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名为陈培生，曾任新疆边务处副处长的中共干部刘进中，在谈到盛世才时也说:“他对日本侵略军有积怨……他对蒋政府也有反感。”“到新疆后，他和当地的反苏势力既没有联系，也没有反苏反共的言行。”（方文著《风雪天山》第3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

    陈培生还谈道:“新疆的统一，促进了盛督办的进步.甚至使人怀疑他是否已被延安或莫斯科批准，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在这种影响下，新疆青年军政官员的思想进步很快。”（《风雪天山》第76-77页。）

    1937年至1938年，盛世才的进步表现比较明显，与中共的关系比较密切。他“凡是（事）与我们商量，我们的提议无不考虑接受，我们的要求尽量满足”。（黄火青：《关于新疆工作的总结材料》，1943年。）

    盛世才与中共驻新疆党代表邓发的关系开始很好，来往十分密切。邓发见盛世才想要入党，就给他一些行动上的考验，试试他能否接受党的领导。如向盛世才提出，把他的一些亲信（岳父、连襟、特务头子等）撤换，同时在“反帝会”下成立政治干部训练班，培养科长和县长一级的干部。对此，盛世才内心产生了疑惧。

    盛世才的猜疑心极重。他很会使用权术，为了巩固他在新疆的统治，他需要共产党人的帮助，可是他又非常惧怕共产党人接近群众，在群众中取得信仰。正如陈培生所说：“他对共产党人又怕又离不开，又限制又想利用”。（《刘进中谈新疆与苏联的关系》，1979年4月。）

    盛世才上台后，一直把新疆的大权抓得很紧。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7卷第4019页，曾这样谈论：“盛世才多年统治新疆的政略是排除一切派系的生长坐大，威胁其政权，同时不使大权旁落，号令必由己出。”

    正因为在新疆帮助工作的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廉洁勤政，办事能力强，联系群众多，成绩突出，影响很广，共产党人的模范形象深入人心，碰触到了盛世才内心的大忌，所以从1939年以后，盛世才与中共的关系开始冷淡。他多次致电中共中央要求调换邓发，并将一些在迪化工作很有影响的中共干部，调赴南疆工作。如黄火青调任阿克苏行政长，林基路调任阿克苏区教育局长，不到半年，又把他调到库车县任县长。盛世才还把更多的中共干部安置在影响力较小的财政税收工作方面，并派人对中共党员实行严密的监视。

    盛世才开始排斥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土，使得新疆的政治局势趋向复杂而微妙。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逐步恶化，出现一股反动的暗流。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我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95页。）特别是在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进一步确立了“溶共”、“限共”，乃至“反共”的方针，及一整套具体的政策和办法。中共中央、毛主席针锋相对，及时地揭批了国民党蒋介石倒行逆施的反共阴谋，坚决地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局部发动的反共高潮，并着眼抗战大局，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防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

    为了维护新疆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举措。周恩来亲自与盛世才进行了多次会谈。

    193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疗臂伤，在迪化停留期间，正值红西路军总支队在进行野营训练和联合军事演习，周恩来在陈潭秋的陪同下，专程去迪化北郊八家户野营地，看望“新兵营”指战员并讲了话，他说：“党中央要求你们认真学好军事技术，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培养出自己的特种兵骨干，大家一定要安心学习，一定要学好。我相信不要很久我们也会建立起自己的机械化部队。”在野营地，周恩来还接见了中共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学员代表吕黎平和严振刚，周恩来告诉他们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周恩来详细询问了航空队学员们的学习情况，当听到他们已经能够操纵、维护两种飞机时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他还给这两位代表分析了国民党空军的状况和教训，兴奋地谈到我党建立空军的设想和要求。(《中共新疆地方史》第一卷第5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周恩来在新疆停留了三四天。他听取了邓发和陈潭秋的工作汇报。“他同盛世才进行了四次会谈，其中有两次是两人单独进行的。交谈时，周恩来一面继续鼓励盛世才的进步表示，接受他对八路军、对延安的物质支援，争取同他继续合作，防止他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另一面也对可能发生的逆转保持警惕。周恩来主动征询盛世才对中共中央派驻新疆的工作人员的看法。盛世才以各种借口对邓发表示不满，并以‘双方感情不好’为由，要求中共中央换人。周恩来耐心地听完他的话，摸清了他的基本态度。会谈后就安排一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很快撤离新疆。”（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传》第565—566页，1998年2月第1版。）

    1939年冬，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抗日前线的需要，党中央指示总支队全部撤回延安。“新兵营”于1940年1月8日开始撤离迪化后，中共航空队仍留在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大队（对外称航校）继续学习。原先设在“新兵营”的航空班的多数成员，有从苏联回国的我党早期航空骨王弼（教员）、常乾坤（教员）、刘风、王琏、李凡、王春，从延安调来的中共早期党员郑德（班长）和一批青年干部，也留在迪化，在八路军办事处的管理下，一面继续学习航空理论，一面按原计划等待进入新疆航校的时机。

