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逸民，1946年参军，新中国海军第一代鱼雷快艇艇长出生。先后参加六次海战，共击沉敌舰3艘，重创1艘（后报废）。他是人民海军中参加海战次数最多、击沉敌舰最多的海军英雄。他曾被树立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解放军标兵”。人民海军历史上曾有三位英模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单独接见，作为海战中曾“单艇独雷”击沉敌舰创造世界海战史奇迹的海战英雄他是其中之一（另二位是：在同温层击落敌机创造世界空战史记录的海空雄鹰团飞行员舒积成、八.六海战中脑浆被打出来仍坚持战斗的战斗英雄麦贤德）。五十年代末，八一电影制片厂曾以张逸民和他所在部队的英雄事迹为原型，拍摄了电影《海鹰》作为建国10周年献礼片。《海鹰》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崇拜的英雄，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本文摘自张逸民的回忆录，作为共和国的海军军人，作者从1953年起至1965年止六次参加海战，把国民党海军从长江口打回到了台湾海峡。他率领的鱼雷快艇部队在“崇武以东海战”中一举击沉了国民党炮舰“永昌”号，从此国共海军再无战事。作为六次海战的亲历者，作者最真实准确的还原了历次海战的珍贵实录，为新中国海战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文章中展现出来的我人民海军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及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今天仍感人至深，是不可多得爱国主义教材。

    一、新的变化，新的考验

    1956年8月份起，快艇1大队接受一项新任务，就是全大队的快艇主机实施更新。即到青岛的4803厂换主机，新装M—50主机。这项计划，预计在两年内完成。改装期间，因停航状态，因此快艇1大队已经停训或是半训状态。这种状态大体持续有一年半之久。到1957年底，始恢复正常状态。

    1958年初，快艇六支队决定：将快艇41大队的K—123型快艇与快艇1大队的δ-123型快艇相互各对调一半，即每大队保留6艘K型艇、6艘δ型艇重新组成合编大队，以加强1大队的实力。支队首长采取这一措施，无疑是对提高1大队战斗力是个最合理的重新组合。我认为，这是快6支队成立以来，是加强战斗力建设的有力举措。

    41大队风格很高，将大队1名雷达高手，调给1大队任大队雷达业务长。对此我心里格外高兴，除专门向于永年大队长和向朱鸿禧大队政委表示感谢外，我对支队也专门表示感谢。

    今天鱼雷艇1大队有了6条雷达鱼雷快艇，我心中有说不尽的高兴。跟随过来1名优秀的雷达业务长，我更是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为什么？你想啊，这如同打仗时身边多一名雷达专业参谋，也就多了一份战力。那是什么感觉，一句话，我的指挥艇上有一群优秀助手，打胜仗的把握更大了，更牢固了，心也更踏实了。

    从此后，只要是出海，不管是平时训练也好，战时打仗也罢，我身边是离不开这位雷达高手的。我非常赞成中国有条古训：“一条好汉三个帮，一座篱靶三个桩”的说法。尤其是今天，科学已发展到如此高度的发展，当指挥员的，不可能各个行业都是专家，身边需要有许多专家的帮助，因此，我认为海军的业务长制度非常好，非常有用。

    到1958年春夏之间的海上训练以后，快艇1大队的雷达观测技术就达到了全天候的水平了。我坚信自己的指挥艇，不论引导航行安全还是指挥大队鱼雷攻击，都可以用得心应手这个词汇来表达了。编队指挥员必须全面熟悉自己手中全部武器装备，仅仅一般熟悉不行，要能亲自玩出花样来，要有几手绝活。

