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时代的李云。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史上，有这么一位至今鲜为人知的传奇红色女谍，她就是早年中央特科的报务员和交通员、建国后历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和党组书记的李云。202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在她逝世7年后，公开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其中披露了诸如她所知道的当年寻找毛岸英兄弟真相和充任我党与宋庆龄联络员等大量党史秘闻。

    获取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计划

    李云祖籍浙江海宁，祖父在太平天国时期率全家逃荒到了上海，后因生活困难，祖父又将李云的父亲送到苏州当学徒。1915年李云出生，两年后父亲带全家回到上海。李云8岁时进了绍兴同乡会第一小学上学。这所小学从校长到教员大都是中共党员，而且是党组织的一个避难所。
    1929年李云六年级时，在老师介绍下入了团，参加了多次学生运动，进入中学后，又于193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策划下，旨在扶植王明(陈绍禹)等人上台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一天， 上级通知李云参加闸北区委召开的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会议。几十年后，李云清晰地回忆起王明夫妇的外表和当时的情景：“区委书记王凤飞陪着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女的进来……这男子就是王明，中等个子。女的是其妻子孟庆树，她剪个童花头。”区委书记向大家介绍，王明刚刚在六届四中全会成为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当王明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他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的观点，台下很多人表示反对，认为它更“左”，场面也开始混乱起来。区委书记见情况不对，连忙让拥护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同志举手，结果全场只有李云一个人糊里糊涂地举了手。

    1932年春节期间的一天，在上海浦东区委担负青年工人工作的李云接到上级通知，要她和一些同志跟随闸北区委领导徐强，到河南开展一项秘密行动。这是陈云布置的（当时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相继叛变后，周恩来被迫停止工作，陈云成为特科负责人）。她在这次任务中的身份是机要，第一次接到这样重大的任务，内心十分激动。

    徐强1901年出生在浙江武义县，1927年入党，曾担任永武秋收暴动副总指挥。1928年冬天到上海后，出任中共闸北区委宣传部秘书长、青浦松江中心县委书记、浦东区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31年进入中央特科工作。

    李云参与的这项任务，其实就是策反国民党80师李思朔部的少将副旅长兼该师学兵营营长惠东升。

◆李云

    惠东升在黄埔军校做过教官，人很耿直，当时很不满意国民党的腐化。他很同情支持共产党，并表示中共可以派人到他的部队做基层工作，待时机成熟后再把部队拉出来投奔红军。徐强和李云等人到达河南后，通过惠东升的关系，几经辗转，竟然意外地从蒋介石总司令部总参议杨永泰处，获得了国民党关于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计划（杨永泰的秘书曾是惠东升的学生）。李云回忆道，“徐强得到这份计划后，喜出望外，急忙交给我，我连夜用药水抄在一本线装古籍书的背后，连同国民党80师师部密码，再将河南全省和军用地图放在一条棉絮里，打成行李。”徐强随即派人将这份绝密情报火速送回上海，然后由上海党组织送往中央苏区，为我党赢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后来惠东升被逮捕，虽然在河南的国民党大员刘峙一直想救他，无奈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了“就地枪决”的电令，惠东升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徐强和李云等人回到上海后，受到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李竹声的表扬（李后来被捕叛变，建国后被判刑，1973年病死于狱中）。 

    随后，为了更好地潜伏，组织上决定让徐强和李云假扮夫妻。时间一长，俩人产生了真感情，在组织同意下结了婚，李云也正式进入了中共中央上海特科工作，成为了丈夫徐强的直接下属。

    寻找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的前前后后

    1935年冬，中央红军长征已到达陕北。一天，徐强交给妻子李云一项任务：要她寻找两个男孩。几十年后，李云回忆到当年的情景，徐强告诉她，“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只有十一二岁，至于孩子的身份，他只说是烈士的后代，从收养的人家跑掉了，估计已流落街头。”李云深知特科的纪律，即使是夫妻，她也不会多问，但她意识到，这两兄弟决不会是一般的孩子。   

