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新疆航空队，是我党在抗日战争初期，筹谋借力统一战线，精心选拔红军干部，历尽艰辛培养起来的第一支空地勤配套的航空队伍。回溯这一曲折历程，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深刻地领悟党中央、毛主席运用统一战线法宝，领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英明决策和成功实践。

    统一战线是我党领导革命的一大法宝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主席在1939年10月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国革命既有重大胜利，也有严重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指出: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69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

    时至1949年6月，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三大法宝的内容和意义作了更加完整的概括，指出: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9页）

    毛主席关于三大法宝的总结，是毛泽东思想突出的创造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统一战线，对实现革命战略目标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

    统一战线，是共产党在争取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斗争中，为了实现一定的任务或目标，同其他政党与社会力量所结成的政治联盟。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首先阐明和奠定无产阶级政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在指导英国无产阶级支持爱尔兰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中首次使用了“统一战线”这个概念。（见马克思在1869年11月致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25页。）

    列宁在俄国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进行革命和建设，以及指导共产国际开展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斗争必须“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并把“这种策略贯彻到底”。（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97页）

    列宁不仅重视直接同盟军，而且重视间接同盟军。正如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所指出的，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即使“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他强调要“确实运用这个真理”。（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23-226页。）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建立、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期间，随着形势的重大变化和在共产国际七大制定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毛主席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毛主席创造性地制定的一整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针、政策，成了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指导思想，保证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多次强调，我们的统一战线既包括下层又包括上层，它是最广泛的，是全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和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我们这里所讲的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左派人士、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等，都是属于上层统一战线的范围。

    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共在积极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地方实力派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当中的一个阶层，它同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既有相同的利害关系又有矛盾冲突。它们的情况，正如周恩来同志所指出的: “地方实力派近乎中间，或者是中间和顽固之间，在阶级性上是接近反动派的，在反蒋这一点上又起了中间力量的作用”。（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14页。）经过我党的多方努力，使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真正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他们都逐步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新疆督办盛世才，就是一个与中共结成统一战线的地方实力派。盛世才在新疆要实行亲苏政策，向国民党闹独立，必须联合中国共产党。因此，盛世才在国内一些重大问题上，与中共有一致的看法。1935年，盛世才著文批评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亡国主义”；1936年7月，他发表通电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见《中共新疆地方史（1937年—1966年4月）》第一卷，第35-36页。）这是中共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五军、九军、三十军等部共21800人，在方面军指挥部率领下，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从甘肃省靖远县虎豹口等地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战场形势的变化，经党中央批准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继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打通苏联”、便于抗日的战略方针。

    红西路军在既无后方补充，又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在气候条件极其恶劣的雪山、大漠的苦寒环境中，与10倍于己的陆空配合的优势敌人频繁激战。红西路军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英勇顽强、敢于斗争、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与敌人血战到底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先后占领了古浪、山丹、永昌、高台、临泽数座县城，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援了河东主力红军的斗争。红西路军指战员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发动群众建立了永昌、山丹、临泽、高台四县的苏维埃政权，扩大了我党和红军的影响。

    红西路军经过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歼数2.5万多人，但红西路军也由2万多人减员到不足3000人，终因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而失败。余部只得分几路突围，历尽千难万险，逐步分批返回延安。

    红西路军左支队的指战员们，在李先念等同志的率领下，理想信念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坚韧拼搏，勇往直前，闯出祁连山的冰峰雪沟，击退敌骑兵的疯狂围击，穿过大戈壁的沙丘险滩，终于按照党中央电示的方向，抵达新疆与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

    新疆督办盛世才，在苏联的推动下，欢迎红西路军左支队余部进入新疆，促成了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共与盛世才建立特殊统一战线

    红西路军失败后，党中央随即采取多种方式，通过多种渠道，开展了营救突围余部和失散指战员的工作。

    1937年4月23日，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陈云、滕代远等5人援接团，由盛世才派官员和专车从中苏边境接到迪化。25日由盛世才派出几十辆汽车，并派部队护送，陈云等携同医务人员携带足够的衣服、食品、药品和武器，赶赴新疆与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接运已经先期到达那里的红西路军干部战士407人。陈云代表党中央向这支英雄的部队进行了亲切的慰问。他说：党中央一直关怀着你们，派我们来接你们到迪化去。革命有胜有负，不要只看眼前剩下400多人，要看到我们的红军还在，要看到未来的胜利，这400多人会扩大到4000、4万，甚至400万，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必将属于我们。5月8日，左支队余部全副武装抵达迪化（《陈云致王明信》，1937年5月11日），住在西公园附近的纺织厂内。他们一面医治伤病，调养身体，一面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纪律教育。随后开始安排文化学习。以后，又有些红西路军成员陆续到达新疆。

