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因势利导在新疆培训特种兵干部

    由于有苏联供给陆空军装备，新疆的军事力量有了加强。自1936年以后，新疆的军事教育与军队训练均采用苏联模式。新疆省军队的点编、布置、军事教育等，都须通过督办公署聘请的苏联军事顾问核定。各种军事学校均有苏联教官。各部队中有的也有苏联教官。

    1937年，陈云、滕代远同志把红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援接到迪化，进行整编，对外称“新兵营”后，正逢盛世才的军校教育进入正规和特种兵门类比较齐全时期。

    盛世才时期的陆军军官学校，以“坚苦耐劳，亲爱团结”为校训，作为对学生进行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军校分科教学，主要分步兵、骑兵、炮兵，有时根据情况需要增加工辎、通信、政训、参谋、俄文等科，除校内教学外，还到城郊进行实地战术演习。红山、妖魔山、六道湾、七道湾是演习的主要地区，学习战斗指挥（兵力部署、命令下达等）。1937年，正是1936年开学的第三期在校，学生约500余人（不含附设的各队、班人数）。

    新疆航空学校，于1932年春开办，1933年被盛世才接管。学校教官除由内地聘请外，还从苏联聘请总教官及飞行、机械、侦察等教官。苏联教官每3年更换1次。教学训练由苏联教官主持，使用苏军飞行条令、操典和教学大纲，按三三制编列训练。航校除飞行班外，以后还开办机械班、侦察班、气象班。侦察班主要学习领航、空中侦察、投弹、射击、通讯和照相等课目。教学中先学理论，打好基础，循序渐进。学习方法采取“少吃多餐”，强调从难从严。同时还重视培养学员的气质。（《新疆通志·军事志》第257-259页。）

    1935年冬，航校和航空大队合并，其第三中队专门训练新飞行员，是初、中级教练机中队，配1名中队长和2名飞行教官。训练机场为欧亚机场（今乌鲁木齐市幸福路一带），每周飞3—4天。星期三是理论日，星期六为机械日。飞行班淘汰率较高，第1、2期淘汰率达百分之20。

    1937年秋冬，正值航校即将招收第3期飞行班和第2期机械班之际。

    机不可失。陈云同志在组织“新兵营”红军指战员抓紧时间休整和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开始筹划借用盛世才的军校，为我党培训特种兵干部的大计。

    回顾历史，我党自1921年成立之后，比较重视工农群众运动，而对军事工作和军事教育的重要还认识不足。在大革命时期既没有独立建立自己的军队，也没有单独创办任何军队学校。毛 泽东主席指出: “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校开始已进入到了新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中央最早成立的军事部门，是由1925年10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四届二次扩大会议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的“军事运动委员会”，12月改为“中央军事部”。（见红旗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初稿>》第32页。）

    最早规定的中央军事部的任务，内容共8条。其中有3条涉及到与军阀的关系。即（四）监督同我党合作的各军阀之间的武装分配；（五）军事部对在个别军阀军队中进行军事工作的共产党员进行个人登记，并负责他们的分配工作；（六）选拔忠于革命事业的工人和学生到受党影响的军校和军阀的学校学习，借以培养新的军事工作干部。（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②第309-31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王一飞传略·文存》第145页）

    军事部的这些规定，针对当时的情况，是比较明确的，切实可行的。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党相继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人民军队由此诞生。1927年11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井冈山宁冈县砻市西北的五虎岭南麓，龙江河西岸的龙江书院开办了军官教导队，开启了人民军队兴办学校的先河。各地区的红军都先后成立教导队或随营学校等不同形式的训练机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31年11月25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我军第一所正规的培养军事干部的综合性学校。后来，红军在瑞金又创办了工农红军大学校、红军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游击学校。

    1936年5月8日，毛主席在陕北延长县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办红军学校的问题。遂决定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为基础，在瓦窑堡创办抗日红军大学。这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为培养干部造就人才，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到来做出的战略决策。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无法解决现代化武器装备问题。要建立特种兵部队，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借助于外部渠道。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红军现代装备问题非常关心。苏联与盛世才结盟以后，共产国际曾经指示中国共产党重视对新疆的工作，以打通国际路线，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依托问题。1935年11月中旬，共产国际派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到瓦窑堡，带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传达斯大林的意见，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古）和西北（新疆）靠近苏联，以便取得苏联援助。

