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拥有传奇又极富魅力的一生。他从小关注国家命运与前途，其思想经历了“读书救国”、“教育救国”、“从军救国”、“马克思主义救国”四个时间段的转变。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穷途陌路，朱德放弃高官厚禄，毅然踏上远洋航船，在异国他乡确定了共产主义之信仰，确立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并用一生为之砥砺奋进。

    关键词：朱德  救国  转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社会性质发生巨大转变，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各阶层苦苦探求出路，封建地主阶级为自救，积极开展洋务运动，为幼年朱德带来新思想，但随着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封建地主阶级救国失败。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因封建阻力过大，也失败了。接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带来了希望，但因袁世凯盗取胜利果实，复辟帝制，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前途茫茫，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的仁人志士看到了曙光。朱德经历了中国社会的种种苦难，其救国思想随时代环境一步步成长变化，最终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读书不忘救国

    动荡的社会环境和黑暗的封建统治，使得1886年出生于贫苦佃农家庭的朱德，在幼年时期饱尝人世疾苦，经历了“殍殣相忘于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9页。四川连年遭受水旱灾害，饥民遍地，他们卖儿溺女，朱德亲眼看见官兵屠杀饥民的场面，对他年幼的心造成了巨大的刺激。]的悲惨境地。家中决定省吃简用培养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4页。由于朱德祖上世代贫困，没有读书人，饱受着没有文化的痛苦，而且遭受乡间豪绅地主欺压，衙门差役的压迫，所以家族节衣缩食送朱德上学的本意是光宗耀祖，但是在1906年秋朱德考入顺庆府读新式学堂后，早已是违背家族初衷，心怀天下了。]，身为长房长子的朱德就在甲午中日战争后的第二年拜入席聘三门下，广泛学习古籍，阅读新书，开拓了视野。在内忧外患的社会中，“朱德的幼小心灵萌发出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开始有意识的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9页。]也渐渐萌生了“出去看看世界”的想法。

    1906年秋，也就是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创立中国同盟会后一年左右，朱德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少年的他遇到了人生的另一位导师张澜，在其影响下品德和学业都大为精进，不仅系统详细学习了地理、历史、英文等新式科目，还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想的熏陶，打破了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张澜常勉励学生说“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也不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去救国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2页。]眼看大厦将倾，朱德立志报国，对中国社会发出责问的同时对外来侵略者深恶痛绝，他说“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面对蚕食国家的虎狼污吏，朱德认为作为一个读书人也要气势如虹的保家卫国，即使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这其实就是朱德接受了“读书不忘救国”[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2页。]进步思想的体现。此外，《革命军》、《天演论》这一类革命书籍更是打开了朱德的眼界和思路，他的思想开始由强烈壮阔的爱国思想向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转变。朱德虽然在顺庆府学习只有短短一年时光，但却是他一生中思想转折的重要节点。

    （二）教育救国

    1907年春，朱德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在这里“教师不留辫子”，“学生都把自己视为中国的主人翁”，学堂中充满了“革命的火种”，这对少年朱德革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在学校秘密传阅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进一步认识到清政府的腐朽黑暗统治，并萌生了“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的革命思想，他多方秘密请求加入中国同盟会，却始终未能如愿，但是已经由了初步的革命意识，他传阅《民报》的行为，其实也是投身到了革命行动中。

    朱德在学堂学习期间还认识到体育可以强壮体魄，继而改变“东亚病夫”的侮辱称号，1908年，在刘寿川的邀请下，朱德回到仪陇开办高等小学堂，担任体育教师兼职庶务，根据自己的所学和对时政的理解，朱德走上了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朱德作为一名体育教师，他向学生大胆教授新思想、新理念，以期望启迪国人智慧，达到改变社会现状的目的，同时他还鼓励学生认真学习体育，强壮体魄，以期望“强身卫国”改变“东亚病夫”的称谓。但是受到旧学封建势力的大力阻挠，他们甚至诬告新学教师是“假洋鬼子”，恶语中伤新学“有损国粹”，制造流言说体育科目是“猥亵课程”；作为一名学校管理者，朱德自嘲“学到了好多本领”，一是在旧学诬告新学有伤风化，要求县政府查封时，朱德带领其他老师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据理力争，化解了危机，此为辩论本领的增加，二是旧学诬告不成，又雇佣地痞流氓捣乱，朱德教习学生武术，坚决自卫，此为武术本领的增加。朱德还说“世故人情也懂得更多了”，在仪陇教书的旧俗中，往往地主豪绅宴客需请老师赴宴，但朱德连请帖也拿不到，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祭庙”中按惯例分给老师的肉，朱德也拿不到，这对老师来说是一种侮辱。在仪陇教书期间朱德“对社会的新旧势力的角逐，政治上的阴谋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就在旧势力的排挤、忌恨中，朱德认识到封建势力是根深蒂固的，无法轻易动摇，必须以武力推翻，于是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8页。]朱德也开始自省“教书不是一条生路！”[ [美]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92页。]

