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五一节之夜，崔伦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

“中央委员加电台”

延安时期的崔伦

青化砭战役中，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左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左三）等亲临前线观察地形、指挥作战。

崔伦（中）与战友朱仕朴（左）、刘克东合影（延安时期）。

崔伦（右）与战友绳吉伦合影（延安时期）

延安时期的崔伦

崔伦与王子纲等合影（1946-延安）前排左起：梁茂成、绳吉伦；后排左起：罗若遐、崔伦、王子纲。

三十五年后崔伦（右）向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汇报工作（1983.1-北京）。

三局部分同志在延安裴庄合影（1945,11）前排左三黎东汉，后排左三刘寅副局长，后排左四崔伦，最右侧王子刚副局长。

毛主席转战陕北中

毛泽东主席转移到陕北小河村时，亲自到机要室阅看通信大队收到的电报（1947.7）。

陕西靖边小河村会议旧址

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军委三局派出4个无线电分队组成通信大队，保障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转战陕北期间对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指挥上图为通信大队在转战陕北途中，前左二为大队长崔伦，后左为一台台长周建中，前左为吕天文。

周恩来副主席在转战陕北途中批阅通信大队接收的电报（1947）

1947年8月24日，毛主席一行从梁家岔来到了佳县朱官寨镇，在这里居住了29天，当年的5孔窑洞因暴雨已经有3孔坍塌（2017摄影）。

1947年9月28日，周恩来在神泉堡作时局报告。

神泉堡革命纪念馆

1947年11月至194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转战陕北时进驻杨家沟，在此领导和指挥了西部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组织开展了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二月会议”和高级军事会议。

崔伦在转战陕北期间参加通信保密会议（1948.1-杨家沟）。左起：黄冠群、崔伦、朱仕朴、刘克东。

转战陕北52年后，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为崔伦题词。

1948年3月23号上午，毛主席率领中央支队在吴堡县川口登上渡船，驶向东岸。

阜平县城南庄镇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

    中红网北京2020年6月22日电（崔伦）

    中红网编者按：今年是原总参通信部部长、我军通信兵老前辈崔伦100周年诞辰，经与《通信兵的故事》公众号联系，我们将陆续转发崔部长生前所写的部分回忆文章，以示意纪念。

    1970年五一节之夜，中央邀请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正副职领导干部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亲切接见了时任军委通信兵部副主任的崔伦，于是便留下了下面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据崔伦将军回忆：“当主席走到我的面前，和我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他深情地看着我，嘴里还说了些什么，只可惜那句珍贵的话被沸腾的声音淹没了。” 毛主席对崔伦的印象还要追溯到23年前：“在转战陕北的日日夜夜里，每天行军都能见到主席的身影……；窑洞里，我们还在一起吃过饭、聊过天……；在山西蔡家崖村时，每天晚上，我们都围坐在主席身边看戏，主席洪亮亲切的声音至今还缭绕在我的耳畔，往前坐！往前坐！”

    我们永远怀念那些通信兵的老前辈们。为了保障毛主席、党中央对全国各个战场的指挥，为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他们历尽艰险，不辱使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恩来副主席在转战陕北期间曾有一句著名的比喻：“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 回顾我军通信兵的光辉战斗历程，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我们一代接一代的通信战士最值得自豪和自励的记忆。
下面就让我们随着老部长的思绪回到那令人难忘的岁月......

    《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崔伦）

    1947年3月初，蒋介石集结了34个旅共25万人的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企图攻占延安，摧毁我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我军心和瓦解我军意志。3月13日，胡宗南以整编第1、第29军等部，共15个旅14万余人的兵力，由洛川、宜川分两路向陕北发起进攻。为加强攻势，蒋介石还从上海、徐州调集作战飞机75架，对我延安党政机关、军事设施、工厂、仓库以及前沿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仅进攻第一天就投弹59吨。

    到西北野战兵团三科 帮助工作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掩护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和人民群众的转移，中央军委3月16日决定，集中我军西北主力组建西北野战兵团（7月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为副政委，张文舟为参谋长。次日，王诤局长带我到王家坪去见彭德怀司令员，安排我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三科帮助工作。我从三局军委总台带去了3部电台，一部跟毛主席、周副主席乘汽车行动，由顾兴德负责；另两部随野司行动，由任道先、周维希、李力等负责。