    1936年11月，红军中止宁夏战役，转向西进后，苏联方面通过外蒙援助红军的计划难以实施，共产国际决定改由新疆哈密向红军提供援助。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特派出陈云（化名施平）、滕代远（化名李广）、段子俊、冯铉（即何晓理）、李春田5人，前往新疆，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当陈云、滕代远等离开莫斯科赴新疆迎接红西路军时，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曾经表示要大力援助，以坦克、大炮等现代化武器装备西路军，并把几十辆坦克，几十门大炮让他们看，但后来西路军只剩下400余人，苏联给那么多武器装备不好要了。（《滕代远同志谈赴新疆迎接西路军情况》，1959年7月15日。）

    面对一系列新变化的实际情况，陈云同志审时度势，提出建议，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利用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使新疆成为我党培养和训练特种军事技术干部的基地。“新兵营”实际上是一所训练特种兵技术干部的学校。

    1937年冬，陈云的提请得到苏联总顾问巴宁中将的支持和盛世才的同意。“新兵营”于是年底至次年初，先后转入汽车、坦克、装甲车、火炮等专业技术学习。由于人多器材少，采取:讲解理论时，把教官请到“新兵营”上课；实际操练时，到盛世才的汽车、装甲车、炮兵教练场。经过刻苦努力学习，上述专业的驾驶、修理、射击技术和战术都取得良好成绩。“新兵营”自己还开办两期无线电训练班，边学文化，边学技术，共培训40余名报务人员。后又抽调10多人到军医学校和兽医学校学习。

    在新疆为我党培养航空技术人才，是陈云同志在1937年冬与盛世才达成的协议。应盛世才要求，陈云答应与苏联协调，为盛世才增援飞机等装备；在中共学员毕业后暂留督办公署航空大队帮助。随后，从“新兵营”选出25名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红军干部。陈云同志回延安后报请中央政治局、毛主席批准，又从延安抗大、红军摩托学校，选送19名红军干部赴新疆学习。

    开学前，在新疆接任党代表的邓发同志，给我党航空队的学员明确规定: “航空队党支部由中共驻新疆代表直接领导，党支部不公开，支部大会到党代表处开，个人一律使用化名。”（《新疆通志·军事志》第63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在延安来的学员与“新兵营”来的学员合开的联欢会上，严振刚传达了中央组织部长陈云的指示。他说：“陈云同志在延安窑洞里接见即将赴新疆学习航空的同志时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有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要搞好团结，遵守纪律，保持党的荣誉。”大家听后，受到很大的鼓舞。（《新疆冤狱始末》第3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4月，北京第1版。）

    学航空的学员来自红军各部队。为使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有人学飞行、学机械，党代表邓发精心编制两个班的学员名单。飞行班25人，机械班18人（有1人因病未入学）。

    飞行班25人是：

    吕黎平（班长）、方华、方槐、方子翼、刘忠惠、安志敏、杨一德、李奎、张毅、陈熙、汪德祥、胡子昆、赵群、袁彬、夏伯勋、谢奇光、黎明、王东汉、王聚奎、杨光瑶、邓明、彭浩、黄明煌、余天照、龚廷寿
机械班18人是：

    严振刚（班长）、丁园、云甫、王云清、朱火华、刘子立、刘子宁、吴峰、吴茂林、陈旭、陈御风、金生、周立范、周绍光、黄思深、曹麟辉、彭仁发、余志强

    1938年3月3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大队第三期飞行班、第二期机械班同时开学。

