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孙坚任盐渎县丞。孙坚的儿子孙权在三国战乱时期，高唱得胜的战歌，祭天，拜地，告万民，在东吴称帝，追谥其父孙坚为武烈皇帝。千百年来，盐城人一直以盐渎曾有一位县丞被追封为皇帝引以为豪。

    罗贯中先生有诗云：
    谁道江南少将才？
    明星夜夜照文台。
    欲诛董卓安天下，
    为首长沙太守来。

    东汉末年，是个群雄并起豪强称霸的时代。如果我们把孙坚到盐渎任县丞，即认定他此后的人生目标就是三分天下，有些牵强，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盐渎毕竟是孙坚政治仕途上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这是他为成就儿子孙权的吴王霸业打下的社会政治基础。由古及今，县级政权从来都是帝国政权最基础的行政圈、体系网。成就帝王霸业，靠的是才干，有了高水平的行政才干才可能具备王霸天下的雄谋大略。盐渎，是孙坚、也是孙权、更是东吴的第一个政治舞台，以此为发端，这才有了初平三年（192年）孙坚跨江击刘表，曹、刘、孙三雄征战30 年，东吴立国60年（222-280年）的百年史诗。

    孙坚一生37岁，短暂而又辉煌。他生于公元155年，公元 172年17岁时，任盐渎县丞。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吴破虏传》中记载他任盐渎县令“数年后”，又相继任盱眙、下邳县丞。孙坚任三县县丞12年，唯任盐渎县丞有“数年后”的记载。但这数年是几年，遍查历史资料都无准确说法，我去杭州孙坚博物馆，有研究孙坚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八年，25岁后继任盱眙、下邳县丞各两年。公元184年29岁时参加镇压黄巾起义，任佐军司马、别部司马。中平三年（186年）平息景川叛乱，任参军事、议郎。公元187年，长沙人区星反叛，任长沙太守。为解宜春之围，起兵驰援，封为乌程候。讨伐董卓，逼死刺史王睿、杀掉南阳太守张咨，升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初平二年（192年），阳人之役大胜，进入襄阳，在岘山竹林中箭阵亡，年仅37岁。

    孙坚叱咤风云一生，从政从军19年。三任县丞12年，从县丞到长沙太守、乌程候、豫州刺史、破虏将军仅7年。作为一个创造时代的人物，时间似嫌短暂。但孙坚一生最大的贡献和对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是在于培育出两个儿子孙策和孙权成就了三国东吴霸业。（ 见陈寿《三国志·吴书·吴破虏传》）

    在东汉末年三国风云变幻的历史中，孙坚虽不是主要角色，但他两个儿子孙策和孙权对三国的历史走向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有关三国所有的历史资料中，孙坚也留下了许多浓墨重彩的篇章。但那些编纂三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们，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孙坚政治军事生涯19年，任盐渎、盱眙、下邳县丞12 年，从时间上算，占了孙坚全部政治军事生涯三分之二的时间，但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录。而他任三县县丞之后，镇压黄巾起义、讨伐董卓、徐荣兵败、阳人大胜、岘山中箭而亡，则有许多细节和大篇幅的描写。

    孙坚是家乡近两千年历史中的风云人物，盐城有许多关于孙坚的传说，深深的影响了我，我自小到入伍一直关心孙坚及其他三国人物的命运。尤其关注孙坚历史中两个重要节点：一是孙坚任盐渎县令的时间跨度；二是孙坚在他第一个由朝廷任命的官职盐渎县丞这个领导岗位上干了些什么。

    我所知道的孙坚，有许多是来自于家乡的传说，也曾无数次地寻访过当年孙坚在盐渎任县丞的历史足迹，家中收藏了、也看过研究过许多有关三国的档案图书资料。我小学读《三国演义》，初中读陈寿《三国志》，当兵之后在河北师范大学看过所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书。最近，再次认真查阅《史记》《二十四史》（六卷精装对照本）《资治通鉴》、宋璐璐的《吴大帝孙权传》、日籍华人陈舜臣的《三国史秘本》、丁红的《三国人物攻略——孙权》、台湾钱穆《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全汉昇《中国社会经济通史》等有关史书。就我所掌握的史实，又逐一研究三国史书资料，我再次认定孙坚家乡杭州三国史专家所说孙坚任盐渎县丞八年（172年——180年），此后到盱眙、下邳任县丞4年的说法是可信的。