    我这个人有个好习惯，就是经常要回头看看自己。看什么？就是看看长进了没有？而这个标尺，就是打胜仗。能打胜仗，就是长进了，否则，就是落后了。我从1951年调来海军后，至今七年了。七年间，当然变化很大，即大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势。但若细心想想，虽有进步，也绝非突飞猛进。就我个人进步而言，当然能说进步不小，但若海军一个大队能否打胜仗而言，仍有不小差距。尤其是两个大队的艇长刚合拢到一起，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一向认为，艇长和中队一级指挥员，要由大队长亲自调教非常重要。我认为，大队长、中队长和艇长之间的磨合好坏，就是一个大队的真实战斗力的体现。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8年春季身体大检查胸透时，查出我有肺结核病。医生虽说我的病灶点已钙化，没有传染性，但仍需进行治疗。这个消息，不仅使我吃惊不小，也打击不轻。我想，这病是否能给我的鱼雷艇事业带来影响？这事很快就传到支队长张朝忠那里。有一天张支队长对我亲切的说：“张逸民你别紧张，结核病是富贵病，但看对谁？你张逸民会被富贵病吓倒吗？你要像过去那样，挺起胸膛，天不怕地不怕。”我想，支队长的话很对，一个革命军人，怎能被病疼吓倒呢。既来了，我则应以坚强对待之。古训有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嘛，我今天忧患全占了，要更坚强才对。因出海太多，体力透支了，不仅身体很消瘦，人也有精疲力竭之感了。这时，支队内部学习与训练任务都很重，支队首长还是决定让我进杭州海军疗养院去疗养。

    我真不想去疗养，可支队两位首长都打电话给我，既是一种动员又是催促，我也只能接受组织的关心了。说真话，从支队成立以后，首长而且是支队两位一把手亲自打电话动员我去杭州疗养，这是不曾有过的关心。又派车送我去杭州，这在当时，算是大破格的优待了。

    1958年7月中旬，浙江全省没完没了下着大雨，到处全是沟满濠平，去杭州一路，全是水的世界。我一看这大雨，就想起我读小学时，常因雨大而不想上学。母亲看我不肯迈出第一步时，总是慈祥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儿子，上学去吧，龙得水，兴旺！”我是属蛇的，蛇是小龙嘛。我青年时，只要出行，肯定有雨相伴。

    之前，我曾有两次路经过杭州。全是因去浙南熟悉海区时路经杭州，因为时间都太紧迫，无暇去逛杭州，仅在岳坟处照过两张像。杭州虽说是人间天堂，可真能让我醉心的去处，也就是西湖和岳坟两处风景区而已。来杭州的游客有千千万万，同是身在杭州，观景因人而异，兴趣也因人而异。

    我一生爱水，尤其偏爱大海之水。大海之气势磅礴，充满着阳刚之美。尤其那狂涛拍岸，更能激起我心灵上的畅想和满足。可以说，若天天能听到涛声，那是我生活里最大的享受。而西子湖的水，则波平如镜，仪态万千。诚如诗人所云：“若把西湖变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子湖的这种阴柔之美，也能给人以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西湖不仅景美，而且还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尤其座落在湖畔一偶的岳飞墓，更是给西湖增添了无尽光彩。我常这么想，西湖之畔若是没有这座伟大英雄之墓，西湖将会逊色不少。正因为有岳墓散发出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气壮山河的阳刚之美与西湖的灵动柔美溶为一体，刚柔相济，才使得西湖锦上添花，更加秀外内刚，有多少青春的壮丽啊！

    说实话，我这次是迎着中东的大风大浪来到杭州疗养的，心中总觉得这次大风浪，可能正孕育着突发事件的到来，很有可能在东南沿海有战事。因此，我心中一直有一种不安的情绪。这种不安，似乎让我预感到战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降临我的头上。来杭州当我走进疗养院后，心中就有随时接受组织的召唤，并立即返回部队的精神准备。进疗养院的第三天，我就抓紧时间去了趟岳坟。既是一种拜谒，又是祈祷，而最重要的这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上的满足。

    说这是精神上的满足，这似乎听起来有些荒唐。但对于我，这又很正常。岳飞在中国人心中，是位伟大的爱国主义将领，与今天的爱国者有心灵上的相通。心灵相通，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我每次到岳墓参拜，那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更是一种心灵上的沟通。