    航空队的中共学员，为学好技术，团结教官，勤学苦练，互帮互学，攻克了多道难关。飞机少，练习器不足，他们就用土办法练习，加快了训练进度。

    中共航空队，开始先学苏式Y-2型双翼初级教练机，带飞训练约3个月时间，就放了单飞。接着，大约用了3个多月时间，学会了飞行起落，航线中迫降、侧滑、复飞，在空域中盘旋、螺旋、翻滚、跃升、倒转、俯冲等，完成了从迪化到呼图壁、迪化到二道沟等航线及盲目飞行，能飞三个方位，用测风仪、计算尺算出地速、风向、风速、航向、投弹瞄准角，还能在地面方位校正罗盘误差，9月份进行了考核。10月份Y-2型初级教练机训练结束。

    紧接着是学中级教练机P-5型侦察机飞行训练。先学P-5机的原理、构造及驾驶技术，教官带领飞30多个起落就陆续放了单飞。经过艰苦训练，全部完成了空域盘旋、轰炸和单、连续投弹等科目，取得了良好成绩。

    （引自李奎:《回忆新疆航空队的生活》。）

    总的来看，在1938年，是航空队和“新兵营”的特种训练取得长足进步的一年。

    这一年，随着延安派出几批干部前来新疆帮助工作，天山南北在诸多方面出现了新的局面。

    这一年，盛世才获得了苏联更加强有力的支持。年初，盛世才请求苏军在南疆围剿马虎山叛军的一个机械化团，及空军一个支队，开往哈密驻扎，扼守新疆的东大门。这支苏军实为一旅人，被称为红八团。

    这一年，盛世才持续表明了他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意愿。

    盛世才持续要求加入共产党秘录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行前斯大林嘱咐王明亲自与盛督办谈谈。王明在迪化停留时受到盛世才的热情接待。盛世才向王明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盛世才还向王明提出要求中共派干部帮助他，要求中共派4个正副厅长，9个行政长（即专员——笔者注），200个县长科长级干部。王明将盛世才的要求带回延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

    关于盛世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接受盛世才入党，但由于多年来新疆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由于盛世才地位的重要性，此事必须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批准。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路经迪化时，任弼时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告诉了盛世才。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没有批准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弼时在给盛世才的电报中说：第三国际与斯大林都知道你已取得入党资格，可是，他们认为你暂时不能加入中共，因为在国际舞台上，新疆关系很微妙，而在中国之内，你的政治地位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两种因素，目前你的入党似非所宜。（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7卷，第3993页。）

    关于派干部到新疆工作问题，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新疆的重要战略地位，为了巩固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为了建设新新疆，造福新疆各族人民，尽管本身干部非常缺，仍然从红西路军总支队（“新兵营”），从去苏联治病或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的干部中，从延安各抽调了部分干部，先后达100余人在新疆工作。

    1938年9月，盛世才以去莫斯科治病为名，访问苏联，所受到的欢迎“较中国的元首还重”。（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7卷，第4013页。）由于苏联在新疆有特殊利益，并在新疆有很大的势力，苏联对与盛世才的结盟十分重视。盛世才在莫斯科期间，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曾3次接见他。据盛世才说，他向斯大林提出了入党问题，他被批准加入联共，他的党证号码是185911（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7卷，第3957页。）苏联与盛世才的关系达到了高峰。

    关于盛世才加入联共之事，盛世才于1942年7月7日，在第一次《上蒋委员长书》中承认：在1938年赴莫斯科就医时，曾加入联共党。”任蒋介石侍卫室组长的唐枞，在1944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盛世才约谈，彼将当年加入中共而莫斯科不允，其后史达林邀其加入联共的经过情形相告。”台湾公布的白皮书中说:“民国二十七年复诱致盛世才加入联共，完成其政治控制之杰作。”（《苏联对新疆之经济侵略》，第39页。）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其后，更要盛世才赴莫斯科，加入国际共产党。”（见[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湖南人民出版社全译本，第4卷，第319页。）

    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也证实:“他是个联共党员，并有党证。”（见《访问安志洁》，1979年8月28日。笔者注：盛世同改名为安志洁；1936年与中共党员俞秀松结婚。）

    （以上史料转引自新疆自治区党校朱培民教授的专著《新疆革命史（1933-1957）》，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至于盛世才1938年9月以去莫斯科治病为名，访问苏联时，是怎样向斯大林提出入党要求的一事，随着俄国涉及新疆问题的档案解密，现在已能看到当时有关真实纪录。本文特从《斯大林等与盛世才谈话纪要·中苏关系（1938年9月2日）》中摘录几段:

