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抗敌人挨个传讯、频繁刑审的斗争中,多数航空队员们表现得也很坚强。当国民党 狱政科长索文遴,用 " 从政不要太固执 " ,劝诱航空队员方子翼时,方子翼针锋相对地宣称 : " 资产阶级的政治我不管,信仰共产主义我不动摇,那是我的政治信仰。" 索文遴恼羞成怒,拿起棍子劈头盖脸地毒打方子翼。方子翼两只胳膊都被打肿了,穿衣脱衣都不能自理。
1945年8月13日, 监狱长侯维城,被航空队员张毅顶撞后,暴跳如雷地带着几个打手扑来,把张毅拉到刑罚室。张毅回忆说 :
" 给我上刑,开始一阵耳光子,接着往墙上撞头,用脚踢……和他对骂。他们又拿来刑棍,打屁股和腿,打得没有数,出血了。我昏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他们用水浇头,浇了两桶水,清醒后,拉着转,然后再打。打完,送我回牢房,躺了很长时间。后来回到延安,还住了几个月院。去东北老航校时,还给我找了一头小毛驴骑着。腿不行了。”
" 打我以后,激起大家的公愤。监狱内动荡。敌人搞隔离,进行审讯,为了打破敌人的阴谋,我们开始绝食。绝食的导火线,是从我这儿开始的。" ( 引自1997年王有生采访记录。)
在对敌斗争中, 航空队员们坚贞不屈的硬骨头精神,也与徐梦秋、潘同、刘希平三个叛徒的软骨头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徐梦秋被打了一二十下手板,潘同、刘希平均未受刑,他们便当了可耻的叛徒。
叛徒潘同,充当了蒋特的帮凶后,长期进行反革命策反工作。他被留在国民党警务处 " 试用考察 ” ( 见警务处长胡国振,给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吴忠信的报告,原件存新疆档案馆 ) 一段时间后,先后被提任为国民党中央警察学校第三分校高级教官,后来又被委派到蒋介石 " 剿共 “ 的西北行营,任青年训导纵队队长,对被俘中共人员进行 " 感化 "。在解放战争后期,潘同随国民党机关败退,西逃至酒泉方向。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节节胜利。5月20日解放西安,8月26日解放兰州,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随后,了解潘同叛徒罪行的刘护平 ( 1941年2月从苏联回国滞留迪化,化名彭建,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学习,1943年入狱,1946年6月无罪集体释放回延安 ),对潘同的下落进行了追查。
据刘护平回忆 : " 新疆解放后,组织上派我搞公安工作。我在紧张工作的同时,留意追查这个叛徒的下落。后来发现他在解放前夕竟当上了国民党敦煌县长,为非作歹,现仍在酒泉一带。我立即与甘肃省公安部门联系,同时到酒泉找到认识潘同的阎保禄同志 ( 阎过去曾在红军第五军团当过特派员 ) ,他还不知道潘已是罪恶累累的叛徒。待我说出潘在新疆以及后来在西安等地的罪行时,他非常气愤,表示一定要协助甘肃省公安部门将潘逮捕归案。不久,我公安机关就将潘抓住,并在兰州判处其死刑。” ( 引自刘护平 《叛徒的可耻下场》一文。)
叛徒徐梦秋,1945年9月被送到重庆。1948年11、12月间,蒋帮保密局撤逃台湾途中,曾命令要他去福州,他走到上海时,即经南京逃回皖南。后于1949年6月在南京投案,被人民政府政法机关依法关押。1976年5月22日,徐梦秋死在监狱之中。
另一个叛徒刘希平,追随徐梦秋,于1946年充当重庆军统局上校特务专员,后来到南京军统局任上校研究组员,专门研究中共政策及污蔑中共。1947年任军统策反组长,进行反动宣传,罪行令人发指。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捕获,于1951年12月31日正法。处决书列举他 " 企图暗杀李先念将军。一九四八年任军统江西站直属通讯员,一九四九年六月任玉鹭伪乡长,企图带人马、枪与我抗拒,确属罪大恶极。" ( 引自 《 为处决反动叛徒刘万乾死刑 》法刑字第16号 ) 。 "反动叛徒刘万乾 ", 就是叛徒刘希平。
三个在敌人面前摇尾乞怜,得到一时苟安,危害革命,作恶多端的叛徒,终于未能逃脱人民对他们的惩罚宣判。
附记:
1942年9月起,在新疆被软禁的中共人员共有150名。被捕后生小孩14人,狱中死亡小孩2人,实为162人。被捕后,牺牲和病故5人,叛变和动摇出去19人,并带去小孩7人。共少了31人。
1946年5月底,中共全体在新疆人员131人,其中包括小孩23人,全部集中在第二监狱。
在中共中央多方营救,和国民党新疆省主政张治中协调支持下, 1946年6月10日,131名中共人员,在新疆警备司令部交通处处长刘亚哲少将带队护送下,乘坐10辆大卡车,离开新疆监狱。在长途颠簸中,历尽艰辛,有1名小孩不幸身亡,飞行员谢奇光病逝于西安。
1946年7月11日,从新疆返回的129名中共人员,终于到达延安,受到党中央和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回到延安后的航空队员共31人,其中飞行员15人,机械员16人。8月29日,朱德总司令宣布组成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由方子翼任队长,严振刚任指导员。
1946年9月20日,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奉命奔赴东北老航校,辗转登上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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