    真正相通的条件，就是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我少年时代，就立下誓言，此生就要像岳飞那样，献身祖国、献身中华民族。此志一生不改，此愿一生不移。记得七岁时，我的叔爷牵着我手去参拜关帝庙时说的话，很有份量，影响了我一生。在关老爷像前，叔爷说：“这位就是关羽，汉末的大将。关羽一生都是打内战，他的大刀片，杀死无数中国人。关羽是打内战的英雄，不值得尊敬，再讲究忠义，也是垒窝子。你长大成人之后，别学关羽。”在岳飞像前，叔爷说：“这位就是岳飞，是宋末大将。岳飞一生，是跟老鞑子打仗，打过很多大胜仗。岳飞是中国的大英雄。你长成人后，就要学岳飞，岳飞就是你的楷模！”父亲也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教我唱《苏武牧羊》、《满江红》这两首歌曲。《满江红》伴随我长大成人。我爱《满江红》歌曲，更爱岳飞。我跟岳飞的沟通，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沟通。没有要求岳飞保佑，只求将岳飞的爱国情操发扬光大。我打“洞庭”号之前，曾利用去浙南熟悉海区时，路经杭州之机，拜谒了岳飞墓，而今天又一次去沟通，又会在今后要击一沉艘什么号军舰吗？

    我每次拜谒岳飞墓，形式非常简单，就是深深三鞠躬，然后再在岳墓前默然的祈祷和许愿。不过我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叔爷对关羽、岳飞的评价，确实影响了我的一生。尽管叔爷的认识，跟千千万万人一样，有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区别。但叔爷又是内战的排斥者，我虽然没有申明我是反对打内战的，但我的内心是没看重内战的。我对自己击沉过几条国民党的军舰，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英雄，原因就在于这还是打内战的圈子。但这是信仰不同，又是各司其主吧。打的是内战，仅是无光荣可言。

    拜谒了岳飞墓，我精神获得了满足，心情也平静下来了，一门心思，期待组织的召唤。

    二、心有准备，临战受命

    那时中东形势很紧张，且飞快波及整个亚洲。我每天关注着整个形势的发展。7月16日，中国政府宣布：承认伊拉克共和国。并且庄严申明：“六亿中国人民将同亚、非、拉各国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人民强烈谴责和抗议美国的侵略行为。”北京有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表示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要求美国侵略军立刻滚出黎巴嫩。我国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接见了各国驻华使节，宣布我国政府支持伊拉克共和国，反对美国侵略黎巴嫩。

    就在中东地区政治形风起云涌之际，老蒋当然不会自甘寂寞。蒋介石一生最不平常之处，就是极具政治投机家的嗅觉，同时又兼有嗜赌成瘾的习性，即便军国大事，到了蒋先生眼中，只不过是一场赌博而已。1946年以来的四年中，将手中的五百万军队赌光之后，是光着屁股逃到台湾的。如今手头又集聚了一批残兵败将，仍然不死心，还想再赌上一把。就在这中东阴云密布之时，蒋介石赌瘾又发，以为这是天赐良机。既可拖美国下水，又想混水摸鱼而坐收渔翁之利。于是，下令台、澎、金、马各路人马，蓄意挑起事端。金门守敌，则天天用冷炮袭击和平城市厦门。一个好端端的和平城市，被老蒋的冷炮搞得鸡犬不宁。“严惩蒋家军！”这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治口号，而是厦门人民发于内心的呼喊。厦门人民翘首以待，希望人民解放军 “严惩蒋家军！”。

    1958年7月22日凌晨2点，我在杭州海军疗养院住室的电话铃声响起，拿起听筒便听到话筒里传来的声音：“我是疗养院的值班副院长，我刚刚接到舰队司令部办公室的电话，让我转告你：舰队首长指示，张逸民同志要立即返回快6支队，有紧急备战任务。首长还指示，由我们疗养院派车子，送你到宁波招待所，再由快6派车子接你马上归队。疗养院的车子现已备便，半小时后即可出发。”军令如山，又急如星火。而革命军人对待军令是激情满怀，一分钟都不会耽误，从接到舰队速归令一刻钟后，我便与疗养院副院长握手告别，匆匆登上归途。