    “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于1938年9月2日在克里姆林宫与新疆省督办盛世才就中国国内形势和苏中关系等问题而举行的会谈记录……督办对自己在苏联受到的热情款待深表感谢……对苏联政府给予新疆的援助表示衷心的谢意。”

    “莫洛托夫同志问，督办是否有问题需要解决。督办答，如果他们有时间的话，他本人倒是有一个问题需要亲自对斯大林同志讲。督办得到的答复是，如果有事情要办，他们总是有时间的。于是督办便说，他很早便渴望能够加入共产党。他曾多次向阿普列索夫提出过这一请求，还曾就这一问题与王明交谈过，那是当后者到新疆的时候。王明对督办的这一愿望表示欢迎，并答应可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关于自己希望加入共产党的原因，督办作了如下解释：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这才是自己唯一必须信仰和追随的学说。另外，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他坚信，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并非仅仅是在口头上，而是真正地希望帮助那些比较弱小的受压迫民族，而这一信念更加坚定了他对加入共产党的渴望。如今他得到了这样一个幸福的机会——能够与世界无产者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当面交谈，因此他决定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表明自己的这一请求。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接受他入党是可能的，那么他会感到无比的幸福。

    斯大林同志答，如果督办一定要坚持这样做，那么他不会反对。不过，伏罗希洛夫同志对此表示了异议，他说此举可能对督办今后的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如果蒋介石和杨大使知道了此事，将会感到非常地不满。督办答，这一切都将严格保密，任何人都不会知道此事。斯大林同志不同意督办的这一说法。他说，要将督办入党的事严格保密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一旦督办加入了共产党，不论怎样他都必须在自己周围形成一定的组织，而这一组织一旦建立就立刻会有几个人了解督办的党员身份。伏罗希洛夫同志补充道，党的所有成员在入党之后都不得再加入其他党，并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样一来，督办入党的秘密便可能被其周围的同志所知晓。斯大林同志还提出了一个问题：蒋介石是否会这样想，督办受到了恐吓并强制性地被迫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督办不同意这一说法，声称蒋介石是不会知道此事的。他再次坚持提出自己的请求。于是在与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等同志商议后，斯大林同志答，如果督办一定要坚持这样做，他们原则上表示同意接受督办加入共产党组织。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在加入共产党的同时，督办在拥有了新的权力的同时，也肩负了新的义务和责任。对此督办答，他不会惧怕任何义务和责任，面对任何义务自己都会心甘情愿地去完成。

    关于苏共领袖们是否同意接受自己加入共产党的问题，他们最终是同意还是反对此事，督办心中还是没底。这里我需要重复一下斯大林同志所说的话——如果督办非要坚持这样做，那么他（斯大林）将不会反对。督办本人也说过，尽管斯大林同志声称对督办入党的事严格保密是不可能的，但督办依然希望对此事严格保密——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此事，甚至包括梅宁在内，虽然督办曾多次请求过梅宁在这件事上给予自己帮助。

    记录:A·尤丽娜”

    （见《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沈志华编译《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第083—08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笔者注意到，上述纪要中提到的阿普列索夫，是在1933年10月以后接替孜拉肯，任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总领事的；梅宁则是在1937年3月接替阿普列索夫任总领事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937年3月20日作出决议后，由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签署任免命令：“免除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普列索夫同志的职务，任命苏联外交部驻巴罗夫斯克全权代表梅宁同志顶替他的位置。”（见《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474页。）由上述任职时间段可以看出，盛世才是在数年中曾多次向两位总领事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

    盛世才在申请加入共产党的过程中，对中共驻新疆代表、“新兵营”、空军航空队、派遣干部，态度是友好的。共产党人在盛世才政府中负有重大责任，并在新疆各条战线的工作中取得令人赞叹的成绩。