    延安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备战工作非常扎实，人们情绪十分稳定。3月8日，边区政府举行万人动员大会，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彭总等都出席了大会。会议一开始朱总司令就说“这个动员大会，就是动员打仗”。

    随后周副主席讲话，他说：目前全国革命形势大好，各解放区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但蒋介石贼心不死，依仗着有美帝国主义撑腰，发动了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蒋介石反动派人心已经丧尽，是绝没有好下场的。会场群众对周副主席的讲话一呼百应。周副主席说：“别的解放区打了胜仗，我们陕甘宁边区能落伍吗？”群众高呼：“不能！”周副主席还用大量事实，揭露了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万人大会后，延安市的党政军机关及市民都组织起来，有秩序的主动撤退。

    由于很多同志对撤离延安一时在感情上转不过弯来，所以毛主席在几个月前就反复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1月初，毛主席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讲话，他说：“守延安没延安，离延安有延安。”毛主席这一战略思想，在延安干部会上讲过多次。他离开延安时化名为李德胜，就是“离得胜”的谐音。3月14日，毛主席接见新4旅的干部时说：“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就要倒霉了。延安，敌人是搬不走的，少则一年，多则两年，延安还是要回到人民的手里。”在前一天，毛主席还说：“你知道吗？蒋介石是阿Q精神十足，占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他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们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

    毛主席还在一次干部会上说：“革命圣地延安不能不保，但保卫延安不能死保。战争不能只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主要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争地盘，要延安，要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器，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蒋介石占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他背上这个很重的包袱，我们再收拾他，他就要倒霉了，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也迟了。” 毛主席的讲话迅速传达下去，经过学习讨论，大家思想稳定了，上下同心同德，主动准备撤离延安。

    我边区军民提前一个月就开始疏散了，到3月18日傍晚，延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除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以及刚组建的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还住在王家坪以外，其他人均已撤离。天刚黑，跟随毛主席行动的电台人员集合在山坡下面等待出发，我和野司的一些同志也来到山坡下面，准备送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离开延安，359旅旅长王震专程到王家坪护送毛主席。王震旅长从窑洞中走了出来，大家忙问：“什么时候出发？”他指了指窑洞，不一会儿，毛主席走了出来，镇定而自信地对我们说：“胡宗南要占延安，除了得到一座空城以外，还能得到什么呢？只能得到一个大包袱。空城他带不走，包袱背了也得给我们留下来。延安，我们一定要回来！”这时，大家由于担忧而紧张跳动的心才松弛下来。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同乘一辆救护车，警卫人员和电台人员分乘一辆中吉普和一辆大卡车，由王震旅长陪同离开了王家坪，经飞机场向东，向永坪方向走去。

    1947年3月19日凌晨，野司机关也撤离了。这时，通飞机场的大路已经不能走了，我们就从王家坪后沟沿小道前进。因为天黑看不清路，所以有人打手电筒，有人提灯笼，目标很大。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第二天上午，我们刚进驻一个村庄，就遭到敌人空袭，幸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我军撤出了延安，彭总还到山头望了望。当日中午，敌先头部队进入延安。胡宗南在得到一座空城后，非常得意。敌人在广播上吹嘘说“我军经七昼夜之激战，于3月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5万余”。好家伙，牛皮都吹破了！即使我西北野战军全部做了俘虏，也仅是此数的一半。胡宗南连忙向蒋介石报捷，蒋介石也高兴的手舞足蹈，又是给胡宗南发电嘉勉，又是授予胡宗南勋章，并晋升胡宗南为一级上将。接着国防部组织中外记者到延安参观访问，慌得胡宗南星夜开设“战俘管理处”，从他的部队中抽出人员化装成战俘，用自己的枪支假冒战利品，又在延河两岸建造假坟，以充“阵亡将士”之墓。真是自欺欺人，可笑之极。

