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14日，中央机关离开神泉堡向米脂县杨家沟转移。杨家沟是米脂县较大的地主庄园，是杜聿明的家，窑洞修建得很漂亮。中央机关到杨家沟后，1大队队部驻杨家沟村边的“一家庄”，电台配置在离杨家沟几里路的巩家沟。杨家沟是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点，也是党中央在陕北最后的一个居住点。

    在巩家沟，1大队几个报务员发生了违犯政策的错误。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们没有请示大队领导，就在巩家沟支持该村农民批斗村干部，地方领导为此事向党中央领导告了状。有一天，支队政治部主任廖志高找我谈话，说：“你们电台有些同志支持农民批斗巩家沟村干部，不讲政策，又是批，又是打，地方上向党中央告了你们的状，说是被批斗的村干部是好干部，还是个先进分子。”我说：“这些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回去查一下，如属实，一定严肃处理。”廖主任说：“如果确有其事，应对有关人员进行教育，中央正在开会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大家一定要执行党的政策。”我从廖主任那里回来后，就到巩家沟了解，结果情况完全属实。几个年轻人开始还不认错，自认为支持贫农搞土改，是革命行动，有什么不对呢？此事纯属认识问题，后来，经过批评教育，这些年青人才提高了对党的政策的深刻理解，认识了错误。

    到达杨家沟后，4大队负责电台业务的杜牧平来找我，说他们大队因增加新的任务，需要增加1部电台，要我想办法给他们解决电台机器问题。我就交代1大队管机务工作的怀福田，要他负责解决，他想方设法给4大队解决了1部10瓦的机器。怀福田是一位工作经验很丰富又能自己动手装修机器的老机务员，在转战陕北期间，1大队的机器维修和器材供应，都是由他负责的，每一次他都能较好地完成了器材供应和维修任务。1大队每台机器也是由他多次维护修理，从没有发生因机器故障而延误工作的情况。

    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重要会议。这次中央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主席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对革命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党需要解决的军事、土改、整党、经济政策、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纲领性说明。毛主席作报告时，中央机关直属队各大队的负责人都到会，我也参加了会议。

    毛主席作报告时不念稿子，讲话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4亿7千5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主席动情的演讲，多次被雷鸣般的掌声中断。他挥手示意，要大家安静下来，继续说：“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的那一天起，我们就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然而恰在这时，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地结束以后，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组成反动阵营，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地进行了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反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当着1946年7月，蒋介石匪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的时候，蒋介石匪帮认为，只须3个月至6个月，就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会场上长时间地响起一片笑声。

    接着毛主席详细论述了解放战争17个月（1946年7月至1947年11月）的作战形势变化，在谈到我军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扭转局势时说：“我们所以能够如此，在军事方面来说，是因为执行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当着我们避开优势敌人的致命打击，并转移军力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而主动地放弃许多城市的时候，我们的敌人是兴高采烈了。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胜利和我们的失败。他们被一时的所谓胜利冲昏了头脑。张家口被占领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即下令召集他的反动的国民大会，似乎他的反动统治从此可以安如泰山了。美帝国主义分子也手舞足蹈，似乎他们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的狂妄计划，从此可以毫无阻碍地实现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及其美国主子的腔调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切国内外敌人都被他们的悲观情绪所统治的时候。他们唉声叹气，大叫危机，一点欢乐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力量，过低地估计了革命力量，冒险地发动战争，因而落在他们自己布置的陷阱里。我们敌人的战略打算是彻底地输了。”最后，毛主席分析说：“蒋介石反动集团在1946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反人民的国内战争的时候，他们之所以敢于冒险，不但依靠他们自己优势的军事力量，而且主要地依靠他们认为是异常强大的，举世无敌的、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帝国主义。但是实际上并不如此，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

    会议结束不久，西北野战军党委在杨家沟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中央机关所属各大队负责同志也列席了会议。为了贯彻中央12月会议精神，许多中央领导都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我印象最深的是任弼时所作的“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的讲话。会议开始前，任弼时到就近几个县作了深入调查，他以坚定的原则性和充分的说服力，指出了土改中发生的问题和“左”的错误，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任弼时的这个讲话，后来作为土地改革运动的指导文件转发全党，对全国土改运动走上正确轨道起了重要作用。

