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父亲入党94年，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五年。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每当回忆起和父亲一起劳动生活的情景历历在目，好象他又回到了我们身边。有时是穿着粗布衣，卷起裤角在田间地头劳动情竟，有时是在聚精汇神的看书读报的情景。在我们遇到矛盾冲突时父亲会讲战争年代的故事来教育我们，但更多的是用自己的行动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就是一个只会拼命干活，不讲亲情，不会享受，甚至有些冷漠、倔强的农村老头。将军、部长这样的称呼对我来说十分模糊。父亲的过去，大都来自母亲讲过的一些故事。后来，随着父亲的事迹陆续写成文章，拍成影视作品，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才逐渐清晰、高大起来。特别是父亲这双铁脚板，走遍了祖国千山万水，走向了光明，走到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万里长征不歇脚，为改变家乡的贫穷落后面貌鞠躬尽瘁。退休后我在收集整理撰写父亲的文字中，经常声泪俱下，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慈祥的面容时常浮现在我眼前，仿佛跨越了时空，与父亲进行内心的交流，我读懂了他当初的选择；读懂了他为什么有那种气概；读懂了他对儿女的严格要求，那便是实现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坚定信念。

    父亲生前经常对我们讲：“他能幸存下来已经很幸福了，想想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友，他做的还不够 。“父亲一生以革命先烈为榜样，激励自己，教育子女。他用自己一生的行动，告诫我们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老实做人、勤恳做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也是我们家的家风。

    父亲是个忠诚勇敢的军人

    我的父亲生于1905年2月，小时候家里很穷，从10岁起就当了挑脚夫。当时，他还没有扁担高，就跟着村里的大人们一起挑着三四十斤重的担子、往返在坊楼至萍乡、安源一百多里的山路上，为的是能从地主老财那里领到三四个铜板的脚力钱、以补家用。正是因为有了这段敲骨吸髓的苦难经历，1927年6月，父亲结识了党的早期领导人方志敏同志。通过与他交谈，父亲找到了“家里这么多人劳动，为什么一年到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根源，并懂得了“不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穷人就永远无法翻身”的道理。同年8月,父亲在家乡密秘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逐渐把自己锻造成一名红心向党、意志坚定、有勇有谋的钢铁战士。

    在长达3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父亲先后经受了井冈山革命斗争、五次反“围剿”、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红军万里长征、晋绥抗日、保卫延安、南下广东、中原突围、解放西北、进军新疆等大战恶战的血火考验。作为长期从事部队后勤工作的“粮草官”，父亲从修械所所长、湘赣军区兵工厂财政总务科科长兼原料采购员，到团、旅、纵队、军、兵团、大军区等单位后勤部门的负责人，面对千难万险，他能够坚定不移地一路走来，而且越走越稳，靠得就是军人的忠诚勇敢和对党的坚定信念。

    父亲把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看得比生命还要贵重。他常说：“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我甘祖昌随时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1931年冬天，他冒着被捕杀头的危险，混入敌人重兵把守的湖南攸县县城，采购到红军造子弹急需的17斤洋硝，用油纸包好藏在装满粪便的木桶内，敌城门哨兵见他一副脏兮兮的菜农模样，便捂着鼻子骂他滚蛋，父亲乘机挑着木桶大摇大摆出了城。

    战争年代，没有前方后方之分，父亲几乎每天都在和死神打着交道，其中最危险的一次是他在红六军团补充团担任供给处主任期间。那天，父亲奉命带领兵工厂的100多名军工外出筹办军粮，半路上突然遭到敌军伏击。父亲迅速组织大家实施反击。由于他一直冲在最前面，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脑门。他只觉得脑门上曾被地主用斧子砍过的伤疤处一阵发麻，随之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流了下来，用手一摸全是鲜血，再一摸还有半截弹头露在外面。幸亏这是一颗已经超出有效射程的流弹，否则就没命了。旁边的战友看到父亲满脸是血，要为他包扎伤口,父亲用手一推说：“没事，不要管我！”说着将头一偏，“嗞”地一声，竟然用两揋指头活生生地把这颗子弹拔了出来。接着，又顺手从上衣撕下一块布条，三缠两绕简单的扎在额头上，然后忍着剧痛带领大家继续战斗。等到他们摆脱敌人，战士们劝父亲回驻地泡扎伤口,可父亲却说：“咱们部队不能饿着肚子行军打仗啊,筹粮要紧。”于是领着大家翻山越岭挨村挨户做工作,宣传红军的政策、性质和任务,在不到两天时间为部队筹回近3000斤粮食返回驻地时，父亲已经变成了一个血人。医生在为他清理伤口时吃惊地说：“你真是个铁人啊，子弹都打破头骨了，还流了这么多血，一般人早就倒下了。”