    回到牛轭港已是7月22日清晨时分，一进营门便听到从军营中发出的清脆的起床号声。支队的吉普车威利斯直接将我送到快艇上岸保养的停泊场。呵，部队正在挑灯夜战呢。锤子的敲打声加上停泊场上的灯光，停泊场上一片忙碌的备战景象。我首先见到的干部是指挥艇184艇艇长王发家同志。他告诉我：支队限定三天时间，让我们1大队准备好9艘艇，要在明天18时以前完成全部战备任务，并等候舰队的行动命令。

    我就在停泊场上，给支队长张朝忠打了个电话，报告我已归队，另方面想直接领受支队长指示。支队长的说话声调我就清楚，听到我已归队，他很高兴。并向我传达了1大队的备战任务。他说：“舰队首长限令1大队于本月23日午夜前，完成战备与一切与战备有关事宜。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刘建廷副支队长已奉命前往厦门开设陆上指挥所去了。要你赶紧返队。就是让你抓1大队的全面战备工作。现在我明确地告诉你，1大队的军事工作，由你全权负责。此点我已经向刘建廷副支队长作了明确交待。凡与战备有关的一切事宜，你可与支队作战指挥室多联系，王银河在那里负责。”支队长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回答：“请首长放心，我保证1大队能准时完成战斗准备。”首长又问了我的身体情况，我说：“我在杭州作了全面检查，医生会诊后说，我的健康状况良好。结核病已基本钙化，现无大碍。要求按时服药就行了。”首长又嘱言：“张逸民，要记住，要学会忙里偷闲，注意适当休息。”说心里话，首长的关心与爱护，让我深知这知遇之恩的价值。

    我回到大队部后，上午大队党委就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会上，刘春志政委一再的强调，或者说是重申支队长关于1大队军事工作全权由我负责一事。刘政委强调，1大队的全盘战备工作，由政委和我共同领导，之所以大会小会一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副大队长那里有阻力嘛。阻力这东西，在任何一个群体里确实存在并难以避免，只是程度各不相同，表现形式因人而异罢了。关键是自己要争气，遇事总得顾全大局，不计较就是了。

    就在归队的当天下午，支队部的公务员给我送来一张条子，打开一看，始知是副支队长兼大队长刘建廷出发前留下的，上面写着几句话：“我不在大队期间，大队的军事工作，全部由你负责。千万要认真担起担子，不能谦让。有三条艇要更换主机，一定得抓紧；今后不论是海上航渡，还是陆上运输，你要绝对保证不能发生任何意外，安全工作你要亲自抓，亲自过问。”刘副支队长这张便条的用心，我能完全理解，看后，心里觉得热乎乎的。其实，我完全明白，支队长和副支队长都对一件事放心不下，就是我和副大队长尹大法的关系。支队长知道我从不去参加争权夺权的事。而尹大法则认为：副支队长不在，1大队这副担子应该由副大队长来担，他认为自己是1939年的老八路，现在将他撇在一边，而让大队参谋长全权负责，这太不公平。

    此刻，既然支队首长授权于我，我不会拿战备工作去谦让。我知道，不管是全权负责也好，不管是信任也罢，我的职务还是个参谋长，我抓1大队的全部战备工作，没有拐棍是寸步难行的，要依靠政委，要多去商议，即便如此，有些事还是会干不成。这就是艰难之处。但我不会挑起事端，如果在今后的路上有人挑事，那就随他去吧，有些时候，有的事，想避免也很难很难。

    三、战将陶勇送我下福建

    我这个人，一生都是铁骨铮铮，从不向任何人低头弯腰。但是，值得尊敬的人，我张逸民甘愿去奉若神明，不敢有丝毫失敬。在东海舰队，就有三位老红军最让我折服与尊敬。这三位老红军是：陶勇海军中将；周仁杰海军中将和彭德清海军少将。作为老前辈，他们不只是我的好榜样，而且他们又是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将我的领导才华引向更高的层次。更可以说，我在东海的全部成就，都是他们直接教育、直接指挥的结果。说句心里的真诚感言，他们就是我的光辉楷模。

