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家乡四十里街近50年，永难忘怀的是故土的哺育滋养之恩。

    我常由心而问，四十里街之于我、之于这里的人们意味着什么？这有许多答案，而最具永恒意义的答案便是：它哺育了我、哺育了这里人们的成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十里街的水土养育了四十里街人。而这方水土又是怎样的水土呢？

    打开历史的画卷，最为四十里街广为流传、引以为豪的莫过于陶母的故事。它是四十里街标志性符号，折射出四十里街这方水土的光芒。

    17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生长于四十里街的陶侃，在母亲湛氏精心哺育下，成长为屡立战功、“再造东晋”的一代名将名臣，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颇有建树。陶母教子有方传为佳话，备受人们敬仰爱戴。

    陶母教子之方何在？史料记载，陶母像天下母亲一样望子成龙，却又有着她的特殊卓越之处。在陶侃之父陶丹英年早逝后，她独自挑起育儿重担。她含辛茹苦，靠纺纱织麻维持生计，供养陶侃读书。她对陶侃管教严之有道，秉持言传身教，鼓励他与胜于自己的人交往。一天，好友番邑孝廉范逵骑马来访，突遇大雪，留宿陶家，陶母倾家接待。没有饲料，她将床铺上的稻草席剁碎喂马；并剪下自己的长发，换钱买来酒菜，将房柱子削掉一半当柴火烧饭。时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头发不可轻易剪去。此举令范逵大为感动，又在畅谈中了解到陶侃很有才华，遂荐其由县吏拜授郎中。此后，陶侃走上了广阔的仕途。陶侃曾在浔阳（九江）做县吏，监管渔业。一次，陶侃托人带给母亲一坛腌鱼。当陶母得知这是公家东西时，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并写信道：“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腌鱼和书信，受到震动，愧疚万分。于是，他一生牢记母亲教诲，清廉为官做事。后人赞誉：“世之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则国何患无人材之用?而天下之用恶有不理哉?”陶母与孟母、岳母、欧母齐名，奉为中国四大圣贤之母。她去世后， 为了纪念和传颂她的圣洁品格，鄱阳郡府专门为其铸立“延宾坊”，将其后来的住所附近一座桥封名为德化桥。

摄/ 李德明

    从陶母哺育陶侃成长的故事里，我们懂得了哺育的真谛，也看到了哺育的力量。它似万丈光芒，也有排山倒海之势，能够滋养万物生长，能够推动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

    陶母从外地远嫁而来，带来了外面的气息，又在四十里街生活中本地化了，她在这里被重新塑造和哺育，并用这种重塑重育的自我哺育着她的儿子。陶侃就是这样被迭代打造出来的。

    在历史的追寻中发现，四十里街是有着悠久漫长稳定文化范式的。这其中，既有普遍性共同性，又有独特性本土性。正是这种独特的本土性文化，哺育滋养着这里的人们，它像雨露阳光一样。

    陶母不是孤独的，这里有她的知音。她的夫君陶丹与之心心相印。陶丹曾任吴国扬武将军，因为官清廉而家境依旧贫寒。陶侃的清廉品格和卓越才能，既是母亲哺育的果实，又是对父亲衣钵的继承。

    而陶父陶丹又是如何铸造而成的呢？带着这个深远而有趣的问题，回望四十里街古今足迹，其中的奥秘油然而解。

    在近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四十里街的精神文化品格逐渐凝结和集中体现为：豁达、安分、温和、勤劳。

    豁达，就是心胸开阔，乐观向上；

    安分，就是遵循法则，安分守己；
   
    温和，就是平和低调，不与争抢；

    勤劳，就是辛勤劳作，自食其力。

    这些精神文化品格，是一代又一代四十里街人哺育出来的，又反哺于这里的人们，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永恒的内循环，厚植了这片文化的沃土。

    这是陶父成长的摇篮，也是陶母更大的知音。这使得她的教子之方在这里能够行得通，并得到广泛的赞誉。

    豁达、安分、温和、勤劳的精神文化，哺育了过往的人们，哺育着现在的人们，也必将哺育未来的人们、更久远的人们。

    这种强大的文化哺育之力，它像母亲的乳汁，它像天地间的空气，滋养和维系着四十里街生命共同体，将这里的人们和土地塑造得越来越具有文明的光彩、心性的优雅、内涵的丰富。这是对陶母教子育儿精神品格的回馈和延伸。

    文化的制高点是教育；教育是对文化最集中最深刻的体现。

    也许是陶母久远影响的结果，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在其他地区教育受到明显冲击和弱化的背景下，而四十里街这边风景独好，教育依然受到普遍关注和重视，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和削弱。