    父亲身上这种军人特有的忠诚和勇敢，不仅体现在具体的作战行动，而且反映在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实践中。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父亲所在的莲花县农民赤卫队遭受严重破坏，只保存下了一支枪。“莲花一支枪闹革命”指的就是这个赤卫队。当时，赤卫队为了尽快把自己武装起来，从土豪手中缴获了二三十条枪,中央红军给他们送了十八条枪。但这些枪破损严重，有些根本无法使用。队长陈竟进找到父亲，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把它们修理好?父亲知道修理枪支不比打造农具，但他相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能吃苦就没有干不成的。几天后，他找来一个铁匠、一个银匠、一个木匠，在家乡一栋旧祠堂里密秘地干起来了,对照好枪的零部件依葫芦画瓢，仅用一天时间就把一支坏枪修好了。赤卫队以此为基础，让父亲办起一个枪械修理所。1928年6月,赤卫队改编为莲花红色独立团,父亲任军需处处长。1931年父亲奉命将枪械修理所搬到永新禾山与永新县潘阳兵工厂等合建成湘赣军区红军兵工厂,父亲任财政总务科科长兼原料采购员,兵工厂仅两年多时间，由最初的50多人迅速发展成拥有240多名军工、能生产枪炮、子弹,手榴弹等武器，父亲挑着子弹上井冈山,为红军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

    父亲跟随王震伯伯多年，王震伯伯对父亲非常信任，凡后勤上有什么难办的事他总会想到父亲。轰轰烈烈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期间，时任359旅旅长的王震伯伯对父亲说：“老甘，你这个‘大管家’干得不错,我看你还是挺有办法。现在要交给你个新的任务，去办个纺织厂吧，解决部队的穿衣盖被问题。”父亲一听愣住了,心想纺织厂长个啥样我都没见过,王震伯伯见他默不作声,又追问了一句：“咋啦,办不了,没信心。”父亲见王伯伯一脸严雨的样子,便态度坚决地领下了军令状,好,我去办。战士们听说父亲要办纺织厂，都议论纷纷,有的泼起了凉水，甚至断言：“办纺织厂需要厂房、设备、原料、技术和资金，现在啥条件都没有，除非你是神仙下凡。”听到这些议论后,父亲笑着回答：“有条件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不靠天不靠地，靠的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调查走访，父亲赊来1捆绵纱和1架旧的本质织布机，邀请当地一位会织布的村民，成功试织出第一块白布，很快父亲便在绥德郊区一座破旧的窑洞里办起了一个由王震伯伯亲自命名的“大光纺织厂”。随着纺织厂的发展，父亲在王震伯伯支持下，又相继办起了纺织分厂、毛仿厂、缝纫厂、制鞋厂、造纸厂、肥皂厂等大小十多个厂，解决了部队的生活用品,到1942年冬，不仅全旅被装自给有余，父亲按照王震伯伯要求让每个官兵都穿上了一套自制的毛呢新军服。王震伯伯高兴地说：“老甘,你真行啊！”

    正是有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积累的宝贵经验，父亲在跟随王震伯伯进驻新疆后，带领广大官兵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在万古荒原上书写了一部人类征服自然的壮丽诗篇，成功地解决了20万大军和地方政府的吃粮穿衣问题，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困死、饿死解放军”的阴谋，为人民解放军立足新疆、建设新疆，立下汗马功劳，父亲也因此成为新疆军区第一位不靠“皇粮”补给的后勤部长。

    父亲是个朴实无华的农民

    我的父亲从小生活在旧中国偏僻落后的农村，家乡传统淳厚的民风和长期社会底层的生活压力，赋予了他勤劳、坚韧、耿直、朴实的农民秉性。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我们常常在想，父亲之所以从农民到将军，再从将军回归农民，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清贫一生、奉献一生，就在于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生自农民、长自农民”这个根本，从走上革命道路起，不论职务、资历、环境如何变化，他身上始终永葆着普通农民原有的本色，处处凸显着人性之善、党性之美。