    共产党人在新疆工作的光辉业绩

    中国共产党人由于苏联的关系和盛世才的邀请进入新疆后，主要是帮助现政府进行工作。他们尽心尽力，为维护新疆的重要战略地位，建设新新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共产党人在动员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日战争方面成绩突出。一是发动抗日募捐，支援抗日前线。1938年冬，反帝总会在秘书长黄火青主持下开展为抗日前线募集寒衣活动，各界人士慷慨解囊。迪化地区献金总额法币9.4万元，皮大衣20万件及许多其它物资。并集得10万封长长短短的慰问信，把14个民族对前方将士的慰问带到了战壕中和山村里，激发了将士们杀敌的勇气。据1940年反帝总会统计，自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全疆各族人民共捐款折合现大洋322万余元。1939年8月，新疆用捐款152万余元（法币）购买了10架战斗机献给国家，命名为“新疆号”。（引自《中共新疆地方史》第一卷第二章）

    二是保障运输盟国军援物资。据苏联方面统计，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8月，苏联提供给中国政府的军事物资有：飞机985架，坦克82辆，大炮1317门，汽车1550辆，拖拉机30台，机关枪14025挺，枪弹16400万发，炮弹190万发，炸弹8.23万颗。1940年底，苏联又供给中国政府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3000门炮，500辆吉斯5型汽车的援助。1938-1940年，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先后派出军事顾问140人，先后来华的志愿空军人员2000余人。这些援华人员和军用物资以及中国偿付苏联的物资，基本上从新疆这条国际交通线通过。

    三是新疆支持中共坚持抗战。中国共产党利用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保住了新疆这条国际交通要道，使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和重要干部，如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王明、康生、王稼祥、蔡畅、邓颖超、邓发、林彪、刘亚楼、陈郁、蔡树藩等，以及越南的胡志明等国际友人，能够途经新疆，来往于莫斯科与延安之间，使中共能够及时地向共产国际反映情况，增加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了解，从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的成果。

    中共利用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还取得了物资上的支援和政治上的声援。新疆支援延安的物资有多批。如1937年10月，中央军委派周小舟到新疆，盛世才赠八路军3万件皮大衣，一批机枪；1937年11月，王明路过迪化回延安时，盛给王明1万美金帮助八路军抗日；1937年底滕代远从新疆返回延安时，带回高射机枪4挺，子弹2万发，西药400公斤；1938年1月，邓发将新疆各族人民用“一·二八”捐款从苏联购买的一批药品及电讯器材运往延安；1940年1月总支队东返时，除携带随身自卫武器外，还带回迭克铁里瓦机枪4挺，子弹4万发，作为送给朱德、彭德怀的礼物；1940年夏，陈潭秋又用新疆筹集的防毒捐款，从苏联购回《新中华报》（后改为《解放日报》）需用的10吨新闻纸。“为押运这批纸张，潭秋将‘新兵营’航空班留下的约十几位同志（原准备去航空队学习，因被盛拒绝而未去成）组织起来，押运纸车回延安。”（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秘书王韵雪的回忆，见载于《永远的怀念》第2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说明：“西路军总支队航空班”，见载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第228页。总支队东返后，留下人员由八路军办事处管理，《周恩来年谱》、《任弼时年谱》称为“干部训练班”。一些史学研究人员习惯称之为“新疆航空训练班”。据《新疆通志.军事志》记载，此班于1940年7月停办。）

    新疆在政治上对中共的声援十分突出。每当中共发出通电、号召，或八路军取得重大战绩时，新疆各界总是热烈响应，积极支持，高度评价。皖南事变时，盛世才多次复电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盛世才复电时，称盛世才“主持正义，仗义执言。”（《新中华报》1941年2月13日。）应当承认，在1942年盛世才投靠蒋介石之前，在抗日救国的大局上，盛世才和新疆是站在中共一边的。对此，中共中央在1941年7月28日电贺新疆反帝军成立7周年时指出:“由于督办六大政策的领导和全疆十四个民族四百万民众之团结，使新疆成为抗战最巩固的后方。”（见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85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共产党人在开展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文化方面影响深远。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密切合作，齐心协力，在短短两三年内使新疆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其最大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如利用盛世才允许并提倡研究马列主义的一面，在迪化书店公开出售《资本论》《列宁选集》等著作。在共产党人掌管的《新疆日报》上发表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共中央文件。新疆日报社1938年翻印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各8000册；1940年翻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2万册。1941年销于新疆的中文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列宁主义问题》就有万余本。特点之二是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大唱抗日歌曲，大演抗日题材的话剧。特点之三是大力传播五四新文化，介绍苏联革命文化。第四个特点是重视教育，大力培养各民族的多种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新文化运动，以它革命的内容，清新的格调，民族的形式，为新疆各族人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哺育了新疆一代革命青年的成长，促进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觉醒。