    就在这次会上，我们还听了陈毅的讲话。他谈到，从华东来陕北参加中央的会议途经晋绥边区时，军区机关召开干部会议，请他参加。一进会场，就看见座席分“地富席”、“贫雇农席”等。陈毅说：“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也不知道我应坐到哪个席上才对”。他用这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了当时各根据地的“三查三整”运动，发生了“左”的偏向。

    中央机关在杨家沟也进行过“三查三整”学习，由于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所以进行得很正常，没有发生任何“左”的偏向。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从山西到杨家沟来参加中央的会议，在闲谈中对我们说：“你们真是得天独厚，后委机关的‘三查’运动，可是不容易过关啊！我们部里的一位同志，被罚站几个小时过不了关。”我心里想，我们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真是好运气。

    有一天，我到叶子龙参谋长那里汇报工作。正在谈话的时候，毛主席忽然走了进来，我赶快站起来向毛主席敬礼。叶子龙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1大队大队长崔伦同志。”主席和我热情地握了手后问：“姓测（湖南口音，崔读成‘测’）？”多大年龄？是哪里人……最后主席说：“这几个月你们电台的同志辛苦了，今年陕北又是灾年，你们要照顾好大家的生活。”他这样关心电台的同志，使我很感动。这是我第一次和毛主席面对面说话，使我终身难忘！

    中央机关在米脂县杨家沟迎来了1948年。元旦这一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特意请中央机关各大队和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同志去吃饭。大家来到一孔大石窑洞里，室内摆了两张桌子。各大队的领导同志和警卫团刘团长，原先都挤在一张桌子旁边，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走进来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致意问好。毛主席和大家一一亲切握手问好。这时，周副主席赶紧走过来说：“你们不要挤在一起，我们大家要插开坐。”于是，把刘团长拉到毛主席和任弼时等同志那一桌就坐。毛主席、周副主席特别高兴地向大家祝酒、讲话。叶子龙的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子，从河东接到杨家沟，这天也来了。主席和周副主席很喜欢孩子，老是和这两个孩子碰杯玩，脸上绽放出欢乐的笑容。

    前不久获知，党在北平的一个地下情报台被敌人破获。在清涧战斗消灭敌人廖昂部时，我军缴获1部测向台，该台是敌人专用来测定党中央及西北野战军的指挥位置的。据俘虏供认，这两个指挥位置，他们随时可以掌握。这两件事的相继发生，引起了中央首长对无线电通信保密工作的高度重视。就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结束不久，在杨家沟召开了通信保密工作会议，会议在周副主席住的窑洞里召开，周副主席亲自主持。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住在一个院子里，周副主席的隔壁就住着主席。参加会议的有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机要局局长李质忠，三局副局长王子纲，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张文舟、通信科科长刘克东、副科长朱仕朴。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快开始的时候，毛主席进来了，周副主席高兴地站起来说：“毛主席来看我们了。”到会同志起立，主席笑容满面，同与会同志一一握手，并且关切地说：“搞好通信保密工作很重要，周副主席召集大家开会，有什么问题你们好好研究解决。”大家鼓掌，目送毛主席离开了会场。

    会议开始后，周副主席说，机要通信工作在战争中十分重要，通信保密工作最近出现了一些情况，大家都已知道。现在就是要大家来想办法，摆脱敌人的侦察测向，变被动为主动。他又说：“看来敌人的测向台有时还是抓住了我们的行踪，不能掉以轻心啊！”接着，到会的同志都发了言，指出无线电通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诸如呼波不常变，机器声音、手法特别，再加上报务人员不遵守纪律在机上胡乱闲谈等，这些很容易被敌人测向台抓住。针对存在的问题，大家也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周副主席很注意听每个同志的发言，有时在本子上记一记，有时点点头，有时提问题让大家回答，会议开得既严肃又活跃。

    会议结束时，周副主席作了小结。这个小结既高度概括又生动具体。他把小结的内容概括为八句话：“划清系统，调整人员，改装机器，变换手法，模仿敌人，多种呼波，严守纪律，加强保密。”他说加强保密是中心思想，是总的要求，其他几句是具体措施，还逐句作了解释。这样既具体又高度概括的总结，不懂通信的人是很难作出来的。他之所以能概括得这样好，是与他长期关心通信工作，特别是在敌占区领导地下电台分不开的。周副主席在小结的最后说：“我们说千方百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摆脱敌人。大家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很多办法，但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不能一劳永逸，要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要搞好通信保密工作，首先通信部门必须十分重视，领导也要重视。毛主席很关心这项工作，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把它搞好。”