    （三）从军救国

    朱德在仪陇高级小学堂教书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封建势力的盘根错节，反对派的阻挠导致教育救国之路阻力重重，救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摆在眼前，他说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非救国不可”[ [美]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92页。]，在1908年的冬天朱德愤然辞去学堂的职务，满腔的报复无法施展，对黑暗的封建统治更是达到了“恨无穷”的地步，并认为“一介书生”应该“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次年的春天，朱德踏上了远离家乡，去往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道路，这就意味着朱德的思想开始从“教育救国”逐渐转变为“从军救国” 。

    1909年11月，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这里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云南在这个时期革命队伍已经初具规模，主要以昆明、腾越的中国同盟会支部为中心，广泛开展革命思想宣传工作和革命运动，还形成了数个小型革命团体，所以云南是重要革命策源地之一。而陆军讲武堂的聚集了大量了革命党人，包括李根源、罗佩金、方声涛、唐继尧等人，他们大都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优秀人才，朱德沉浸在浓厚的革命氛围中，不仅增长了军事本领，还接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新思想的熏陶，所以朱德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后短短几周就加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同盟会，正式成为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这标志着朱德由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彻底转变为了民主主义革命者，从此走上了“从军救国”的道路。朱德在陆军讲武堂的学习期间，刻苦好学，成绩优异，赢得了师生的一片赞誉，也在同盟会小组秘密传阅革命宣传书籍《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对此常常加以深入探讨，还考虑如何发动革命起义，还同杨如轩等人一起组建了“五华社”，主张“富国强兵，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可以说是“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 [美]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00页。]，少年朱德意气风发，“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从陆军讲武堂毕业后，朱德开始了追随蔡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戎马生涯。1911年10月他参加了蔡锷领导的昆明“重九起义”，并在战争中英勇冲锋，立下战功。他所热切盼望的是通过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建立，能够让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幸福的国家，但是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企图复辟帝制，朱德所期望的局面并未到来。但是此时的朱德仍然坚定信念“誓拼热血铸中华”，“倾心卫国志无违”继续参与了护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朱德冲锋在前，屡立战功，但是中国的局势并未改观，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深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社会性质和状态也丝毫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朱德一方面十分渴望理想中的革命能够胜利，民主共和的时代能够快速到来，另一方面又希望战争早点结束，因为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甚至提出“撤回部队，还政于民，川滇和解”的主张，但是唐继尧却置之不理。这时的朱德“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唯一能使他聊以自慰的就是率领部队进行剿匪行动，真正为当地人民平息了匪患，当地人民为表彰他的剿匪功绩，为他树了“救民水火”、“除暴安良”两块德政碑。面对没完没了的战争，朱德开始认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军阀混战的工具，深陷在军阀割据的泥潭中是无法实现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这两件大事让朱德看到了新的希望，朱德“从军救国”思想进而发生巨大转变。

    （四）马克思主义救中国

    辛亥革命的失败并没有使中国知识分子停止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而是从学习西方制度的洪流中解脱出来，开始学习新思想，致力于从意识形态角度来改变中国现状。中国社会随之掀起了一场以科学、民主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李大钊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

    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作为想要从军阀割据混战泥潭抽身的爱国将领，朱德自然注意到了社会各界的变化，从1919年起就经常埋头于书斋，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传播新思想的刊物，这些书刊中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大大开拓了朱德的眼界。他开始思考革命的道路问题，认为过去的革命没有取得胜利“ 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所谓的“根本性问题”其实就是革命走向问题和所代表的阶级问题。朱德说“早已对孙先生及其国民党信徒动辄与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失去了信心。”[ [美]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77页。]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看到了冲破黑暗的希望，朱德也特别关注不断走向胜利的俄国革命，并意识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这时朱德已经逐渐放弃旧式民主主义革命，重新树立自己的新志向，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去外国学习，看看外国是怎么样维护他们的独立。”[ [美]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50页。]

    但是朱德在上海考察期间，发现上海这个大都市是少数人穷奢极欲，多数人昼夜工作的地狱，街头有饿死的贫民，这对朱德的刺激非常大，不经感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悲惨。”资本主义一贯压榨劳动力实现资本的血腥再积累等种种弊端再次赤裸裸地显现出来，这与朱德立志实现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愿望差距甚大，这也使得朱德抛弃原有的向西方学习拯救中国的思想。特别是了解到共产党正在领导工人阶级运动后，朱德认为只有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革命的胜利，才能真正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此后朱德在北京、上海急切寻找党组织，期望加入这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这表明朱德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

    1922年朱德在上海见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但是陈独秀拒绝了朱德的入党申请。认为朱德是旧式高级军官将领，要入党需要更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才可以通过。这对于刚刚叩开新世界大门的朱德来说是无比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仍然坚定信心，始终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切实代表人民利益，真正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从而实现国家独立统一。所以倍受打击的朱德仍然怀着一颗救国之心远赴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德国，追求真理，寻找入党机会。经过几次申请， 1922年11月，由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