

    从米票实物看，出差人员的食粮标准有八两、九两、拾两、十一两四种。这个标准问题曾经引起粮票收藏界和党史研究界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当时苏区没有那么高的食粮标准，根据1933年7月30日中革军委《关于部队改编后各项费用的执行预算制度的训令》，最高食粮标准每人每天1斤6两，合当时16两为1斤的秤是22两，每餐食粮标准只有7两多一点达不到8两。1934年3月26日，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形势非常严峻，人民委员会发布第14号命令，每人每天减少2两，即每人每天20两。因而对存世的米票持怀疑态度，认为米票是假的，无中生有的臆造品，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米票蒙上了一层阴影。

    客观地说，米票如何发行？什么人吃什么标准？发行的品种与数量多少等等，目前确实没有找到当时苏区政府制定的正式文件依据。但米票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仅民间有流传，各级政府博物馆也都有库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各级政府博物馆库存的米票，绝大多数都是在五六十年代苏区群众自愿无偿上交的，那个时候的群众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从支援国家办博物馆、办展览角度出发的，不可能也不会去臆造出这种米票来蒙骗各级政府及其博物馆。所以，只根据某个文件所规定的食粮标准去推理，怀疑米票的真实性是错误的。

    事实上，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条件艰苦，粮食供应困难是一方面的事实。但当时由于伙食较简单，大多数只有青菜、萝卜、南瓜等配饭，基本上没有肉吃，所以大多数人饭量都比较大，尤其是出差、做苦力、艰苦岗位工作的，实际饭量更大，苏区政府实事求是给这些人员调整食粮标准是很正常的。如早在1932年1月，中革军委发出《关于各项费用的性质、数目及限制规定的训令》，就规定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1角，出差人员每人每日带伙食费大洋2角。1934年2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通知（中字第1号）《关于规定船筏工人为国家义务运输粮食时期的优待条例》，第一条规定：在实际运输粮食时，仍有国家发给每人每天米两斤半，油8钱，盐6钱，柴菜钱大洋5分。每人每天两斤半的食米供应数量是当时的40两。如果按一日三餐算，也就是平均每餐13两多。再如，在长征路上的1935年1月11日，朱德、周恩来根据红军经常转战，饥寒劳累的实际情况，曾经发出过关于粮食供给工作的指示，规定工作人员、指战员每人每天吃1斤8两（合24两），运输员1斤10两（合26两）。这些标准的规定，也可以佐证出差人员吃八两、九两、拾两、十一两标准是客观存在的，米票不是臆造的。

    另外，据《红色中华》1932年3月16日第14期报道（图3），中央政府机关从3月14日起，全体工作人员实行每日只吃两餐饭，节省粮食支援前线的红军。并且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开展节约运动。

    史料记载，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一直持续到主力红军长征前夕，苏区广大干部群众勒紧裤带，义无反顾地节省本来就不富余的粮食，用于支援革命战争。从这个史料看，这些标准并不高。就以每餐最高十一两标准，每人每天也不过22两（合1斤6两）。只略高于1934年3月26日，人民委员会发布第14号命令，每人每天20两的规定。再次证明米票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臆造的。       

图3 《红色中华》每日吃两餐的报道

    中央苏区所发行的米票具有如下几个鉴赏特征：

    一、种类繁多，体系庞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虽然环境艰苦，工作艰难，发行的米票品种却是多种多样的，有全中央苏区通用的米票，也有地方省级政府区域范围、县级政府区域范围内使用的米票；有规定使用时间的，也有未规定使用时间的；在有规定使用时间的米票中，使用时间最长的达9个月，最短的只有一个半月；出差人员食粮标准最低的一餐8两（当时16两为一斤），最高的一餐11两；米票面额最小的半斤，最大的六斤四两。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红军使用的这种米票仅单人落款版式包括三种改值票就有13种，若按单人落款、双人落款、四条说明三种版式推算，共计有39种。再若按使用区域的不同再分类，就当时的中央苏区通用及60个县地方使用推算，即39个品种乘以61个县、区，共有2379个品种。这还不包括其他省、县等部门自行印发的米票。