    接受任务后，李云先到流浪儿童最多的老西门一带查问，因为在这一带，中午时常有人把剩饭剩菜施舍给流浪儿童。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她总是与流浪儿童保持距离，在一旁仔细观察。同时，还在附近的大街小巷反复寻找，半年多时间内，李云几乎走遍了上海的街道，但还是没有发现她寻找的孩子。

    1936年春末夏初时节的一天，徐强突然告诉李云，其他同志已找到了两个孩子，并且已送到安全的地方。李云回忆道，“至于谁找到的？在哪里找到的？又是怎样找到的？我虽然是他的妻子，他却始终没和我说。”

    解放后李云才得知：她要寻找的两个孩子，就是毛泽东流落在上海的两个孩子毛岸英和毛岸青。

◆毛岸英和毛岸青。

    原来，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她和毛泽东的3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跟着外婆、舅妈到了上海，来到叔父毛泽民、婶婶钱希钧身边，住进上海大同幼稚园。这所幼稚园是在周恩来关心下、由革命互济会出资创办的一所专门收养烈士遗孤的幼稚园，由地下党员、有着“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任园长。除了毛岸英3兄弟外，幼稚园中还有蔡和森、彭湃、恽代英、杨殷等中央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

    1932年春夏之交，大同幼稚园停办，此时毛岸龙已在园中病死。党组织决定把毛岸英和毛岸青两兄弟放在董健吾家。李云在回忆录中写道，“董健吾把两个孩子放在他外室家中，生活费由组织上支付……由于经济条件以及女主人自己也有了孩子等原因，他们未能善待毛家两兄弟，迫使孩子出走不归，开始了流浪生活。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党组织的任务，去寻找这两个孩子的。”

    李云还在回忆录中，澄清了党史上一些有关毛泽东两个孩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的问题。因为不少人认为，甚至有人在文章中，都说寻找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是党中央的指示，李云在回忆录中明确地指出：“当时‘特科’与中央联系靠的是唯一的一个电台，我是掌管发报机的机要员，从未收到中央要求寻找孩子的电报。”

    另外还有人说，是毛泽东委托潘汉年来上海寻找孩子，李云明确指出这是不对的，因为“俩人1935年时都在陕北，潘汉年是在1936年8月到达上海的，那时候孩子已经找到了。”  李云的回忆录，澄清了党史中的这两个问题。

    后来毛岸英和毛岸青的情况早已为人尽知：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张不知是毛泽东的孩子），毛岸英两兄弟和董健吾的一个孩子由张的部下、爱国将领李杜带着前往苏联，在巴黎等了半年多，由于苏联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俩人入境，其余人只得返回上海。

    充任党组织与宋庆龄的联络员

    1935年后，原中央特科只有少数没有暴露的同志还在坚持，特科上海办事处(或称交通站)，丘吉夫(邱吉夫)为负责人，徐强则负责情报工作，李云负责与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1936年，徐强、李云夫妇奉命接管中央文库，文库保存了党中央成立后到1933年党中央撤至苏区前历届代表大会决议等重要文件。徐强组织人手转移文库，1939年他们夫妇相继去延安后，中央文库又安全地移交给了其他同志。上海解放后，这批历史文献成为中央档案馆的珍贵藏品。

    1935年11月的一天，特科上海办事处突然得到一份从内线送出的情报，敌人当晚要逮捕18名我党同志（建国后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克寒在内），办事处立即分头通知当事同志转移。谁知特科负责人丘吉夫第二天被敌人绑架，致使特科与中央的联系中断。

    徐强手中掌握着一些重要的情报来源，李云回忆道，“包括两名身份特殊的日籍中共党员，一个是西里龙夫，他是日本驻华派遣军的报道部长、汪精卫那边通讯社的顾问。另一个是中西功，在当时日本在华最大的情报组织满铁工作。”通过他们，徐强曾获得侵华日军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甚至还得到日本天皇御前会议记录等重要绝密情报。日本投降后，西里龙夫和李云夫妇还保持着书信来往，上世纪60年代，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俩人的后人还到中国访问，并在上海受到李云的接待。

