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烈士
今年10月24日是毛岸英烈士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缅怀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我的内心再次受到了真正共产党员精神的洗礼。同时,我也想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特殊日子里,给年轻朋友讲讲我所知道的故事。
我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的。在我出生前的两年,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就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毛岸英是首批入朝的志愿军战士,仅仅一个多月后就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了。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著名报告文学中讲述的场景,给人以深刻的震撼,让我们从小就为志愿军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所激励。毛岸英烈士就是我们心中的榜样。长大以后我逐渐知道了自己的家世。母亲的回忆,更让我知晓了她和岸英舅舅这对姐弟苦难的童年与情谊。
我的母亲毛远志是毛泽民烈士的女儿,毛主席唯一的亲侄女。她和岸英舅舅都是1922年在长沙湘雅医院出生的。妈妈5月5日出生,比岸英舅舅年长几个月。建党初期,毛主席和大弟弟为革命日夜奔忙,天各一方,这对小姐弟也很难得一聚。据母亲回忆,还是在1925年春节,主席携夫人杨开慧、弟弟毛泽民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两个小娃娃才得以相见,岸英像小尾巴一样跟着姐姐满处玩耍。而当大人偶有闲时,就会一手抱起一个放在腿上,给他俩讲故事听。
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吓坏了军阀和地主,捉拿共产党首犯的通缉令秘密下发。毛家俩兄弟不得不迅速离开韶山,两个孩子也跟着各自的母亲躲藏起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和军阀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毛泽东及家人更是重点抓捕对象。姐弟两人虽不在一处,但苦难童年的生活境遇却是极为相同的。弟弟8岁就随母亲杨开慧被捕入狱,并亲眼目睹母亲被押走枪杀(危难之际,多亏泽民叔叔营救才得以逃离长沙,进入上海大同幼稚园);姐姐7岁时也跟着革命母亲王淑兰坐过大牢,亲眼目睹了敌人的血腥与残忍。弟弟10多岁就在上海过着流浪生活,打工、卖报、讨吃;姐姐也在湖南要过饭,年仅9岁就不得不到富农家打工,洗衣、做饭、喂猪。同样苦难的经历,磨练了他们的意志,教会了他们爱与恨,培养了他们与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为他们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邓颖超与毛岸英、毛岸青在苏联
1936年,岸英被党组织辗转送到了苏联,他终于摆脱了苦难,开始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学习、生活;我母亲也于1938年初被党组织送到延安,来到主席伯伯身边学习、工作。遗憾的是,她始终没能见到自己的父亲,直至1943年父亲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姐弟俩人,一个从小失去了母亲,一个还未记事儿就诀别了父亲。一个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得到了泽民叔叔的照顾和关爱;一个只身在延安时受到主席伯伯慈父般的关爱和教育。
毛泽东与毛岸英
姐弟俩人再见面时,已经是1946年秋,两人24岁的时候。弟弟岸英在前一年底回到中国。他在苏联生活了将近10年,学习了文化和军事,经历了苏联卫国战争的洗礼和考验,成长为一名年轻军官。回国后,主席父亲甚喜,但是很快又把他送入中国的“劳动大学”,跟老农民学种地、参加农村土地改革,在他的知识体系中补上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这一课。而他的姐姐远志呢,由于条件限制,只是在延安保育小学读了一年半书,刚刚赶学完小学前五年课程,就提前毕业到中央军委二局工作了。虽然姐姐的学识远不及弟弟,但学习和工作的努力程度并不输于弟弟,并且16岁就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了。
姐弟俩的再次相见发生在河北西柏坡党中央的所在地,并且十分偶然。那天,姐姐寄养在老乡家的儿子得了重病,她急急地从驻地赶去看孩子。路过西柏坡时,被朱德夫人康克清看到了。康妈妈喊住她说:“远志,你弟弟岸英回来啦!”
