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英山县陶家河乡詹家河村远望岭，地处鄂皖交界的一个要塞关卡。这里至今还传扬着一个叫余质文的乡绅，以一根斑竹棍，两救红军脱险的故事。为此，在这个冬阳妟妟的日子，笔者偕同县老促会、县文物局干部，踏进这条布满神奇色彩的荒芜古道，找到余质文的后人，挖掘其祖辈救红军的故事。

    接受我们采访的是余质文的孙子，叫余十全。他现今51岁，是个壮实、厚道的山里大汉，记心好，能说会道。他说：他的祖父是1911年生人，2002年去世的，享年91岁。一生养育了五儿俩女，他的父亲在兄弟中排行老五，所以还在世。说着，他指了指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的一对老人：“呐，那就是我的父母，都八十多岁了，老弱病残的，几乎不能自理。要是我父不糊涂，你们跟他聊，他更清楚往日的那些事情。”

    余十全告诉我们，他家是典型的耕读世家，从当初高祖揣着40块银洋，从皖西那边来到远望岭，买下这片土地后，家境逐渐兴旺，到祖父余质文这一代，余家山水林田宽绰，衣食住行无忧 ，拥有带上下官厅的七联大屋，还另设了饭店、客舍，专门为南来北往的鄂皖商客和路人服务，成为远近闻名的殷实之家。祖父总望儿孙读书进学，一代胜过一代，至少不成为目不识丁的文盲。因此父辈兄弟姐妹7人都上过学堂，余十全的父亲，即眼前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竟然在上世纪50年代末，考取了武汉铁道学院，只差一年半载就要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谁知1960年中国和苏联关系破裂，这个由苏联援建的大学撤销了，他父亲只有回乡务农，终其一生蜗在远望岭上耕作、持家。

    余十全的记忆里，祖父不像个乡巴佬，倒像他的名字“质文”那样，是个文质彬彬的秀才样。夏天，场院纳凉；冬天，炉旁烤火，他就喜欢杵着一根泛着老旧光润的斑竹棍，跟儿孙们“挖古”。记忆尤深的是，祖父说：做人要做明白人、做事要做正经事，归根结底要做个有良心的好人。祖父自“闹红”之后，自觉散家财、施仁义、挤穷苦。同时嗜上赌博，把原先富足的家产几乎败光了。要不然，土改划阶级时，至少要划个富农；要不是救红军有功，他本人也要摊上一个伪职人员的身份，成为“四类分子”的。

    那是1934年中秋节过后，陶家河的十万大山里，开始“闹红”，一支彪悍的“童子军”，红二十五军，带着缴获的大量武器弹药、药品、粮食、布匹等战略物资，从太湖开进了鄂皖交界的陶家河。并以此作为落脚点，开辟根据地。余质文看到，红军驻扎不几天，就在郁氏祠堂的大门上挂起了“陶阳县苏维埃临时政府”的牌子，在鄂皖周边建立了苏维埃区、乡红色政权。他们白天进行军事训练，晚上就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进驻不不久，根据群众举报、控诉，徐海东他们就捉拿了几个罪大恶极恶霸和民团头目，在陶家河的大畈上，召开万人公审大会，然后就地枪毙镇压了。

    余质文当时是个20多岁的青皮后生，还是国民政府基层的保甲负责人。在“闹红”的日子里，他隐秘地参与了红军的一些工作和活动。苏区领导和红军首长，看他这个识文断字的年轻人，在当地口碑不错，就动员他参加红军。他考虑到上有老下有小，祖上留下的一个若大基业也需要他继守，就没有松口气，只保证暗地里尽力为红军多做事，决不欺压穷苦人，做一个有良心的开明人士。

    红二十五军在陶家河声名大振，既让国民党军心惊胆战，又让反动派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要拨掉这颗眼中钉肉中刺。这年10月底，突然从远望岭关外的西北边涌来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军队，是驻守六安州的47师，师部就设在余质文的饭店里，大屋的上下官厅和几间客房，以及周边的湾落里，都扎满了白军。当时的阵势是：前面的到了五天，后面的还在来。门前那口大塘的清水，天天都让他们的兵马用个精光。白军集结完成后，面对眼前沟壑纵横、峰峦叠嶂的黑森林，尤其是那堵高耸、悠长的牛背脊骨大岗，令白军指挥官心生恐惧，不敢轻举妄动。

    这天早晨，白军警卫把余质文从厢房带到司令官跟前，司令官望着他，威严地说：“有劳你小子辛苦一趟，到对面的山上特别是那条大岗上摸摸情况，看有没有共匪，有多少？情况要真，不要撒谎，你一家老小几十口的性命都捏在我们手心里！”余质文战战兢兢地连声说：“好、好，不敢、不敢有假！要说，本人也是地方上的一个执事人，理应为党国效劳！”说着，他拿来一根靠在门旁的斑竹棍，神秘兮兮地告诉官兵：地方上耳多眼杂，农会的人无处不在，我要是大明大白跟你们通风报信，怕露了口风，让人知道，今后会得到报复的。我就以这根棍子作信物，向你们传递信号，好不好？他把长柄雨伞那样带有弯头的斑竹棍，杵在地上戳几下，说：“我做这样的动作，则表示对面山上有红军，要是连连杵戳，则表示有大部队。如果，我要是把棍子驮在肩头，就表示山上没有发现红军。”白军官兵同意以物为信，达成默契。