    1955年全军首次评定军衔级别期间，当一些人正为没有评上满意的军衔和级别争得面红耳赤，甚至闹情绪、撂挑子时，父亲却给军委写信请求将军区为他上报的正师级和少将军衔降为连级或营级。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我甘祖昌自参加革命起，九死一生，从来就没想过升官发财。如今革命胜利了，更不能把自己工作上的一点成绩，当成向党要待遇、要享受的资本。”结果军委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没有采纳父亲的意见，仍然决定授予他准军级少将军衔。父亲请求降级的消息传开后，一些人都说他是“傻瓜”，典型的农民意识。王震伯伯听了感慨地说：“甘祖昌的功劳不小，但他没有忘本。这样的傻瓜在我们革命队伍中应当越多越好啊。”

    记忆中，母亲给我们讲的最多的是：父亲当上开国将军不久，连续三年向组织递交申请要求辞职、回老家当农民的故事。

    众所周知,新疆是和平解放的,但是和平年代不太平,经常有特务搞破坏。1951年1月30日,父亲去郊区检查工作,途经一座本桥,去时是好的,傍晚返回时,木桥被特务破坏了,致使父亲乘坐的吉普车从十多米高的木桥上哉到了河底,父亲坐在副驾驶头部受到了猛烈的接击,上唇震烈成几块,下嘴唇脱落,全身是血,昏死过去。经专家抢救,命算是捡回来了,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作为军区的后勤部长,有多少工作等待他去处理,然而工作时间一长,用脑过度就会头疼难忍,甚至昏倒。有位苏联专家曾给父亲诊断说：“你这种病拖得太久，几乎无法治愈，就是躺在床上也活不过60岁。” 想到自己的病情这么严重，为了不影响部队工作，父亲经过深思熟虑后，1955年冬天第一次向军区党委递交了请求辞职,回乡务农的报告。军区主要领导闻讯，感到事关重大，急忙找父亲谈话，劝告他说农村医疗条件不好，回去不利于他病情恢复，并安排父亲到军区医院继续疗养。

    父亲躺在医院里心急如焚，想到眼前国家正在热火朝天地搞建设，军区的同志都在紧张地忙工作，而自已只能躺在医院里，即出不上力,还要花费国家的钱财,这样的日子对他来说简直比病痛还要难受。于是，56年春天,父亲第二次向军区写出辞职回乡务农的申请。因为父亲的病情没有好转，时任军区司令员的王恩茂伯伯马上到医院看往,劝不动他,只好安慰他说，“回去研究研究”，然后就没了下文。期间，父亲曾给时任国家农垦部部长的王震伯伯写信求助，希望老领导能给军区党委说说情，但王震伯伯觉得这样一个伤病累累的将军,回去当农民似乎有些不妥，就建议在乌鲁木齐、上海或者南昌,由父亲任选一地,盖栋房子让他去休养，父亲没有同意。

    转眼到了1957年，父亲第三次向军区递交了请求辞职,回乡务农的报告，时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伯伯正好到新疆军区检查指导工作，父亲抓住肖伯伯去医院探望他的机会，又当面向他表明了自已的决心，他说：“肖主任，您是首长又是我的同乡，我想请您帮个忙，我请求回老家务农的事，已给军区打过几次报告，可军区党委的同志总担心我的身体吃不消，一直没有同意。其实我清楚，这个病就是不能做动脑筋的事，但我的手脚没有问题，我可以回老家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老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里有山有水，空气新鲜，人员熟悉，整日和乡亲们在一起劳动锻炼，这样也许对于我的身体恢复有好处。”肖华伯伯见他言辞恳切、态度坚决，就建议新疆军区党委开会研究并批准了父亲的请求。