    母校如母亲。这是我致四中40年校庆贺信中的一句话。

    1970年春季至1974年暑期，我在四十里街中学度过了4年半的中学生活。这是我走出家里、走出村子、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在四中读书期间，时刻都感受着体味着读书的快乐、幸福与美好。那时没有高考的压力、竞争的压力、就业的压力，没有什么杂念，读书就是读书，是纯粹的读书、纯洁的读书。在校长和老师的引导下，读书主要是为公、为国家建设，做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些似乎并不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然而，却使教育变得更宏阔、更具远大方向感，从而使教育和读书来得更本源、更本质、更自然、更轻松、更愉悦、更享受，也更崇高、更神圣，与后来的教育相比，也许那时的教育更具美好性。后来的教育，包括现在的教育，往往被功利思想所引导、所驱使、所绑架，不由自主地静悄悄地丢失了它的本质、神圣与美好。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情。

    凭心而论，当时四中的教育质量是不错的，几乎每门课程、每位老师的讲课都很有水准。老师的备课、讲课、板书、提问、个别辅导、批改作业，都是严格认真、有板有眼的，未曾见过任何一节课、一位老师马马虎虎、随意对付，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农机、体育、音乐等，每门课程都安排得有条理、很紧凑。

    每次上课，都被老师的讲课讲解深深吸引和打动，留下了无数美好印象和记忆。其中更难忘怀的是读高二的时候，班主任刘立权老师负责教语文，他的教学艺术、水平和独特的秀美的刚劲有力的板书书法，总是令同学们赞叹、敬佩不已。他讲授毛泽东主席诗词《沁园春•雪》，对我而言，则是一次心灵的震撼与洗礼。他把这首词的时代背景、词的大意、有关典故，包括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这些历史人物，讲得栩栩如生、通透深刻、酣畅淋漓，他以极其饱满丰富的情感和浑厚悦耳的声音带领我们一起朗诵，那种场面场景真的很震撼，可谓听师一堂课、胜读十年书。通过这首词的学习，令己顿悟，豁然开朗，胸怀、眼光、追求、思考迅速开阔、提升起来。这是一次自我跨越。

    2019年10月，我专程去瑞金看望刘立权老师，虽然他已年近80，却依然精神矍铄，富有青春的朝气和活力。席间，他满怀激情、非常流畅地朗诵了《沁园春•雪》，仿佛我们又回到了40多年前的课堂里。

    在四中读书的岁月里，虽然没有什么压力，但同学们的学习自觉性、主动性、刻苦性并不缺乏，除了课堂纪律、秩序很好，极少有同学无故旷课，早晚自习也都抓得很紧。那时教室里没有电灯，早晚自习靠同学自制煤油灯照明。许多时候，一些同学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到教室温习功课，有着浓浓的读书学习气氛。

    四中作为四十里街最高学府，最有学问的老师集中在这里，全公社青少年优秀学子也集中在这里。它成为教育、知识集散地和智慧高地，传播知识，播下火种，传递希望，成为照亮四十里街当时及之后的一座灯塔。据了解，1977年恢复高考后，四中此前的几届初高中毕业生考上大专中专的人数和比例，与全县中学相比是比较靠前的。这就是四十里街从未间断抓教育的亮丽硕果。

    母校的功能不只是传授知识，也还是培养人塑造人的大熔炉。绝大多数同学在这里得到的不只是课本知识，甚至更重要的是，得到灵魂的塑造与哺育，在这里获得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获得崇高理想、坚定信念、优秀品格，获得走向社会、走向未来的全副武装。这一点，我的感受尤为深刻。

    在四中的每一天，我都被这里安排的各种活动包括农业劳动和校长老师关怀学生健康成长的温暖以及同学们的纯真友谊所感染、所引领、所锻造。这些，是在父母身边、在家里、在村里难以获得的。四中对于自己的哺育，是母亲哺育的延伸和扩展，是另一种形态的母爱，令我受益无穷。因此，我内心里总是深怀着对母校、对校长、对老师、对公社领导重教施教、给予我们接受教育机会的无限感激与感恩。没有四中，或许就没有我们同学的后来。母校之于我们，犹如冉冉升起的太阳，永远照亮心头；恰似甘甜的泉水，滋润着我们生命的成长。

    能够跨入四中的校门，对我而言并不简单。小学五年级毕业后，我已随父亲学缝纫一个多月，父母没有让我继续上学的想法，我自己也没有上中学的概念。幸运的是，李鼎新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他先后两次专程到家里做我父母的工作，终于使我能够进入四中读书。在他的推荐下，一入四中就当选为初中一年级一排排长（后来改称班长）。在班主任吴德滋老师介绍和培养一下，当年加入了共青团，并选为团支部书记。这为自己搭建了一个读书与锻炼的广阔舞台，为后来的成长发展打开了大门。

    在入小学之前，我已跟随大人放牛，是到湖东小学任教的徐柱堂老师说服我父母，才使我得以上小学。李鼎新老师、徐柱堂老师亲手把我拉进中学小学校门，开启了我的读书生涯。这是决定我人生轨迹的两个关键时刻、重大选择。两位老师的关怀、哺育之恩，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感情河流的一股清流，每每想起这两位老师，便情不自禁地升起崇敬之情。

    民以食为天，人们的生存首先是有饭吃。四十里街人赖以生存的是这里的天地、大自然。是这片沃土哺育了他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