    3月20日撤出延安的第二天，野司机关由冯庄向北转移到梁村，在梁村召开了司令部直属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央军委3月16日关于成立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的决定，宣布命令后，彭总讲了话，他说：“我们暂时放弃延安，是为了获得全中国，永久保住延安。不暂时放弃延安行不行？不行。不放弃就被动。毛主席指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现在我们西北战场敌我力量的对比是10比1，更何况胡宗南部队武器装备也比我们好，我们硬拼是划不来的。”彭总最后强调说：“我们西北野战兵团的任务很重，全国军民都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打好每一仗，争取最后的胜利！”彭总讲话时，会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敌人占领延安后，以为我中央机关及我军主力向安塞方向撤退，便以主力5万之众直下安塞，同时又令第31旅迂回瓦窑堡，寻我军主力作战。根据敌情，我野司首长决定在青化砭设伏，歼敌31旅。3月24日，我军各部队按预定计划进入了阵地，严阵以待，只等胡匪军前来送死就擒。野司首长原定3月24日发起青化砭战役，但因敌人晚到一天，推迟到3月25日。彭总和野司首长到战场附近的一个高地上设置“前指”，我和刘克东科长带领电台及其他通信人员，随彭总到“前指”。上午8时多，敌人的主力已在彭总的望远镜中移动。远望敌军像一条蛇，慢慢地向我们布下的口袋里爬进。埋伏在青化砭两边山头上的我军指战员，瞪大眼睛，紧握钢枪，静静地等待着命令。10时，敌人已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内。“打！”彭老总握住拳头往下狠狠一击，发出了战斗命令。霎时间，各部队指挥员都发出了“打”的命令。敌31旅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惊呆了，我们在指挥所看见敌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到处乱窜，有的挣扎几下就不动了。青化砭之战只用了1小时40多分的时间，就干脆利索地结束了。敌人被歼2900余人，敌第31旅少将旅长李纪云、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少将参谋长熊宗继都当了俘虏。

    青化砭战役离我军撤出延安才6天，也就是说不到一个星期，我军就打了一个大胜仗，这对我军指战员是很大的鼓舞。因为团以上都配有电台，战争中通信联络很顺畅。战斗打响后，主要靠有线电及简易、运动通信。李纪云被押到前线指挥所驻地，他浑身沾满了黄土，脸色苍白，低着脑袋，表情十分沮丧。野司机关的一些同志听说李纪云被押来了，都跑来围观，彭老总也背着双手站在一旁观看。当随军记者给李纪云拍照时，李竟然把头转过去，双手捂着脸，惹得在场的同志都笑了起来。

    审讯时，李纪云不时翻着白眼，看着周围的人，口里嘟嘟哝哝地说：“你们要打，就摆开阵势打，偷偷摸摸搞突然袭击，算不了好汉！”看样子，这家伙对他的失败还不服气呢！彭总望着李纪云那愚顽的样子，轻蔑地笑了笑说：“《百战奇略》上讲，凡战所谓奇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你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大概也受过什么训练，是什么黄埔之类毕业的吧，怎么连这一点常识都不懂呢？”李纪云被彭总说得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彭总继续说：“你们以为有美国人支持，有飞机、有大炮、人多、装备好，就可以打胜仗？你们以为占了我们的延安，就大局已定了，咳！不是那么回事！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你们发动的战争不得人心。老百姓见了你们，就像见了瘟神一样，你们不打败仗才怪呢！”听了彭总讲的话，李纪云狂妄的神色也消失了。

    青化砭战役刚结束，军委三局来电调我回三局工作，并叫野司三科去人，接收军委转移时留下的一些通信器材，于是我就随刘克东一起回三局。彭总指示，乘这个机会由刘克东负责把李纪云送到中央机关去，参谋长要刘克东走之前再去请示一下彭总，看还有什么指示。刘克东去请示彭总，彭总说：“你一定要把李纪云亲自交党中央，路上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出问题。”彭总还说：“这是咱们撤出延安后俘虏的第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把他送到中央，对于了解敌人的战略意图，是很有意义的。路上你要对他好些，要做一做他的思想工作，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解除他的思想顾虑。”第二天，我就随刘克东一起出发了，两个战士押着李纪云步行。李纪云仍然穿着旧军装，没有肩章和帽徽，路上一直低着头，心情沉重，一句话也不说。路过羊马河休息时，我们向老乡要水喝，老乡看李纪云像俘虏，不愿意给，我便同刘克东一起向老乡作思想工作。

    1947年3月26日晚10点多钟，我到达瓦窑堡吴家坪三局驻地，王诤局长对我说：“中央机关今晚撤离瓦窑堡，大队人马已经出发了，我们也要马上出发。”刘克东与王局长简单谈了一下，当晚就返回了野司。我跟王局长一起走，还带了两部电台。电台收的电报无处送，很着急。经两天行军，先找到新华社的同志，才得知中央首长在枣林沟。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分成三个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的精干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经晋西北转至河北省平山县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主持后方工作委员会，转至山西临县，统筹后方工作。

