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成过去的几十年与父亲王福堂生活的日子里，我们总是试图打开记忆的闸门，去收集那些值得留给后人珍贵的片断和瞬间，总能从中汲取巨大的教益和无穷的力量。

    在我们成长中，父亲的无私给我们的印象最深。由于革命经历和本人的为人，在他并肩战斗的战友和同事、部属中，不泛有为数众多中高级党政军领导干部而且权高位重，但他从不利用这些为自己办私事。在子女的工作安排上，不找关系，不打招呼，不写条子。家里六个孩子，大女儿部队退伍后在外地的电信部门当接线员；1968年文革中二女儿和三女儿到黑龙江插队落户数年，当兵后全靠自己努力，三女儿退伍后因病安排在市手表厂车间和仓库工作直至退休。唯一的儿子从军队退伍后本可以留在身边安排，却遵守当时安置政策，被分配到远离市区的余杭工厂当了工人，一干就是好几年，后来经自己刻苦读书才被有关部门录用。小女儿按照政策可以留城安排就业，统招统分配区医院工作直到退休。四女儿从工厂入伍分到野战医院工作。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之后，女儿所在的第十二医院奉命奔赴中越边境参战，父亲义无反顾地支持她，在临行前的短暂通话中谆谆告诫，“当兵就是要准备打仗，不要怕牺牲，你是军人，也是红军的后代，我等待你凯旋。”有这样清廉的父亲，一生为公的父亲，用这样的家风教育我们子女，我们一定会注意自己的言行，绝不会为我们的父亲抹黑。

    在进入和平年代之后，父亲仍然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奉公的革命本色，这种本色也深深的熏陶着全家，深深的影响着我们孩子们的成长。在记忆中，我们很难找到他为己谋利的事情，但奉公的事情却不胜枚举。从建国起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父亲一直担任军队军师职领导，配有专车和服务人员，但在家事上他异常的严格律己，从不让家人用公车办私事。在我们打小的记忆里，无论外地儿女回家探亲、搬家还是远途来访的亲属，一律不许公车接送，都要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交通问题。这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交通出行，较为单一的状况下着实也实属不易。当我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父亲也坚持勤俭办事，二家人一起吃个饭就算结婚了，从不张扬，也不从邀请亲朋好友。1958年至1960年间,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家里有几位家住安徽凤阳灾区的亲戚生活遇到困难，父亲慷慨解囊，几次拿出平时节俭的钱和粮票衣物寄往亲戚家,还一直资助他们的子女读书，继续已经辍学的学习。他生前不仅十分的节俭，也非常痛恨浪费。家里孩子吃馒头时把边上发硬的表皮撕掉被他看到就受到严肃的批评。家里包饺子从来只包一种馅子的，当有的提出想吃肉馅的，他就会时常讲自己在长征途中吃野菜树皮草根的故事，教育家人不忘本，珍惜今天的幸福，所以我们孩子对物质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