    1958年7月25日，支队传达了东海舰队的命令：“快艇1大队，立即卸雷，并保持9艘艇一级在航状态。要求9艘艇于7月26日航行到上海港吴淞码头待命。然后由火车秘密装载车运到厦门。执行作战任务。”

    大队当即决定：1、2、3中队各3艘艇，执行南下作战任务。4中队留守牛轭港。为加强3中队的作战实力，决定将4中队的指挥艇178艇临时编入2中队序列，并将3中队的110艇留下归3中队建制。这次参战9艘艇由6艘凯型、3艘勃型艇组成。具体编成如下：

    1中队：184艇、175艇、103艇；
    2中队：180艇、178艇、105艇；
    3中队：177艇、176艇、107艇。

    这次参加战备的大队、中队主要领导干部有：大队政治委员刘春志、副大队长尹大法、副政委王济亭、副支队长兼大队长刘建廷、大队参谋长张逸民；
    1中队长武小斯、指导员周方顺；
    2中队长程全茂；
    3中队长龚文友、指导员孙元兴；

    1958年7月26日下午1点正。快艇1大队自牛轭港启航，下午4时准时到达上海市吴淞港码头，停泊待命。27号开始卸载工作，弹药、燃油、发射管前段全部卸下，并开始车运的前期各项准备工作。

    27号上午8时，舰队司令部派来车子接我去舰队司令部开会，会议议题是研究车运有关事宜。赴舰队开会的路上，我独自想，会是谁主持这次车运会呢？我猜想，顶多有位舰队副参谋长足够了，而且会议也不会太长，最多1小时够了。其实这是我一种凭空猜想，或者说，这是我作战参谋出身的经验，但都与最后的实际相距甚远。

    开会地点在舰队司令部大楼四楼会议室。一走进会议室我被参会人员吓了一跳：陶司令居然是这次会的主角。我是根据什么判断陶司令是主角的？一没副司令、没副参谋长参加；二只看到列席会的有舰队作战处长王英杰。陶司令正和几位地方领导交谈中，看见我到了，似乎能让他引以为荣吧。我报告后，陶司令说：“张逸民过来”。我走进陶司令身边，陶司令向到会的领导介绍说：“这是张逸民同志，是华东军区海军快艇第1大队的参谋长。他就是1955年1月单艇独雷击沉“洞庭”号的艇长张逸民。现在就是他带领9艘快艇进驻福建。”陶司令介绍之后，大家鼓掌，我立正向大家敬礼。我入座后，陶司令又将到会的主要领导一一作了介绍。因时间过去有五十多年了，有的忘记姓名，也有的忘记职务，这方面已经有些残缺不全了。介绍的第一位是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第二位是上海铁路局的党委副书记；第三位是上海铁路局副局长兼上海站站长；还有上海铁路局负责安保的一位处长。陶司令介绍的时间，我还想，我们是车运公安来人干什么？当时并不理解。

    说真话，这个会跟我想的两岔了。我只是一心想的车运，如怎样装载的事，可陶司令想的则更高一个层次：保密更为重要。

    说真话，陶勇这个名字，在华东那可是声名显赫的！说在华东有名气，连毛主席在南京见到陶勇时都说：“久仰大名！”由此可以想象这名气有多高了。今天他亲自主持这个车运协调大会，不仅给会议增色不少，且他说话的分量也大有不同。由此，我又联想到我们1大队这次车运南下，也一定是惊动了总参。我联想，上海如此重视，不只是陶勇的个人影响，总参的重视，才会有今天这种大规模的全力以赴的局面。从而我的认识，一下子上了战略高度来看这次战备了。

    我默默的思考，今天的会议尚未开始，我已经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1大队这次的战备使命，极不寻常，我必须全力以赴，决不能有辱使命，准备以死相博，必须全力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