远志姐姐和岸英弟弟从小分离,已多年没见过面了。如果不是康妈妈及时招呼,姐弟俩就擦肩而过了。这次意外相遇,姐弟俩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你要到哪儿去啊?几天前爸爸还在打听你呢!”岸英边走边问。
当他得知姐姐的儿子志卫得了重病,前面还有十几里路,就连忙催姐姐赶紧走,并叮嘱说,需要帮忙时就给他捎个信儿来。
姐姐匆匆赶到老乡家时,孩子因患急性痢疾已经奄奄一息了。村里无医无药,她急得手足无措,赶紧托人给岸英捎信,让他快来帮忙。不多时,岸英就骑马赶到了。他让姐姐骑上马,抱着孩子,自己牵着马缰,一路把母子送到西柏坡中央医院。经过医生的紧急救治,孩子终于转危为安。
几十年后,我的志卫哥哥为了感激岸英舅舅当年的救命之恩,在朝鲜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扫墓时,按照中国的传统礼俗,在岸英舅舅墓前跪拜叩首。他深知母亲和岸英的姐弟感情,特意从墓地带回一小包土,撒在了母亲的墓前。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母亲告诉我,孩子病情稳定后,姐弟俩就在岸英的屋里畅谈。看到岸英有那么多的书,听他谈了许多自己所不知道的留学苏联的经历,母亲既羡慕又佩服。当时,岸英回国时间不长,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了解还不够深入。而同为毛家的孩子,母亲更熟悉主席伯伯的思想和对子女的要求,更懂得主席的领袖家风。所以,她提醒岸英说:中国不同于苏联,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我们一定要牢记主席对自家孩子的要求:“你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和那里的同志讲团结,和人民群众讲团结;无论到哪里工作,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不论到哪里都不要打家庭旗号,要靠自己,靠群众,靠组织,不要有任何特殊。”姐姐的话,让岸英更加理解了父亲锻炼自己的良苦用心。姐弟俩的相互勉励,也化为了他们始终坚守的行为准则:努力工作学习,为毛家争光;低调做人,绝不搞任何特殊化。
毛泽东与毛岸英、刘思齐、李讷在西柏坡
1949年,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不久,岸英从父亲那里得知远志姐姐和姐夫都随四野南下了,却不知他们具体在哪个部队。他急于和姐姐分享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便劳烦林彪司令员给姐姐捎去一封信。这封信很快就由四野司令部转到了南昌。从落款的时间看,岸英的信是在毛主席生日的第二天写的,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第一个生日时全家人欢聚一堂的时刻。
1950年初的一天,在江西工作的母亲意外地收到了这封家信。岸英在信的最后一页这样写着:
……(前缺)都聚集一堂你知道吗?他们都还没有见过你呢!江妈妈也谈到你,也是不知你的地址,还要我帮她打听。 新年在即,谨祝你新年顺利,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紧握你的手,问候你的丈夫。 岸英 1949年12月27日
在信纸左下角,岸英又加了一行字:
方才打听到,说你已赴汉口,此信是否能到你手,尚觉渺茫。
这封残缺的家书,我们是在母亲的遗物中发现的。信虽不全,但岸英在全家欢聚、喜庆胜利之时,更加思念姐姐的心情已经跃然纸上。后来,他曾不止一次的对我母亲说:“你没有了爸爸,我没有了妈妈,我们都是从苦难流浪中走过来的,所以我们很亲近,很说得来。”
1950年春天,母亲从南昌来北京治病,与岸青舅舅同住在北京医院。岸英曾几次来医院看望他们。岸英喜欢探讨政治问题,研究辩证法。每当他滔滔不绝的论述政见,我母亲总是聚精会神的听着,还不住的点头,认为他讲得很透彻,很精辟。
然而没过多久,美帝挑起的朝鲜战争无情地中断了姐弟间的亲密交往,并且很快竟将他们分隔阴阳两界,再也无法相见了。
得知弟弟牺牲的消息,我母亲悲痛万分地说:
“岸英是我们毛家最有希望的一个啊!”
“岸英的牺牲伯伯是多么痛心,而伯伯只能疼在心里啊!”
以上的故事都发生在我出生之前。这一切都来自我母亲的讲述。
后来,我又看到、听到很多关于岸英的回忆。但是印象最深、最触动内心情感的,还是我们兄妹的两次亲身经历。
那年,我们兄妹在寻踪毛泽民烈士过程中,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查找到1940年毛岸英、毛岸青亲笔填写的两份履历表。
毛岸英(永福)亲笔填写的个人履历表
毛岸青亲笔填写的个人履历表
毛岸英在【是否被捕】一栏中写道:“1930年红军退出长沙后,我和母亲在长沙乡下被捕。后,母亲被枪毙,我被释放。”在【经历】一栏中写道:“在上海,自九岁起至12- 13岁给人家当听差(扫地,倒痰盂等)”。其弟毛岸青则在自己的履历表中写到:“1930年我的哥哥毛岸英及母亲杨开慧在长沙乡下被捕,因我母亲是毛泽东之妻,我哥不久放了,母亲被何健枪毙。”在回答【靠什么生活】时写道:“在中国先做了一年小学生,后到上海做了一个街上的小便山(作者注:应是上海方言小瘪三之误)。养我们的人是党(是共产党)。”虽然仅是只言片语,但那一段苦难的生活已经深深地烙在了他们幼小的心灵里。
在俄罗斯,我们还访问了前苏联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一位老教师满怀深情地向我们讲述了毛岸英兄弟当年的学习和生活。
毛岸英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时用过的枕头
她从锁着的玻璃柜里,小心地取岸英用过的枕头,生动地描述岸英当年是怎样用枕头捂着,在夜里偷偷地收听矿石收音机……。历史的场景,亲人的遗物,真实的故事,顿时领我走进了岸英舅舅的生命,仿佛感受到了他的心灵脉动。
2006年5月,我有幸参加了高级军事代表团,以毛岸英烈士亲属的身份赴朝为志愿军烈士扫墓。我们首先敬谒了象征中朝两国人民战斗友情的友谊塔。在塔底展室内,收藏有两本志愿军烈士名册,毛岸英的名字也在其中。我们和老一辈满含热泪传阅着用赤诚和生命隽写的英烈名册。
中朝人民友谊塔内收藏的志愿军烈士名册
在中朝官员的陪同下,代表团来到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凭吊。
亲属们在毛岸英烈士墓前合影,前排右一为作者
亲属们在毛岸英烈士墓前敬献花圈、默哀鞠躬,撒酒环绕。思齐、新宇和志卫哥哥分别念了祭文。其中,以思齐舅妈的祭文最令人感动,在场人员无不落泪。因为她多次提到主席父亲对爱子岸英的思念。
“岸英,1959年我第一次来给你扫墓时,爸爸托我代他向你问好。爸爸要我告诉你,他想念你,他爱你,但是他无法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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