    杨家沟会议一结束，西北野战军立即在野司驻地吕家沟召开旅以上单位通信科长会议，具体贯彻落实通信保密会议精神。会议由张文舟参谋长主持，王诤局长、王子纲副局长到会作指示，我也跟随他们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传达中央通信保密会议精神以后，大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由于参加会议的同志几乎都是搞报务出身的，所以在会上较具体地摆出了我军无线电通信保密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有：机上闲谈泄密，手法、声音不变易被敌抓住，呼波没有经常改换，拍发明码，不遵守通规通纪等几大类共100余条。彭总到会作了指示，他说，搞好通信保密，通信人员负有重要责任，指挥员也有一定的责任。有的措施必须指挥员下决心才能确定，例如在战斗打响前一律不许使用无线电，这一条必须由指挥员下决心。会议根据周副主席和彭总讲话精神，综合大家的意见，总结了经验教训，制定了通信组织原则及保密规定。

    会议结束后，我在1大队的全体报务人员中进行了传达，大家认真地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贯彻的具体措施。接着，军委三局又连续向全军发出了加强通信保密的指示和规定。

    东渡黄河

    1948年3月上旬，叶子龙、汪东兴召集有关同志开会，布置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叶子龙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东渡黄河的指示。毛主席说，中央准备东渡黄河，自从蒋介石指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在陕北转战已一年了。去年3月19日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可谓蒋介石最得意、最神气之时。蒋介石得意忘形，吹牛要在3个月或半年之间消灭中央首脑机关和西北野战军。经过一年的较量，全国各战区的斗争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我们在全国范围由被动变为主动了。你蒋介石赶我们过黄河，我们偏不过，在陕北拉着你的队伍转圈子，一年后的今天，我看过黄河的时机到了。中央在适当时机与中央工委、后委会合，有利于指挥全国的战争。会议确定，汪东兴带1部电台，作渡河准备。

    1948年3月10日，周副主席在杨家沟村召开支队全体干部会议，向大家讲了全国的形势。他说：“再过几天，我们撤离延安就一周年了。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同志们都学习了中央12月会议的文件，从1946年7月到现在，我军共歼灭蒋军200多万人。照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几天，就可能将国民党军全部消灭掉！西北战场也发生了根本转折，最近在宜川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歼敌5个旅，刘戡这个吹牛大王也被我军击毙。再过几天，延安就可以收复。党中央坚持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适应自卫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迎接不久就要到来的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党中央要搬到华北去，要和中央工委、中央后委会合。”顿时，会场热烈鼓掌，同志们都激动得跳了起来。接着，周副主席十分高兴地说：“我们这次行动不是撤退，也不叫转移，是搬家，而且是胜利搬家！我们要讲得明明白白，走得从从容容，男女老少一齐走！”这时，会场又响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1948年3月21日，党中央、毛主席及支队全体同志，告别了杨家沟热情欢送的人群，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向黄河渡口出发了。3月23日，党中央支队人员到达黄河渡口，在川口区的螅蜊峪渡口上船。停泊在河边的几艘木船，有两艘像是新制造的，比别的船要大些，中央首长就乘这两艘大船渡过黄河，到达山西碛口镇上岸。从此，党中央、毛主席就告别了居住10多年的陕北老革命根据地。毛主席上船时，向前来送行的人们说：“我马上就要过黄河了，来不及向陕北老乡们告别，请你们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谢谢他们一年多来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告诉陕北人民，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对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的一片深情厚谊。”

    毛主席东渡黄河到达山西，在临县休息了一两天。我们接到通知：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改乘汽车，支队的大部分人员与后委机关一起步行去河北省。1大队四部电台，派一部随中央首长乘汽车行动，其余人员与后委机关同行。因为只要一个台跟随党中央行动，还要求能与几个野战军直接联络，就从4个台中每台抽一个人组成一个新台，由胡佳任台长，周明远任报务主任，报务员有李东祥和张卓。我就带这部台跟随党中央行动，一路上联络顺畅，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出发前，三局副局长刘寅找我去谈话，一见面就交给我一包东西，嘱咐说：“你跟党中央、毛主席乘车行动，途中比较安全，三局的全部家底就交给你负责，把它带到河北平山去。”我接过这包东西，提了一下觉得挺重，就问：“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重！”刘副局长说：“是金子，怎么不重呢？”接着，他向我说明，这是多年来三局在延安搞生产积累起来的，全部家底就是这包金子。具体数字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提着很沉重。我当时想，这一包贵重的东西交给我，我就得整天背在身上，不能离开它，这个担子可真不轻啊！但是组织上信任我，我也只好辛苦啦，一定要安全背到目的地。到平山后，把金子交给刘副局长，我笑着说：“真没想到过五台山那样艰难，差一点把我累死了，我真怕丢了‘三局的全部家当’。”刘副局长听后也笑了，说：“这也算是你给三局立了一功。”