    这些史学家是根据陈寿《三国志》和许多三国史料的相关记录中推算出来的。他们认为盐渎县丞是孙坚一生中的第一个由朝廷任命的官职，此前并无政绩可寻。17岁的孙坚能任这个县丞，是因为少年时代的孙坚不惧豪强，敢于担当，勇于任事， 由他任盐渎县丞有对其褒奖的因素在内。但他是否是一个称职的县丞，朝廷并无太大的把握。因此，朝廷一定会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作较长时间的考验和历练，把一个少年放在一个独立的领导岗位上干到25岁时再调整是合适的。当然，初任县丞的孙坚少年得志，为报皇恩，必恪尽职守，替百姓办一些实事也在情理之中。一个17岁的少年任县丞，在朝廷，是刻意栽培，培养年青人，让孙坚作出相应的政绩，更多的展示他的政治才干。在孙坚，更要励精图治，恪尽职守，必须做出一番被朝廷认可的业绩，没有个七八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这位17岁的少年县丞，在盐渎任职八年才25岁，政绩突出，官声不错，这才有了后来盱眙、下邳4年的任职。三任县丞反映均佳，命里注定也该有后来的飞黄腾达。（见陈寿《三国志·吴书·吴破虏传》）

    孙坚在盐渎任县丞，史无资料可查。孙权是个马上皇帝，他把吴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完全是承继乃父治理盐渎、旴眙、下邳之法。所以本文借现代“倒逼”手法，遍查孙权东吴治国方略，是我为家乡盐渎历史上塑造了一个县太爷的“准帝王”形象。本意和手法是根据历史资料和相关传说，记录、陈述、再现孙坚在盐渎的八年，以弥补历史的空白。

    百块“减三税铁碑”定赋税，薄赋轻徭安民心

    孙坚到任盐渎县丞，此时的东汉王朝政治衰败，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形同虚设。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连年的战争，必需要养大批的军队，才能应付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朝廷和官场的贪腐，庞大的政府开支，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老百姓兵连祸结，生活难以维继。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火药桶，一点就着。（见全汉昇《中国社会经济通史》）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孙坚深知，要做好盐渎县丞，首先要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徭役，把老百姓和政府的对立情绪舒缓下来，是他这个县丞的第一要务。

    东汉末年，国家财政收入主要靠“租”和“赋”。“租”，即土地的租税，开采铁矿的铁税，煮盐的盐税。这种税收因势而定，天下动乱收十五分之一，天下太平收三十分之一。还有壮丁（15岁至56岁）和儿童（3岁至14岁）的“算赋”（人头税）。东汉末年的徭役也重，每一壮丁要到首都服役，或到边疆戌边，但事实上不能人人都去，故朝廷规定不服徭役者可变更为缴钱。

    另有射猎、打鱼、砍柴等也须向政府缴税，此为“市租”和“工税”，即经营买卖和城市手工业生产者要缴的税。

    盐渎自古产盐，历朝历代都把盐渎及所属射阳等地的盐税作为主要的课税目标。孙坚到任之后，即向郡守力陈，苛税太重，不仅收不上来，一旦引起民变，还要增加平息叛乱的费用，这样会导致官府和民众两厢得不偿失，不如顾及一头，还可保证基本收益。为此，孙坚规定：

    不论丰年、欠年，还是战乱时期，一律将税率减为三十分之一，谓之“减三”。

    “ 算赋”也就是人头税方面，东汉末年规定成年人年出120 钱，幼年人年出20钱，商人则加倍。孙坚规定成年人减20钱，年出100钱，幼年人把3岁起改为自7岁开始缴人头税。

    徭役方面，东汉末年，每人每年须戍边三日，不愿往者可出钱300文以免役。每人每年又须在政府服役一月，不服役者可出钱2000文代替。孙坚向郡府陈情，盐渎东临大海，也为边。在盐渎本应有守卫部队，现在由当地政府组织民众守边，这也是服役，为此将戍边三日和为政府服劳役一月也请免掉了。

    东汉末年还有“献费”，即为郡国贡献给朝廷的租税，郡国每年向每人收63钱交给朝廷。孙坚也以同样以减三成的办法处置。

    此外，东汉末年盐、铁、酒实行专卖。政府设立盐官，供应煮盐器具给盐商，盐商利用此种器具煮盐出卖，政府要抽很重的盐税，并禁止人民私自制造煮盐的器具。酒的专卖是由政府开酒厂，造酒高价出卖。对此，孙坚也以减三的办法处理。