    7月下旬，红西路军左支队迁到迪化市东门外营房里。安定下来后，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一律以“新兵营”的名称出现。陈云为中共驻新疆的第一任代表，负责和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并领导“新兵营”。

    1937年10月初，周小舟奉命以中央军委联络员身份前往新疆。经与盛世才商谈，在迪化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其工作任务是在党代表的领导下，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促进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抗日斗争，使新疆始终为中国的领土，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通道，接待过往新疆的我党干部和国际友人，筹集援助八路军抗日物资，管理在迪化治疗的八路军伤残病员。

    1938年，应盛世才的请求，中共决定派一批干部到新疆工作。从“新兵营”调地方工作的有：黄火青（化名黄民孚）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兼审判委员会委员长；潘同（化名潘柏南）任和田警备司令兼和田行政长；胡鉴（化名胡东）任蒲犁边卡大队中校大队长……

    路过新疆留下的干部有：徐孟秋（化名孟一鸣）被任命为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韩光（化名韩明光）任督办公署上校副官。1938年2月1日，中共干部毛泽民去苏联治病途经迪化，应盛世才的请求，经中共中央批准，毛泽民（化名周彬）留任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后任代厅长。此外，还有刘希平（化名刘西屏）任哈密行政长……

    从延安抽调的部分干部，分三批入新。第一批林基路（林为梁）等，于1938年3月10日随任弼时一道到迪化。第二批彭加伦、朱旦华、王韵雪等，于5月入新。第三批郑亦胜（化名郑正声）、高登榜（化名高玉成）、马肇嵩（化名马锐）等，于11月中旬入新。

    先后到达新疆工作的100多名中共干部在厅、地、县各部门担任了重要职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是全国抗战的远后方，成了最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而且新疆地方实力派盛世才又打着“亲苏、拥共”的旗帜。这种状况决定了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的四个特点：

    一是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共同纲领的指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明确的共同纲领，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有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就是苏联帮助盛世才制定的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陈云同志当时指出：我党在新疆建立的是特殊的统一战线。新疆实行的六大政策，是我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六大政策与我党最低纲领是一致的，我们帮助盛世才推行六大政策，也就是贯彻党的最低纲领。（见《中共新疆地方史》第一卷第二章。）

    二是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特殊的组织形式。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国共两党有政权有军队，但是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只是遇事协商，共产党员一般不参加国民党政府工作，只在个别战区，如山西参加了地方政府工作。而在新疆，共产党人参加盛世才政府的工作，并负有重大责任。中共党人还将盛世才官办的群众组织反帝会改造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利用这个组织的合法性来宣传抗日，训练和组织群众。

    三是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共同领导，事实上起最后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国际。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在思想、政治、组织、军事上的独立性；中共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分析的态度，择其善者而从之。而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是完全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四是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实行“三不”原则为基础。中共党员在新疆工作，同样要遵守共产国际、苏联制定的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的原则。

    之所以会形成这些特点，是受到历史因素影响和现实条件制约的结果。正如陈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党和盛的联系是通过苏联建立的，对盛采取统战做法也是从苏联的做法延续下来的。”（陈云:《关于我党在新疆做盛世才统战工作的几点看法》，1984年12月22日。）

    早在1933年，苏联即与盛世才建立了联盟。

    苏联与新疆督办盛世才结盟经过

    盛世才借1933年“四一二”政变之机上台后，处于东西夹击、四面楚歌的危难境地。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盛世才决定倒向苏联一边。