    如此庞大的数量，若要收集齐全，一点都不亚于攀登珠穆朗玛峰，也不亚于“嫦娥”奔月工程，确实是任重而道远！

    二、一目了然的冠名，开中国粮票名称先河

    米是粮食之中最主要最基本的食物，当然不是唯一的食物。粮食还包括高粱、玉米、大豆、地瓜等等，广义的粮食还包括油、盐、菜等可以充饥的食物。“米票”的名称是最原始的“粮票”名称，在中国南方客家人聚居地区，没有“粮票”与“米票”之分，包括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使用的各种各样的粮票，客家人都把它统称为“米票”。这也可能就是中央苏区当时发行粮票时冠名为“米票”的主要原因。因为中央苏区的范围在赣南和闽西，这里居住的都是客家人，“米票”名称沿用的就是客家人的语言习惯。从此之后，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名目繁多的粮票便开始陆续发行，其中也有不少称之为“米票”“大麦票”“小麦票”“玉米票”“面粉票”等等的，粮票是这些食物票证的总称。解放后我们国家各级印发的粮票，包括全国通用粮票，各省、各县、各地区使用的粮票，实际上都是“米票”。如5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票”，所指的实际上就是5斤米的数量；100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用粮票”，所指的实际上就是100斤米的数量。严格地说这些称之为“粮票”是错误的，比较贴切的名称还是“米票”，因为这些粮票规定的就是米的数量，与高粱、玉米、大豆等毫不相干。粮票与米票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米属于粮食的范畴，但粮食之中包含米及其他可以充饥的食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早使用中国粮票名称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发行的米票。      

图4   米票冠名

    三、钱粮互兑，米票成为“第二货币”

    根据米票第三条规定：“持此票可向仓库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兑取票面米数或谷子(以六十八斤米兑一百斤谷计算)，如当地仓库调剂局合作社谷子缺乏，可向支库按谷米市价领取票面米数的现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发行米票主要目的是解决出差人员食粮供给标准问题。那时候苏区内部各地的谷子价格相差较大，各级苏区政府虽然都设立了粮食调剂局，但无法做到全中央苏区内粮食价格的统一。因为粮食的买卖是市场自我调节，各个地方米、谷都可以用钱随便买卖。所以，若要从甲地到乙地出差，不解决甲乙两地粮食差价格问题，就容易造成出差人员伙食标准的降低。因而，苏维埃中央粮食部采取了发行米票的办法，以米或谷子的数量规定来确保出差人员的伙食标准。同时又规定“如当地仓库调剂局合作社谷子缺乏，可向支库按谷米市价领取票面米数的现款”。这就成了一种非常自由、方便的粮食证件。不管是出差人员自己到达目的地后要直接取得粮食，还是政府、部队食堂或是群众家里在供给出差人员吃饭，收取米票之后要到当地仓库调剂局合作社兑换，领米、领谷、领钱都可以。在同一地点的米、谷与钱是同一价值的。这与我国解放以后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发行的粮票性质是不一样的。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发行的粮票，只是对粮食供应额度的规定，属于无价证券，它不能与货币互换。而苏区时期发行的米票是一种有实际价值的证券。抗日战争及其以后我革命根据地，大多采用发行这种有价证券的方法，一直到1955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为止。所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行的米票，既是米票又可当作货币使用，具备两种功能。这也是所有有价值证件的特定属性。

图5   米票可以兑换现金

    四、米票的五大要素为中国粮票的制作创造了基本模式

    粮票如何制作，必须包含几个要素，在此之前是没有人知道的。苏区米票在设计制作上破天荒地使用了五个基本要素，成为中国粮票的开山之父。这五个要素是：（1）冠名。米票正中上方冠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表明米票的发行单位。（2）数量。标明具体面额的米票，如八两、一斤、六斤四两，等等。（3）说明。刊印几条使用说明，以便出差人员和接待人员明白米票的使用方法。由于苏区米票都是单面印刷，所以这些说明都放在正面的中间。解放后制作的粮票绝大部分是双面印刷，一般都把说明印在背面。（4）盖章。苏区米票为提高公信力一般盖有一个公章和一个私章，表明是经过政府批准发行的。解放后的粮票略有不同，基本上只有一个公章，减少了一个发行单位负责人的私章。（5）编号。在米票上方加盖红色6位数阿拉伯数字号码，实行一票一号管理。

    盖章与编号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防伪措施。有价值证件因其自身存在经济价值，容易被不法分子仿造，制作假的证件以冒领钱物，这是古今中外都经常发生的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行的米票，由于有了这些防伪措施，才确保了米票的信用。

图6   六位数阿拉伯数字编号

    苏区米票这五大要素是中国粮票设计制作方法的一种创举，它对以后粮票的制作与使用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对粮食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除了战争年代以及新中国县级以下小单位设计制作的粮票有些比较简单外，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从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到最后一套粮票，凡是全国县级以上单位制作的粮票，都是按照这些要素设计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