    孙坚将这一系列的减免税赋徭役的办法，制成了一百块铁碑，在县衙、闹市、盐场全县各地竖立，以晓喻百姓，也警示各级官员不得中饱私囊。孙坚的这一办法，收效很好。每年上缴朝廷的税费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日渐增多。他实行的“减三 税铁碑”这一做法，也受到郡府和朝廷的肯定，他在盐渎的第四年，也就是大儿子孙策一岁时，受到朝廷的嘉奖。孙权后来执掌东吴时，也执行其父在盐渎施行的赋税徭役政策，这对于东吴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见日籍华人陈舜臣的《三国史秘本》）

    奖励红蛋毛米粥，促进人口增长

    两汉时期，中国人口不是直线上升，而是波浪曲线型。西汉人口最多时曾达6000万。东汉为鼓励生育，公元76年，汉章帝曾颁布《胎养令》：生儿子者准三年免缴算赋，怀孕之妇人由政府给予“胎养谷”，每人三斛并准其丈夫免算赋一年。东汉尽管有此政策，但各级政府并没有认真执行。到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时，全国有1000余万户，5600余万人口。到了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多内战，人口锐减，当时各国人口数量为：魏有 66万户，443万口；蜀亡时有28万户，94万口；吴亡时有53万户，230万口。三国合计共147万户，766万口。自东汉桓帝时期的5600多万减到三国时期的766万，可见战争破坏的严重。当然实际人口不一定是这个数，但突然减少几乎5000万人也为不可想象之事。人口减少，还有一个原因是豪强大族隐藏了大量户口。他们在地方上有势力，不报户口，不向政府服兵役，也不向政府缴纳人头税，故政府统计人口减少。（见《晋书·地理志》）

    孙坚初任盐渎的公元172年，按照《晋书·地理志》人口放大五倍计，魏66万户、443万人口的五倍，魏有330万户，2115 万人口；蜀28万户、94万人口的五倍，蜀有140万户、470万人口；吴53万户、230万口的五倍，吴有265万户，1150万人；这样全国总户数730万户、3735万人。吴国当时辖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大部分地区，推算当时每省4个郡，吴国计有16个郡，每郡计有16万多户，每郡72万人；每郡平均5个县，每县3.2万户，14万多人口。盐渎辖射阳、阜宁、建湖，共4个相当于的县，盐渎（不含三个所辖地），自身户数最多也就是1万户、3万人左右。

    面对这一严峻的人口形势，孙坚在盐渎严格的执行了汉章帝的《胎养令》，而且孙坚还开列了许多优惠条件，鼓励人口的增加：一是添丁添亩。不管生男生女，只要增加一个人口，就奖励一亩可耕地。二是添丁减赋。各户每添一个人口，减去全家总税赋的十分之一，添丁越多，减免的税赋成倍数的增长。三是添丁不增徭役。孙坚规定，境内遭受洪灾、匪患、兵祸，为守土保家，十五岁到五十岁的男丁全部出动，而赴国家和境（县）外的劳役，添丁不增（服）劳役。

    孙坚还鼓励流民的迁进。所有到盐渎境内的流民，可以获得与盐渎本地住户平等的佃田、赋税、徭役政策，享受同等的待遇。

    孙坚对新增人口，无论男女，除享受《胎养令》的政策优惠外，每个新生儿可以从政府得到百枚红蛋、50斤糯米的奖励。盐城至今有新生儿家，要给邻里送红蛋、毛米粥（糯米粥）的习俗，就是沿袭自近两千年前孙坚当盐渎县丞时的习惯。（见陈寿《三国志》）

    孙坚在盐渎推行的人口政策，很见成效。他任职盐渎八年，到他离任时，盐渎净增人口超过百分之六十，不含射阳、建湖、阜宁，盐渎自身增加达到1万5千多户，4万多人口。

    孙权在治理三国东吴时，也沿用了乃父孙坚任县丞时的人口政策，为推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送红蛋、吃毛米粥的习惯自今都在湖南、湖北、安徽流行。（见宋璐璐《吴大帝孙权传》）

    推行“永耕田”，开发荒地滩塗

    东汉末年，由于战争频发，人民多由战祸而死亡，人口大减，大量的田地因无人耕种而撂荒，盐渎县沿海还有大量的滩塗无人开发。

    孙坚自任县丞开始，即实行“屯田”政策，以解决缺粮。他在盐渎招人屯田开荒，以万亩之数，设立“田官”，以推行和管理屯田。孙坚的“屯田”政策是：凡自备耕牛户，生产所得与政府平分；如由政府供给耕牛，生产所获政府得百分之六十，农户得百分之四十。此外，屯田户可免除各种徭役。