    共产党人在发展经济，改革政治，巩固边防，为各族人民办好事方面成效显著。

    正当新疆财政因连年多事，纸币毛荒，负债累累，“弄得天怒人怨”，苏联经济顾问也束手无策之际，毛泽民被任命为省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毛泽民上任后，大力整顿财政，开源节流，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毛泽民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改组银行，改革币制。即于1939年1月1日正式成立新疆商业银行，废除原来50两票面的旧币和流通喀什一带的喀票，发行以元为单位的新币。新币币值稳定，使用十分方便，公众舆论很好，从而使新疆货币终于从混乱不堪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货币流通开始萌现新的转机。二是整顿财政机构，健全财政预、决算制度。三是整顿税务，增加财政收入，减轻人民负担。随后发行了公债。财政收入的增加，资金的积累和合理投资有力地支援了新疆的经济建设，使农业生产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并建起了一批工厂。

    1941年7月，毛泽民调任民政厅代厅长后，进行政治改革。他参照陕甘宁解放区实施的民主选举方法，结合新疆实际情况和特点，亲自起草了《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经政府批准，于1941年11月1日公布实施。当时担任地区行政长、县长职务的黄火青、林基路、韩光、许亮、李云扬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工作岗位上勤政清廉，处处从维护各族人民利益，增强民族团结出发。他们体察民情，解除冤狱，兴修水利，发展教育，修桥补路，救苦恤贫，为各族人民办了许多好事。

    在盛世才军队中工作的中共党人，恪尽职守，为巩固边防做出了贡献。1938年5月，驻疏附县骑兵三十五团有两个连在英国间谍策动下叛乱。胡鉴领导的蒲犁边卡大队以及骑兵三十一团、四十八团，奉命平息了叛乱。平叛后，胡鉴拟定了修建哨所计划，经督办公署批准，到1940年，修建成红其拉甫、达不达尔、伙什比、排依克、罗不盖等5个哨卡，巩固了边防。

    时光已过去了七八十年，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天山南北创立的多方面功绩，仍在各族群众中传颂。

    我党正是利用与盛世才建立的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许多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把红西路军总支队即“新兵营”办成了我军最早的特种兵学校，并借巢育鹰，为我党我军培养出了第一支空地勤配套的航空队。

    盛世才从有进步表现转向反动凶残

    盛世才是一个深谙韬晦之计并精于擅权之术的军阀。

    1933年4月12日政变的枪声，宣告了金树仁在新疆统治时期的结束，开始了长达11年零5个月之久的盛世才统治时期。

    盛世才，字晋庸，生于1897年1月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1970年7月13日死于台湾。

    盛世才上台后，先与苏联结盟，继与中共建立新疆抗日统一战线，在当时是属于进步势力。关于盛世才其人，《新华日报》1938年5月22日在发表汪哮春写的长篇通讯《建设中的新新疆》时，写了一个按语，对盛世才作了这样的介绍：“现任新疆督办盛世才年已四十六，系辽宁开源县人。年幼家贫，刻苦求学。民六去日本留学研究政治经济，当时即热心国事，曾因二十一条件事，返国请愿。此行返国后，即弃文就武，入广东韶关军校，毕业后至东北服务，并再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革命军北伐时，曾参加工作。北伐成功往新疆，屡立军功，并在政治上反对黑暗势力，‘四·一二革命’后即为新省人民公举为督办，以迄于今。”长篇通讯的撰写者汪哮春，是“新兵营”干部汪小川的化名，当时调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兼公安管理处职员训练班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