◆李云担任党组织与宋庆龄的联络员。

    1936年4月，党中央派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冯首先来到李云家中面见了徐强，传达了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随后，又先后看望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宋庆龄在冯雪峰到达上海后，曾帮助我党搞到一台大功率的收发报机，使上海党组织很快与中央恢复了联系。宋庆龄要求中共派一位党员充当党组织和她之间的联络员。冯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李云。

    5月的一天，李云前往宋庆龄家，佣人把她迎进客厅。李云记录下了第一次见到宋庆龄的情景：客厅明亮，左右两壁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相片，陈设简朴大方。我刚在沙发上坐下，听到一阵脚步声，抬头望去，走来一位身穿黑色旗袍、黑色高跟皮鞋、仪表非凡、美丽端庄的妇女。我马上站了起来，只见她带着满脸的笑容，来到我身边，一面端详着我，一面笑着说：“啊呀！是位小姑娘呀！”其实，李云当时已经21岁，只不过那天头上梳着两根小辫子，看上去年纪很小。

    此后，李云每周3次到宋庆龄家中工作。后来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李云也就改为每天都去宋庆龄家了。每当宋庆龄得知南京国民政府的消息，就会告诉李云，由李云向党组织汇报。重大的事情，则由李云报告冯雪峰与宋庆龄面谈。

    西安事变发生后，李云去宋家，正巧宋家女佣在信箱中发现国民党特务放置的两颗子弹和一封恐吓信，宋庆龄看后不以为然，给李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7年七七事变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徐强当面向周恩来汇报了工作，周恩来要求面见宋庆龄。当李云把这一信息告诉宋庆龄后，宋庆龄高兴极了。后来，宋周二人进行了长谈。

    1937年的一天，宋庆龄突然向李云问道：“我算不算党员？”李云把这个问题向冯雪峰汇报后，冯认为宋的入党问题必须由中央考虑。他让李云告诉宋庆龄，“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宋庆龄听后十分高兴。

    1938年日军进攻上海租界，李云向宋庆龄送去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亲笔具名的、希望宋庆龄离开上海去香港的电报。不久，李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随宋庆龄到了香港。李云随后因孩子生病而向宋庆龄请了假，宋庆龄要她在孩子病好后迅速返回香港，谁知李云孩子病好后，组织上将她留在上海。1939年5月，康生又将她调往延安。李云特地写信告诉了宋庆龄。

    李云到了延安后即被隔离。1943年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给她带来了宋庆龄送她的大量生活用品后，李云才被重新分配工作。

    解放后的曲折经历

    1949年上海解放后，李云出任上海商品检验局军代表和接管专员。到上海后，她特地前往宋家看望宋庆龄。

    离开宋庆龄十多年了，宋家的女佣一眼就认出了她，立即带她去见宋庆龄。李云回忆道，“宋庆龄看到我后，非常高兴，满脸笑容，走到面前，双臂敞开把我抱住，在客厅里走一圈，然后拉着我的手坐在靠里面的沙发上。”俩人谈起了分别十多年的情况，宋庆龄问起当年李云从香港返回上海照顾生病孩子的情况，李云告诉她，自己赴延安后，孩子留在上海，后来被开水烫伤而去世了，宋庆龄听后不无悲伤。  

◆宋庆龄和李云。

    李云第二次去看望宋庆龄时，宋庆龄要她到自己任主席的中国福利会工作，李云不愿意离开上海商品检验局，但答应宋庆龄，每周抽出一两次时间，到中国福利会帮助安排人事和建立机构。

    然而，几个月后的一天，李云突然接到组织调令，她被调到中国福利会任秘书长。后来她才知道，这是北京下的指示，这自然是宋庆龄的要求。她来到宋家，宋庆龄非常高兴，把她的每月工资定为和中国福利会两位外国专家一样高的300元。李云听后吓了一跳，因为她一直是供给制，最近才改为包干制。她连忙对宋庆龄说，她只要一半就够了，但宋庆龄不肯，认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工资应该一样。最后，李云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后，宋庆龄才勉强同意李云的意见。

    李云出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后，协助宋庆龄为中国的福利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立并初步健全了新中国的福利制度，还创立了中国第一座少年宫，成立了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