    由于大量的开发海滩和荒地，土地的使用率提高，盐渎出现了大量的粮食富户。到了公元176年，也就是孙坚任县丞的第四年。孙坚为进一步提升屯田户的积极性，又作出了新的土地政策：男丁自16岁始，政府可佃田40亩、桑田20亩，妇女给佃田20亩、桑田10亩。另，规定农户所佃田亩人死不必还，称“永耕田”。这样一夫一妇之家共可得佃田80亩。这些“永耕田”的收益仍按三十分之一纳税，这对于无田的农户来说，是件利好的事情。（见全汉昇《中国社会经济通史》）

    孙坚在盐渎实行的“永耕田”政策，既富裕了农户，也增加了朝廷的税收，同时解决了战时的粮食供应。“永耕田”的政策对于推进农业生产，改进民生，富国安民起到积极的作用。这项政策，到了三国时候的吴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逐步推行。此后曹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诸葛亮在四川和陕西的关中也逐步推行。不过曹操和诸葛亮的屯田政策主要还是针对军队。军队打仗要消耗大量的军粮，利用战争的间隙让军人屯田种地既解决了军粮，也解决了军队在无仗可打时候的管理问题。先有孙坚后有孙权推行此法，要比诸葛亮、曹操早了50年。（见陈寿 《三国志》）

    此后，北魏实行“计口授田”法。北魏以后，北齐、北周与隋唐均实行均田制，虽然每朝每代的计田、均田政策有所不同，基本都是孙坚的“永耕田”政策的变异。

    就此可以看出，孙坚在盐渎推行的“永耕田”要比北魏早了300年，但他为中国封建制度的完善，改进国计民生所产生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见台湾钱穆《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

    利用县衙公廩办学，让平民的孩子受教育

    汉朝自武帝时开始，京城有太学，是国立的中央学校。诸侯国到县也有学校，都是国立的。各地优秀学生到了18岁，可由郡县地方政府保送至太学读书，即成“太学生”。太学一年毕业后，可在京城报考甲科或选择在郡守所在地报考乙科。甲科考上的可做朝廷的郎，即在中央政府担任官员；乙科毕业，可在地方政府担任行政官员。（见台湾钱穆《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

    孙坚到任盐渎之前，盐渎就有许多学校，但生员不足，就读者甚少，究其原因，是许多适龄的孩子交不起学费，且有许多家务及轻闲的农活可由孩子们承担，孩子父母是不会浪费家中劳力的。再者，无校舍，学校甚少。

    东汉实行的是半义务教育制，公家办不起学，适龄孩子自然也上不了学。孙坚到任县丞后，在县衙公署辟出一块地方，办县学。规定每市（城镇）、里（乡村）必须要有学校，利用公廪（粮仓）作为校址。凡学者免半丁（成年人）税。市、里学校为初级学校（相当于今天的小学），县公署学校为县学（相当于今天的中学）。市、里学校为15岁以前的年龄，县学学龄为22 岁以内。进入县学的，要通过考试方能进入。

    从有关资料推算，当时的盐渎有县学一所，市、里学校10 所左右，县学百人左右，市、里每学校20人左右，全县生员300人左右。县学老师3名，市、里学校老师10名，均从读书人中选拔。其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免除家中一人税赋，另增加半丁赋税补贴，由县府支出。入县学者食宿全免，均由县府支出。孙坚还规定，凡由县学考入太学者，免除赋税徭役，并奖励稻谷两担。

    在查阅这段历史时，看出孙坚并无太学学历，也无从政从教经历，但他能制定出这样的教育政策，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诸葛亮弟诸葛瑾在东吴时曾主持过东吴的生员教育，完全是按照孙坚的办法办教育，他在上主公孙权的奏折中说：“先武烈帝教化之优，非臣能及也。”千百年来盐渎重教育成风，乃孙坚之功也。

    读书人，可做大官，政府也可由读书人参政。做官的可富而且贵，因当时人们不愿去经商，而愿意上太学。因此武帝以后，社会上聪明的人都到学校去求学了。（见日籍华人陈舜臣的《三国史秘本》）这是两汉时期，西汉对教育和读书形成的社会习惯势力。如果从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到孙坚任盐渎县令的东汉末年的172年，这其间的312年，值得庆幸的是对教育的持之以恒，连绵不断，是因为两汉的三百多年间有太多的象孙坚这样重视教育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