    1940年2月底，苏联派专机送周恩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等人回国。师哲时任任弼时的秘书，他谈道：“他们的飞机过新疆时，盛世才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同盛世才又进行了三次会谈。并接见继续留在新疆学习的航空队学员的代表，鼓励他们说：我们党迟早要建立自己的空军，暂时没有飞机就培养技术人才，你们四十多位同志有学飞行的，有学机械的，一旦有了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极大的希望。”（师哲：《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同志的一些情况》，《北京日报》，1986年1月6日。）

    王韵雪回忆说:“1940年2月下旬，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延安途经迪化，住在办事处的楼上。潭秋召集我们聆听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说，要注意斗争的策略性，可以将党支部改称学习委员会，实际上仍起战斗堡垒作用。当周恩来知道我是机要秘书时，还特地嘱咐我：‘要记住机要工作的原则和要求，密码用了一定时间就必须更换，特别是这里没有自己的电台，更应根据形势变化而更换密码’ 。”（《永远的怀念》）

    当时，任弼时“与周恩来一起会见盛世才；接见中共在当地工作的干部，分别看望在……航空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学习的学员。”（《任弼时年谱》第3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盛世才对我们的态度也起着变化，前一个时期，盛世才对我们还比较‘客气’，比较愿意采纳我党驻新疆代表的意见，甚至还吹嘘‘六大政策是马列主义在新疆的具体运用’，后来就逐渐变坏了，对潭秋很冷淡。但潭秋同志为着抗战大局，坚守支援抗战的唯一国际交通要道，与盛世才进行了不少斗争。他从没有流露过一点畏缩情绪。”（王韵雪回忆，见载于《永远的怀念》第25页。）

    1940年7月，进行航空理论教育的干部训练班停办。人员于夏、冬分两批回延安。

    1940年夏，盛世才将训练中共飞行员的飞机调走，飞行训练中止。中共学员“要求陈潭秋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并转达他们的三条要求:（1）回延安建立自己的空军抗日；（2）参加陆战队抗日；（3）赴苏参战。党中央回电：严守纪律，安心学习。1941年恢复飞行课，大部分学员继续飞P-5侦察机。”（《中共新疆地方史》第54页。）此时，又从苏联运来航校一批伊-15、伊-16战斗机，这两种飞机马力大、速度快、火力强。陈潭秋同苏联顾问商定了名单，将吕黎平、方华、方槐、方子翼、刘忠惠、陈熙、汪德祥、袁彬、夏伯勋、姚维滔10人抽出来，进行专门训练，以尽快掌握这两种飞机的飞行技术。

    1941年秋，学员们按教学大纲完成4个机种的所有科目，平均每人飞300小时、1000个起落，能升空担任战斗任务，可以毕业。为了巩固飞行成果，进一步提高技术，学员们要求推迟毕业。1942年4月，飞行班正式毕业，共22人，都留在航空大队。已先毕业的机械班学员经过几年实践，已熟练掌握了4个机种的机务维护工作。中共航空队苦学4年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学习任务。

    1942年，盛世才反苏、反共、投蒋的面目公开化，于7月10日命令正在高家户机场飞行训练的中共学员返回迪化，立即离开航空大队。9月17日，中共人员被盛世才分别软禁在几处。航空队员被软禁于督办公署后院教导连驻地，与党组织中断联系。翌年2月被转移至刘(文龙)公馆。

    1944年9月，蒋介石釜底抽薪，盛世才被迫离开新疆。这个倒行逆施，凶残杀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共产党人，双手沾满众多进步人士和各族群众鲜血的“枭獍”，在一片民怨沸腾声中，终于结束了在新疆的军阀独裁统治。

    是年11月，中共航空队员被关进迪化第二监狱，备受折磨。但他们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抗争，坚持学习。后经党中央多方营救，集体出狱，于1946年7月回到延安。31名航空队员奉命组成“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方子翼任队长，严振刚任指导员），奔赴东北老航校，发挥了“红色空军种子”的关键作用。“他们是我党我军第一批航空技术人才，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共新疆地方史》第一卷第55页。）

    盛世才背叛缘于本性使然和风云变幻

    中共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保持了5年时间。这是不同阶级联合的一个结局。恩格斯曾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 “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起武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因此，作为不同阶级联合的新疆统一战线，破裂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尚未打倒，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均处于艰难的年代，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破裂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于盛世才的背叛。

    盛世才的本质是个军阀，野心很大，总想稳当土皇帝，为人阴险狠毒，唯利是图。他不可能将六大政策坚持到底。本性使然，再加上国际国内政治风云的深刻变化，他终于原形毕露，走上了背叛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动道路。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有共处的条件促成。“苏联、中共与盛世才结成统一战线共同的目标是抗日，但又各有不同的目的。苏联是为了在边界有一个亲苏的地方政权，把新疆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共是为保持国际通道，取得物资和道义上的援助；盛世才是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助，向国民党闹独立性，确保他在新疆的统治。因此，三方可以处于一个统一战线之中。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开始打破这种共处条件。”（朱培民《新疆革命史》第14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特别是在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为了对付德国法西斯的凶猛进攻，已经不能继续给盛世才援助，而且要求盛世才对苏联的战争进行援助，一方面要求在新疆扩大开采石油、钽、铍等战略物资；另一方面要求盛世才还债，而且必须用实物偿还。（高登榜：《难忘的战斗岁月》，《中共党史资料》第25辑，第64页。）此时，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处在空前困难之中。惯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认为: “现在苏德战争在苏联境内进行，究竟什么时候结束，无人知道，即令苏联获胜，恐怕也不能如过去很有力量的援助新疆，现在我们应该研究三民主义，准备接近中央（蒋介石）。”（李英奇:《盛世才的罪行》，1951年3月16日）