    盛世才在宴请苏联驻迪化正副总领事时，让领事看他的书籍，内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表白自己信仰马列主义。之后，孜拉肯总领事将与盛世才多次会商的情况向莫斯科请示，电文内称盛世才为马列主义信徒。1933年10月，由于从东疆进犯的马仲英部步步进逼，将省城团团围住，形势告急。盛世才派外交部驻新疆办事处处长陈德立和航校校长姚雄赴莫斯科请求军事援助。苏联政府遂派熟悉东方事务的驻塔什干外交特派员格·阿·阿布列索夫为公使衔的驻迪化总领事，与陈德立、姚雄一道来迪化，负责与盛世才直接谈判。初步协议供给盛世才300万金卢布及战时物资，并派红军入新疆戡乱，帮助盛世才打击对省军威胁很大的几股敌军。

    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苏联红军分两路入新参战。一路由霍尔果斯进入伊犁，称“塔尔巴哈台军”，包围了惠远城，并派飞机环绕丢下传单。自称“北疆总司令”的张培元，在逃离后，又见所属部队被东来夹击的省军击败，遂绝望自杀。另一路苏联红军，在边界换上盛世才军队的服装，对外称“阿尔泰归化军”，由塔城边卡苇塘子入境直扑乌苏。此时马仲英正率7000主力在迪化展开激战。自从11月中旬双方在南梁交战、对峙，马部攻占城东飞机场、无线电台，缴获两架飞机后，省城危急。

    1934年2月3日，从塔城南下的红军大批开到迪化郊外的旧飞机场，几日后开始向马仲英军队轰击。马仲英部撤退到达坂城后，3月上旬再遭“阿尔泰归化军”总攻击，又撤退南疆，占领喀什，促使了南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覆灭。省军紧追不舍，苏联吉尔吉斯骑兵参战。省军占领喀什后，马仲英退莎车。经协议，马仲英被苏联收留，其余部由马虎山率领，保留36师番号，退驻和田，消灭了满素尔帕夏，和田“伊斯兰教王国”随之灭亡，新疆局势遂告安定。

    可见，盛世才政权完全是由于苏联的支持才得以稳定局面的。苏联决定支援盛世才是基于三个原因：一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希望边界安宁，希望新疆有一个亲苏的地方政府。二是苏联经过选择认为盛世才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当时新疆除盛世才外，还有三种势力:东疆的马仲英，提出“建设伊斯兰教国”和“杀汉兴回”的口号，当时被指责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伊犁的张培元，明确反苏，发表反盛通电，指责盛世才投靠苏联，丧权辱国；南疆的沙比提大毛拉，他搞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英国一手策划和扶植的。对上述三种人，苏联当然不会给予支持。而支持一再表示对苏联亲近的盛世才，对苏联当然是有利的，三是盛世才政府是南京政府任命的合法政府，支持盛世才不会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国际上，英美等国虽然不满，但也无干涉的理由。

    苏联与盛世才结盟后，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给予了盛世才巨大的援助。

    本文现从已经解密的俄国档案中，仅列举盛世才上台后一年半内，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关注新疆工作的重要决议，苏联政府援助盛世才的部分决定：

    1933年4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全体（23人）会议第15号记录: “一、听取王明做关于中国的反帝斗争统一战线的报告……三、听取多尔夫关于新疆工作的报告。决议：1.为新疆制定行动纲领，为此成立由萨法罗夫、王明、多尔夫和阿赫马托夫组成的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在两个月内准备纲领草案。一个月后必须听取关于委员会工作进程的报告。2.为获取情报，以及为了同最先进的分子和先进农民进行联系，必须派遣新疆同志回国。责成米夫、科捷利尼科夫和多尔夫负责这一工作。”（《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283-284页。）

    1933年8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新疆工作的指示”：

    “一、认为支持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来的口号和政策是不可取的。

    二、认为应支持同乌鲁木齐政府保持友好关系，即维持目前新疆的自治状态……

    三、如果乌鲁木齐政府提出关于支持其同马仲英和其他东干人队伍——把新疆变为反苏活动基地计划的代表——斗争的要求，认为给予乌鲁木齐提供援助是可行的。
    ……

    必须继续开展和巩固我国同新疆的贸易关系，保持新疆同苏联之间已经建立的密切的经济联系……
    ……

    必须精心研究新疆的政治和社会局势，以便当新疆发生事件时，能够对事件做出正确的和及时的评价，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采取措施。此外，责成相关部门要特别关注和研究英国人和日本人在新疆部分地区的图谋。”（《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289-294页。）