    为什么单说是斑竹棍，而不是别的什么棍子。因为远望岭大湾里，屋前屋后、湾左湾右尽皆竹林，家具、农具多半是楠竹、水竹、斑竹、毛竹制作的。据说斑竹也叫紫竹，是可避邪的东西。因此斑竹做成的拐杖，家里墙上挂的，门旮旯放的，到处都是。有的在杵头上还包箍了锋利的钢刺，老少之人既可用来走山赶路，又可用来防身避邪。

    白军扎进远望岭的几天，严密封锁消息，实行武力戒严，周围村民只准进不准出，也不准走动。余质文感到恐惧、憋气，这会派遣他外出探消息，揪紧的一颗心顿时放开了。他拿起斑竹棍，抄一条近而险峻的坡路，连爬带滚只用一两个时辰，就攀上了高高的牛背脊骨。眼见红军官兵正在挖战壕、修工事，就情急慌张地大声喊道：“喂，红军同志，我是这山对面的一个村民，还是一个地下农会干部，叫余质文。我那湾里，这几天来了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军，看，我那过路坵的大田里，架满了大炮、机枪的。你们这点人马，还不够他们包饺子咧，快撤吧！”一个挂着望远镜的指挥员，顺着他手指的地方，从林缝里看到了余质文所说的情况千真万确。其时，红军早一天就与从东南英山县城方向扑来的白军交上了火。红军凭借一条十里峡谷，把白军阻滞在土门河的峡口上。眼下，白军又从西北面的霍山、金寨包抄过来，面临腹背受敌，情况十分危急。徐海东、吴焕先等红军领导，当即组成一支精干的阻击部队，占驻牛背脊骨高地，严阵以待来犯之敌。当日夜里，红二十五军大部队和党政机关，冒着凛冽的寒风，沿着鄂皖相交的山梁，悄悄向河南方向转移。

    再说余质文，他报告了敌情后，为了给红军留点突围的准备时间，并没有急于回家，而是磨蹭到太阳快要落山时，才气喘吁吁来到白军司令官跟前，夸张地将斑竹棍在地上不停地杵戳着。司令官点点头，表示心领神会。但又厉声问：“一眼睛望得对过的路程，为什么拖到现在才回？”余质文装得心有余悸地回道：“一路盘查很严，险些被他们扣押，回不来咧！”

    余质文回到厢房，和家人坐下不一会，白军一字排开架在过路坵的大炮，就一齐发射，朝牛背脊骨轰去，有的还打到陶家河街上去了。紧邻红军指挥部的汪氏祠堂，就在那天夜里，被大炮打垮了。

    红军阻击部队，根据余质文的情报和侦察到的敌情，迅速分兵，将战线向山下伸延，利用重叠的大小山头和纵横交错的沟沟堑堑，为牛背脊骨主阵地，构成道道火线，与白军短兵相接。当白军集中炮火轰炸牛背脊骨时，红军却是分兵隐蔽在山中的密林里。大炮一停，白军发起冲锋攻山时，红军漫山遍野的轻重火力就凶猛地压下来。白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样拉锯式的恶仗，打了三天两夜，白军还派上几架飞机助战，到了第三天夜里，红军阻击部队也悄然消失，追赶大部队去了。

    白军从远望岭移师后的一天下午，余质文正和家人收拾被白军搞得非常狼藉的家室，突然听到湾右边的竹林里，响起一阵枪声，他来到大门口张望去，见有两个提着手枪的人，慌不择路地朝他狂奔而来，他下意识的拿起立在门边的斑竹棍。来人近前了，上气不接下气地求余质文快快救命，说白狗子正在追杀他们。不等来人细说，余质文就把他们推到后檐沟里，那里长着一沟的洋水姜，他用手中的斑竹棍，拨开密不透风的洋水姜禾子，让来人钻进去躲起来，再用棍子将禾杆扶正、复原。然后回到屋里，若无其事地照样干着他的活儿。他作为当地管事的乡绅，最清楚时下的险恶，红军撤走后，国民党就组成追剿大队，疯狂搜捕、残杀红军伤病员，并实行保甲连坐、举报有奖的办法清除残余。对窝藏掩护和知情不报的，不管是什么人，则按“通匪”论处。为此，余质文昨天还被传到设在陶家河街上的追剿大队指挥部，开了半响的清剿会议。他这样毫不犹豫的救人行为，是冒了身家性命风险的。但这个机灵人马上又想好了应变的脱身之计。白军和民团真要是把红军搜出来了，他是在屋里忙活，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共匪”躲来，他毫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