    与此同时，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已经是危机四伏。国民党势力向新疆步步进逼，他的兵力难以阻挡。在经济上，财政金融情形每况愈下，平价工作宣告失败，政府“束手无策”。在政治上，盛世才制造的冤狱遍于全省，怨声载道，阿山更燃起反盛的武装斗争烽火。这些危机直接动摇盛世才的统治宝座。盛世才认为苏联已靠不住了，中共也自顾不暇，只有投靠国民党蒋介石才能确保他在新疆的统治。

    蒋介石也在寻找机会拉拢盛世才。蒋介石的仇共、反共立场极为顽固。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40页。）

    蒋介石对于苏联和中共力量在新疆的发展，对中共通过新疆得到苏联的援助，一直很不满意。他“不容许中共打通国际路线，与苏联打成一片。”（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101页，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但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他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助不得不作忍让。当苏联无暇东顾，中国主要靠美国援助时，蒋介石便开始下手解决新疆问题。

    1942年5月7日，任弼时在《关于蒋介石拟派兵进入新疆致陈潭秋电》中指出: “蒋认为只有先解决新疆，才能解决中共。”(见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第642页。) 6月8日，陈潭秋在《关于苏德战争爆发后新疆情况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中也指出: “国民党以为苏联忙于应付战争，无力而且不便干涉新疆问题，故更加积极企图将新疆夺取到自己控制之下。” (同上资料丛书，第646页。)

    为了夺取对新疆的控制权，蒋介石对盛世才采取了压和拉的两手政策。从1941底开始，蒋介石与盛世才之间密通款曲。新任中国驻苏使馆武官郭德全在途经迪化时，受到盛世才的热情款待。盛世才在谈话中反复表示他对蒋介石的尊敬。郭德全也告诉他，最近蒋介石已得到美英国家支持的消息。郭德全抵苏之后，立即电告蒋介石，说盛世才正在重新考虑他的地位，有可能准备改善他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蒋介石在接到郭德全的报告后，竭力拉拢盛世才。1942年4月，蒋介石三次召见盛世才驻重庆的代表张元夫，向盛世才提出谈判条件。7月3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奉蒋介石之命飞迪化谈判。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协议：蒋介石答应新疆的事仍然由盛世才自己来管，满足了他确保独裁统治的需要。8月29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在朱绍良陪同下访问了迪化，对盛世才做了四点指示：（一）调派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牵制哈密苏军；（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收归中央；（三）肃清新疆共产党；（四）要苏军退出新疆。并加委盛世才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新疆党部主任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从此，盛世才公开抛弃亲苏拥共的旗帜，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中共新疆地方史》第71-72页。）

    盛世才在加紧与蒋介石勾结之时，对中共党人和进步势力的迫害步步升级。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将中共在新疆的航空队员和工作、休养人员全部分处软禁。至此，盛世才完全撕掉了“进步”的面纱，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破裂。

    “变色龙”，常被世间用来比喻政治上善于变化和伪装的人。盛世才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正是一个在中国复杂政治局势中凸现的变色龙。

    盛世才的变色并非偶然。他的变化也符合毛主席对地方实力派行为轨迹所作的概括和预料。1939年10月，毛主席曾指出：“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变化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69页。）1940年3月，毛主席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更明确指出: “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份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05页。）盛世才可谓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反面教员。

    盛世才机关算尽，结果却适得其反。其下场是跟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常被声讨，惶惶而终。

    回溯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一段历史，应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来进行分析。

    恩格斯指出: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8页。）运用恩格斯上述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解释，就能使我们透过层层迷雾，看清当时发生在新疆的特殊的历史事变，看清与统一战线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

    新疆的特殊情况，必然受到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和制约。鉴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极为曲折，政治极为复杂，毛主席提醒全党同志要保持头脑清醒: “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1941年5月8日，《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40页。）我们应当铭记毛主席的教导，在复杂的斗争中深刻注意，保持警惕。应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应当克服“左”、右倾向的影响，拓宽眼界和胸怀，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应当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真正的革命者，不会以“我”字为圆心，以谋争个人私利名位为半径画小圈子，而是以实现革命大局的全面胜利为目标，以维护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无数的革命先烈、人民英雄、前辈模范们，为人民空军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做出重大贡献的新疆航空队的红军干部们，已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正在鉴照现今，历史也将鉴照未来。

    （作者：王有生，系原乌鲁木齐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部理论辅导室主任，原空军乌鲁木齐指挥所政治部宣传处长，原兰州军区空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