    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支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为了加强中央前委机关的工作，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李涛任作战部部长。支队下设三个大队，一大队是电台，由黎东汉任大队长。二大队负责情报工作，胡备文为大队长。四大队为新华社，范长江为大队长。其中收发新闻的报务人员也是三局派出的，杜牧平在那里负责电务工作。为了保密，中央首长都使用化名。毛主席化名李德胜，周副主席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化名史林，陆定一化名郑位。中央前委机关的代号开始是“昆仑支队”，以后改为“三支队”，又改为九支队。

    军委三局随中央后委行动，驻在临县孙家沟村，我仍在军委三局办公室工作。中央后委定点在山西临县，少奇同志由田庄向河东转移，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乘坐一辆大面包车，我也是坐这辆车去了山西临县。到临县不几天，局领导又决定要我带领总台人员，跟随李维汉等向河北省转移。刚走了一天，又通知返回临县，并说不走了。以后才得知，周副主席已专程从陕北到临县，中央后委机关大概是这时才正式定在临县。

    青化砭战役后，敌人发现我党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都在东面，判断我肯定向绥德方向转移，便集中11个旅的兵力，调转头来沿咸（阳）榆（林）公路拼命向东追赶。党中央出敌所料，没有向东去，而是向西转移，经石湾、青阳岔等地，于4月13日到达王家湾。敌人主力追到绥德及黄河边，又扑了个空。胡宗南为避免重蹈31旅李纪云的覆辙，采取了宽正面的战术，大兵团逐山漫进，夜间在山头露营，并构筑工事，稳扎缓进。把他的两个整编军排成方阵，长宽各5公里，只走山头不走大路。行则同行，住则同宿，攻则同进，退则同撤。每天行军几公里，成了大兵团“游行”。在陕北的山山洼洼、沟沟岔岔“游行”，不可能迈步急进，只能艰难地爬动，这怎么能找到我军主力？胡宗南在山沟里丢了整编31旅，这回上山顶，自以为遇上我军，是居高临下，又人多势众，必然“胜券在握”，但是他又失算了。彭总在打完青化砭战役之后，就预计到胡宗南必然会调其主力东进。遂率我军迅速转移至蟠龙西北地区隐蔽待机，利用有利时机，先后又在羊马河和蟠龙两地打了两个胜仗。青化砭一仗加上这两仗，就是撤出延安后的三战三捷。5月14日，党中央为鼓舞陕北军民的斗志，继续吸引已经很疲劳的敌军主力追赶我中央机关，为我野战军主力创造有利战机，在真武洞召开祝捷大会，由周副主席公开宣布“党中央、毛主席仍留在陕北”。消息传开，陕北人民及野司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

    1947年6月中旬的一天，杨立本管理员骑马从河西急促赶到临县孙家沟，向三局领导报告“黎东汉同志（当时任中央支队通信大队大队长）病重，连路也不能走，还得用担架抬着”。王诤局长很着急，立即决定派我去河西接替黎东汉的工作。临行前，王子纲副局长还诚恳地对我讲：“你到河西去工作，可要注意谦虚谨慎，尊重别人，中央机关各部门留在陕北的负责人，谁都比你资格老。” 我表示一定按他的指示去做。这时，正好杨尚昆秘书长要去小河村参加中央的会议，王诤局长要我带1部电台（报务员有汪文海、袁玉体）随行，以保证杨秘书长行军途中的通信联络，到达小河村后，电台就留在中央前委使用。

    6月下旬，我们跟杨尚昆秘书长从临县出发，在碛口西渡黄河，经绥德沿大理河川西上，过吴堡、绥德、子洲县县城及麒麟镇、马蹄沟、石湾镇、青阳岔等地，走了10来天，于6月底到达党中央所在地靖边县小河村。一路上，杨秘书长和大家同甘共苦，跋山涉水，有马不骑，一起步行。有时我们劝他骑上马休息休息，他说：“我这个人不骑马，这是长期形成的习惯。长征时我和彭总在一起，就没有骑过马，只靠两条腿走。这样才能练出好身体。”杨秘书长一路上和大家谈笑风生，使我们几乎忘掉了行军的疲劳。