    1933年10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46号记录: “第30/138号关于新疆问题。

    允许向乌鲁木齐出售100万发步枪子弹，分两次出售。”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302—303页）

    1934年4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号记录：新疆问题：

    “一、……考虑到督办坚定的要求及其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巩固胜利成果，除掉马仲英，以便能够在阿克苏——乌恰——吐鲁番地区站住脚，我们同意把阿勒泰骑兵团和炮兵连（总人数为350人）留驻新疆3-4个月，从而进一步巩固省政府在阿克苏和乌恰——吐鲁番地区的统治，并建立起防范喀什东干人向新疆北部渗透的屏障。”

    委托阿普列索夫和克鲁钦金同志向督办说明立即着手组建自己的、有战斗力的部队的必要性，要借助于我们留给乌鲁木齐政府掌管的技术专家和物质力量，同时要仔细挑选忠诚分子，并建立俄国军队那样的纪律。

    指示督办，利用留给他的教导员和物质力量，他完全有能力组建一支巩固的和有战斗力的部队。

    鉴于留给督办的物质力量和培训专门人才所需的教导员干部，我们可以把这些干部留给督办，期限为6个月到1年:

    1.飞行员、飞行观察员和机械师8人；
    2.装甲车驾驶员和坦克手18人；
    3.炮兵6人；
    4.机枪手3人；
    各军兵种指挥员（少尉中尉）15人
    ……
    中央委员会书记N斯大林（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卷， 第329—330页）

    1934年5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新疆问题》

    “一、基本措施为了使新疆平静和巩固现在的盛世才政府政权，认为必须：

    1.清除马仲英方面的威胁，特别是要使其离开喀什；
    2.成立乌鲁木齐政府正规军；
    3.恢复新疆经济，特别是要恢复苏新贸易。
    ……

    关于新疆政府组建常备军的向题

    1.建议新疆政府在喀什战役结束后对军队进行改编。
    2.建议将要组建的乌鲁木齐正规军总数定为4000人……
    3.委托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制定乌鲁木齐政府组建方案和为实际组建任务应给予的指示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4.通过马利科夫同志弄清楚乌鲁木齐政府军队对武器和供应方面的需求……
    5.满足省政府关于立即派遣教官以便在新疆进行组建军队的要求。”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335—338页）

    1934年6月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号记录：新疆问题

    “……3.为了巩固新疆省和地方行政机关，有必要从苏联派遣10名中国人和15名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东干人担任官员。”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339—340页）

    1934年6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号记录：新疆问题

    “批准苏联对外贸易部向新疆政府出售两架Y-2型教练机。”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343页）

    以上资科，只是解密的一小部分（转引自沈志华编译《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足以说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盛世才政权支持的力度之大。

    1934年8月1日，盛世才宣布新疆“和平统一”，命名新疆省军为“反帝军”。是年，盛世才整编军队，把全疆划为11个军区，每个军区设警备司令部。众多的苏联顾问、教官、专家陆续到来。

    1934年至1936年，共产国际和苏联先后派遣20多名共产党人到新疆工作。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他于1935年5月到新疆，化名王寿成，任新疆学院院长、航空学校和军官学校政治教官、督办公署边防政训处副处长等重要职务，主要工作是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主持日常会务并主编《反帝战线》。还有几位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如赵实（化名王宝乾），曾任喀什地区行政长、反帝会秘书长、新疆日报社社长；任岳（化名刘贤臣，1923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曾任新疆保安总局副局长并兼军事政治部部长；郑一俊（化名郑义钧），曾任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和田区行政长；江泽民（化名吴德铭，1925年入党）曾任新疆督办公署汽车运输局副局长。

    这批共产党人在新疆的主要功绩，是帮助盛世才制定了进步政纲——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并努力贯彻执行，使新疆政局面目一新。随着经济的恢复，吏治的澄清，民族关系的改善，人民生活的安定，为盛世才亲苏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1936年夏天到新疆工作的刘进中，也是这批共产党人之一。他长期在上海、平津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携领全家人乘船到达海参崴，换火车到莫斯科接受了任务。他经塔城到迪化后，化名陈培生，在盛世才亲任处长的边务处任第二副处长。1937年春夏，他直接参与了迎接红西路军左支队余部进入星星峡的一系列关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