    那时，正临学校放暑假，一直蒙在鼓里的母亲正准备利用署期回山东老家探望已经15年未见面的外婆。当父亲把这一消息告诉母亲时，母亲顿时惊呆了。作为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大学生和军区八一子弟学校教导处正连职副主任的她，自从来到新疆就做好了扎根边疆的准备，回江西老家当农民，母亲连做梦都没想过，老家是个啥样，去了能不能适应，还有孩子们，他们怎么办……母亲脑海中一下子冒出许多问题来。还未等她理清头绪，父亲就像给部属安排工作似地说：“这事就这么定了，下周你就去军区干部处把回乡的手续办了吧。”面对艰难的抉择，母亲矛盾极了，心想你回去当农民，我又不会种田，回去能干什么呢。一些人也劝父亲说，不要把老婆孩子全都带回去，农村生活条件差，将来会耽误孩子们的前途。但父亲却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他说：“当农民咋啦，咱们部队有多少人不是农民出身，没有农民种田打粮，大家难道去喝西北风呀。”母亲原本打算让父亲先回老家作个安排，自己随后再带孩子们回去，但她转念一想父亲为了这一天，报告写了几次、足足盼了几年，现在好不容易盼到了，作为妻子我应该支持他。于是，母亲不听好友同事的劝告,义然却然地办妥了离队手续，决定和父亲一起同时回乡务农。

    父亲在整理回家的行李中，全家大小11人的东西只装了三个箱子、三条麻袋，而他买来的六头约克母猪、15只安哥拉兔子、15只来亨鸡，却装了8个笼子。父亲说，他要把新疆这些优良品种带回老家去带领乡亲们发展养殖业。

    一踏上家乡的土地，父亲就像鱼回大海，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一到家就把三个弟弟叫在一起开了个家庭会，宣布了二件事：第一件是我带全家回来了，回来了就不走了，今后和你们一样靠劳动吃饭。第二件是我参加红军离开家后，你们受到反动派的欺压，大弟弟森昌被抓去坐牢，家里的房子就烧了四次，现在我们回来了，咱们兄弟就要有福同享,有苦同当，一起过吧。全家大小二十多口人住在一幢旧小的房子，一起生活了五年。第二天，父亲就把部队浱来的军医和警卫员送回了部队，他说，我现在是个善通农民，部队更需要你们。

    第三天天刚亮，父亲就和村民一样身穿粗布衣、腰系白汗巾、打着赤脚板，领着几个哥哥，提上大筐小筐到村里村外拾野粪。村里人看到议论纷纷。有的说：“将军当农民千古稀罕事，也许就是回来做做样子罢了，不会真当的。”有的说：“这人真是生的贱，又没犯什么错误，放着上好的清福不享，回到这穷山沟受苦,真搞不懂：有的人说 国家给他工资，还种什么田，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还有的说：“就算你甘祖昌不愿做官愿种田，也不能把老婆孩子从城市带到农村跟着你一块受苦吧。”听了这些议论，父亲理直气壮地告诉乡亲们：“共产党人就要敢为人先，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当将军、当农民，同样都是为人民服务。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何况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种田人。回到农村的确比城里艰苦，但与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友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国家目前还很穷，好多人都吃不饱饭，革命的道路长着哩，我们共产党人不能享清福，要艰苦奋斗一辈子。

    父亲是带工资的农民,月薪330多元,母亲当老师月薪也有80.5元俩人加起来410多元,这在当时算高薪阶层。父亲一生以勤劳、俭朴、节约为本。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家乡建设上,用到更需的地方去。

    父母亲生活极为简朴。父亲回乡以来,就给自己约法三章,他的衣食住行都要和村民一样,绝不能有半点特殊。这一直贯穿在我们家的日常事务中。刚回乡时,家里人吃的都是糙米煮的硬饭,这给父亲饮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父亲头部受过重伤,上颜骨粉碎性骨折,咽喉部有个小洞,吃饭时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掉点食物进去疼痛难忍。在部队他一般都是吃稀饭面食,便于吞咽,回到老家后,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二婶看到很是心痛,想舂点白米给父亲做点软饭,父亲看见奇怪地问她：“你舂白米干啥？”二婶说你牙不好,吃糙米饭不容易嚼烂,我想单独给你做点软饮。父亲听后一边拿东面把糙米倒出来一边说,不要,不要过去我们草根树皮都吃过,现在有来饭倒吃不下吗？凡事开头难,以后日子长了慢慢会习惯的,坚持家里人吃什么,他也吃什么。父亲坚决拒绝二婶为他开小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