    到小河村后，我立即去1大队驻地新阳湾，看望了分别3个月的老战友黎东汉，这时他的病已基本上痊愈。黎东汉等同志还向我详细介绍了一个月前敌人追赶中央机关的情况。当时，我们公开宣布党中央、毛主席仍留在陕北，于是敌人又集中主力追赶中央机关，敌人追到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后，估计中央机关肯定是向东转移，再加上西北局机关大队人马正在沿大理河川向东转移，于是敌人即向东追赶。但党中央、毛主席又出敌所料，在向东走了一段路后，临时改变方向向西，由三边方向转移至小河、田次湾等地。敌人向东追至石湾地区后，发现中央机关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去了，又扑了个空，于是又调转头向西追赶。党中央沿山沟小道转移至田次湾等地，隐蔽了几天，敌人沿大路一直经保安追到陇东，再次扑了空。

    由于连续夜间行军，白天还要上机工作，大家极度疲劳。加上生活条件差，缺医少药，从大队长到报务员身体状况都很差，生病的人很多。黎东汉大队长得了肠炎，病的骨瘦如柴，无力行走，甚至连马也骑不了，只好坐担架指挥工作。在大雨中行军病痛难忍，又怕影响部队行动，他要求大家把他丢下。他说再走也是死，丢下了也不过是死，何必连累部队。后来他回忆说，这段经历比当年参加长征还艰苦。

    党中央于6月17日由田公湾回到小河村，在此住了一个多月。我和黎东汉俩人在一起密切合作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奉命到山西，我则留下接替他的工作，担任1大队大队长，副大队长是黄冠群。由于我从山西来时又带来1部电台，这时1大队的电台由3部增至4部。1台台长是周建忠（后由段恒德接任），报务主任解超（后由刘坤成接任），主要负责联络东北人民解放军及几个地下情报台，因联络困难，特配备了V101收报机和20W284发信机；2台台长孟令仪（后由周明远接替），负责联络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3台台长高洪彦，报务主任李东祥，专门联络中央后委和晋察冀；4台台长胡佳，报务主任于迴香，联络西北野战军、联司、西北局及部分地下党台。

    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

    转战陕北，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央采取的具有重大军事、政治意义的行动。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军队16个旅大举进犯陕北解放区，为了战胜敌人，陕北的2万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但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仍留在陕北，继续指导全国解放战争，并且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陕北解放军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利用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等优势，采用“蘑菇战术”，将敌人拖得精疲力尽，取得了多次重大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陕北的进攻，1948年4月，延安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极大的鼓舞和增强了陕北以及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和信心。

    在转战陕北期间，电台是党中央、毛主席指挥全军的惟一通信工具。可是，由于各种条件的影响，电台工作的问题却不断出现，稍有处理不当，就可能误事，影响大局。我们电台的功率小，而通信对象间的距离又很远，联络比较困难，尤其是对东北台，敌占区的地下情报台，联络更困难。大家在天线架设、频率选择等方面想了很多办法，改善了联络状况。

    当时电台人员少，来往电报多，很多同志坚持通夜工作不换班。时值盛夏，连降大雨，在敌人重兵追击中，生活条件极端艰苦。有段时间痢疾流行，有的电台几乎全部人员都带病坚持工作。报务员李锦华对我说，有次正在机上收报，肚子痛得厉害，只好请对方等一等，上过厕所后再继续工作。不管有多大困难，电台的同志们都表示，要绝对保证党中央、毛主席对全国解放战争作战指挥的通信联络顺畅。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党中央在小河村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事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国转入战略反攻的有关问题。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中央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彻底挫败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坚持作战的反革命战略。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改变调陈赓部来陕北作战的计划，改为陈赓部在豫西渡黄河策应中原及陕北战场。这样还可减轻陕北人民的负担，因为这年陕北是大灾年，春天干旱少雨，小麦收成无几，人民生活极端困难。陈赓刚到小河村时，对中央机关的同志说：“我也要来陕北吃小米了”。到会议结束时，他又对中央机关的同志说：“我不吃小米了，要吃大米去了”。

    小河会议结束后，周副主席向中央直属队的部分干部传达了会议精神。周副主席说：“只有战略的进攻行动，才能打倒蒋介石。只有解放全中国，才能消灭蒋介石。因此，毛主席提出了打出去的方针。”周副主席说：“小河会议决定，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以大别山为依托，纵横江淮河汉之间，威逼南京和武汉；陈粟大军在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进入鲁西南，突入豫东，依托山东作战。陈赓大军则趁胡宗南陷在陕北、豫西敌军不多的时机，以雷霆万钧之势，南渡黄河，由晋南挺进豫西，依托伏牛山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