    3月26日，我带着电台随中央首长到达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兴县蔡家崖材，在这里住了七八天。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即著名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以后成为全党学习的重要文件。这时已是4月初，天气不太冷，每天晚上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在露天剧场观看军区剧团演唱山西梆子。我这个没看过山西梆子的人，也看得着了迷，越看越想看。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也是每场不缺席，每次看戏主席都向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打招呼，叫往前坐，所以我们离主席很近，内心感到无比的幸福。这个剧团的演唱水平确实不低，特别是《二度梅》、《打金枝》等剧目，演得非常精彩。晋绥军区通信处长荆振昌，向我介绍了晋绥军区的通信情况，还带我参观了直属队。

    4月4日，党中央、毛主席离开蔡家崖到达岢岚县城。4月6日，过雁门关到达代县，进入了晋察冀军区的区域。从蔡家崖到晋绥军区边界线，沿途警戒十分严密。中央首长经过的每一个村镇，几乎连一个人都看不见，公路两边的山坡上，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哨兵。这么远的路程，警戒这样严密，得多少部队？贺老总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真是关怀备至。毛主席在蔡家崖居住期间，贺老总每天早上都要亲自到毛主席驻地周围巡视，看看是否有人无意中干扰了毛主席的休息。因为中央首长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每天都是接近凌晨才入睡，上午是休息时间。

    4月7日，离开代县经繁峙到达东山底的伯强村。原计划由此翻过五台山到台怀镇，但因连降大雪，公路不通，中央首长在这里住了3天，等待当地政府动员人民群众抢修公路。公路修通后，车队刚上路，又降大雪了。中央首长乘坐的是美式吉普车，越野能力强，但因路太滑，天又渐渐黑下来，难以辨路，只好请晋察冀中央局来迎接的同志骑自行车引路，慢慢下山，于当晚到达台怀镇。其他工作人员乘坐大卡车，走走停停，到达山上天已黑了，这时公路已被雪埋没，汽车无法前进，大家只好下车步行，有的地方积雪一米深，得要拔出一条腿才能迈上一步，走几步就得休息一会儿。我身上还背着一包沉重的金子，累得实在受不了，随时可能倒下去。下车步行时，天逐渐晴了，这山有多高也不清楚，只见脚底下有星星闪烁。下车步行走了大半夜才到达鸿门岩。过了鸿门岩，就是阳坡，积雪少，又是下坡，早饭后到达五台庙。有的同志建议去参观一下，我说：“我一步也不能走了，你们去看吧”。在台怀休息了不长时间，我们又在极度疲惫中上路了。

    下长城岭到达龙泉关时，晋察冀军区派出十几辆吉普车来迎接。大家高高兴兴地上了车，很快就到达晋察冀行署和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这一天是4月13日。城南庄离西柏坡很近，可以通电话。我们电台在这里住了一星期，上级通知我们可以先去平山，于是我带电台先出发，于4月20日前后到达。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已先期到达西柏坡，毛主席仍在城南庄。4月底，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要去城南庄毛主席处开会，上级通知派1部电台随行，我就找段恒德谈了话，要他带报务员张卓、李东祥等执行这项任务。周副主席还找段恒德谈了话，要他注意搞好电台的工作。同去的还有联络苏联的那部电台，由齐复华与阿洛夫带去的。当时还不理解为什么要这部电台去，事后才知道这时毛主席正在考虑是否去苏联的问题，随时要与斯大林交换意见，用得着这部电台。这次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并决定了有关全国战略大反攻及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等重大问题。毛主席在城南庄住了一个月左右，于1948年5月下旬到达平山县（当时叫建屏县）的西柏坡。至此，党中央、中央工委、中央后委就全部会合在一起了。

    （转自《通信兵的故事》微信公众号）

    阜平县城南庄镇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

    本文摘自崔伦所著《通信兵往事回想》，长城出版社，2006年9月4日第一版。《通信兵的故事》编辑部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