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外公嘛，连同堂外公一起算的话，共有七位，一大家子人。所以，逢年过节，大行喜事，集在一起，闹热得很，有说不完的话，喝不完的酒。我儿时最想去的地方，也就是外公家，一连住上数日也不觉厌倦，要不是母亲喊我回家，我都还不想回家的。不过，现在外公家去得少了，一来是老外婆、外公、外婆他们都相继过世了。再之，我已成家，我也有我的家庭，我也有我的事情，只是舅父舅母大生的日子，春节拜年之时去一下而已，其他时间基本上是没得空去的。

    外公在其家族兄弟中排行第二，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出生于湖南省武冈市邓元泰镇浪石村小山段家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姓段名泽柳，育有三儿两女。我母亲是老大，因此，我也是段家的嫡系后代。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外公家的村里邻居，大凡与其同辈同龄之人一般都喜欢叫他"干部"。为什么这么称呼呢？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一来他是干部身份吧，二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很和睦爱开玩笑的缘故吧，三来说明外公大度随和，不拒小礼小节，好交往吧。

    听老外婆讲，在外公两岁时，老外公就因病去世了，为了生活，老外婆的哥哥弟弟劝过她好多次，要她改嫁别处，老外婆说，她宁愿去死，也决不改嫁。因为，老外婆读过三字经，懂得三从四德，因此，就是这种信义支撑着老外婆宁死不嫁，忠于夫君，贞守妇德，操持家业，一直到八十三岁时才安祥而去。

    当我每每想到老外婆时，我都暗然伤神，因为她太善良了，太慈祥了，太坚强了，也太不容易了。

    老外公离开老外婆后，他们娘俩则相依为命，是老外婆一把屎一把尿含辛茹苦地将外公拖扯大，很不容易啊，他们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欺。为接济家用，外公很小就给地主老财放牛砍柴，还经常受地主老财的责打，脑壳上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老外婆见了只是暗暗流泪，不敢与地主老财抗争。她知道，争了也没用，只会增加更多的痛苦。所以，索性就不争了，有苦水时，把它坚强地咽在肚里。

    听老外婆讲，外公小时候给地主老财放完牛砍完柴后，就在学校教室外边听老师讲课，偷偷学习，没纸就拿棍子在地上在沙子上写字。老师怕他影响其他同学的注意力还专程找到老外婆说事。说是要老外婆管教好孩子，老外婆听后只知道流泪，因为她没钱供外公上学啊。后来，此事被她娘家的哥弟知道了，她哥弟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姊妹被人欺负，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外甥十多岁了还没上学，过意不去了，于是他们就凑了些钱两给老外婆，叫老外婆正而八经地送外公去上学。自此之后，外公就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并且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高小学习。

    高小毕业的外公已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男子汉了，学习成绩好，字也写得漂亮，而且思想又上进，他看不惯地主老财剥削穷人，他看不惯地主老财耀武扬威。此时，正值中共武冈县委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因此，外公积极加入了农协，成为农协会员，通过几年的锻炼，一九四六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零年当选为木瓜乡乡长和农协主席。他更以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大胆工作，严惩恶霸地主，将木瓜乡农运工作和土地改革工作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零年，党中央号召广大干部随军队组成南下工作团，到南方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和剿匪工作。

    听外公讲，当时在邵阳行政专署所辖县域中每县选择一名农协骨干领导随南下军队进行土地改革和清剿土匪。因他工作积极，思想进步就被选上了，时年二十一岁。他先是去了湖南的湘西，后转战去了广西。当时一起去的，分在一起工作的还有城步县金沙村的陈本真。他们是老乡，也是好同事，关系很好，外公晚年时还经常与我们后辈提起这位老革命。

    由于南下，自此外公也就成了一名光荣的南下土改干部，被分配在广西百色地区工作。

    听外公讲，他刚到广西时，对那边的气候有点不适应，生活也不习惯，好在他年轻容易接受，没到半年时间就基本上适应了。至于工作嘛，他说，他最先是分在百色地区搞剿匪工作。剿匪难度大，一是土匪多，二是土匪狡猾，三是土匪凶残，一不小心就会死于土匪手中。他们为了提高剿匪效率，背着行囊餐具在百色地区的山头上风餐露宿，不分昼夜，风里来雨里去，一直坚持了三年时间，才将余匪清剿干净，还老百姓一片净土，老百姓才得以安宁生活。

    听母亲讲，在外公剿匪期间，大概是在一九五三年的一个夏日，说老外婆突然接到武冈县城某单位的一个消息，说是外公在广西百色剿匪时牺牲了，叫老外婆速去广西百色一趟。当时老外婆听到此消息后，眼晴都哭肿了，她好不容易带大的崽就这样牺牲了，简直是天都要塌下来了。后来，等老外婆赶到广西百色地委时，地委领导又说外公没有牺牲，原因是当时外公他们那个剿匪小分队为了追一凶匪，在山上与土匪打游击，好几天时间与组织联络不上，组织误以为他们那个小分队的人全部牺牲了，才有此虚惊一场的。

    剿匪结束后，外公被组织上安排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校脱产学习一年，学习结业后被任命为共青团田东县委书记，也就是广西田东县团委书记。自此之后，外公因三年的剿匪工作，常年风餐露宿于山林之中，不知不觉也就患上了严重的内风湿病，痛得腰伸不直了，腿上的青筋也缩着一圈一圈的，一到天晴久了落雨之时，落雨久了天晴之时，转季节换节气之时就疼痛难受。在病痛折磨下，原本年轻英俊的外公，变得佝偻难看了，治疗效果也不见好转。组织上看到外公在与病瘣斗争的同时又还要强行坚持着上班，实在不忍心，为照顾外公，只好做他的思想工作，要其改行。因此，一九五五年在组织的关怀下，外公调到了田东一中，当副校长，搞校行政工作。从那以后，外公就与教育结下了深刻的情缘，一直到退休。也就在同年的八月，姨妈也降生到了人间，外公为纪念他在广西工作的情结，于是特意将姨妈的名字取名为段桂红。希望全家能在广西这片土地上生活红红火火，日子越过越好。后来，我懂事了，在平常的聊天中，我总能听到外婆埋怨着外公说，在生你姨妈时，整个坐月期间只吃过你外公买的一斤牛肉就算管事了，之类的话语。说实在的，在当时来说，也确实是穷，不光外公穷，整过国家都穷，也怪不得外公，大家都是一样的。但不管生活怎么艰苦，外公外婆总是积极生活，乐观生活，总是笑对人生，从不悲观。

    外公在田东一中工作期间，身体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好转。他为了事业从没有休假回过老家，一心扑在工作上。组织上为照顾外公的生活，解决与亲人长期分居的状况，于是在组织的安排下，把外公一家人的户口迁移到了广西田东县，时年我母亲才刚满七岁，也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十二月份。

    在组织的安排下生活圆满了，也过了几年平稳安宁的生活，一九六零年的五月大舅也出生了。可却在这时，恰逢国家过苦日子，全家生活艰苦，没吃没喝的。

    听母亲说，没有油吃，就吃牛油，没有饭吃，就吃芭蕉叶，苦不堪言。老外婆为省着东西给小孩吃，自己却饿得生病了，浮肿了。

    老外婆身体不好，眼疾视力差，思乡情深，舍不得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总是想着回老家。外公是个大孝子，他看不了他老母亲因思乡而泪流洗面之情景，于是在组织的照顾下，外公一家于一九六三年的夏天又举家迁回了湖南武冈老家。外公则被组织安排在武冈二中工作，先是当了教导主任，后当副校长。老外婆，外婆则带着小孩回到了武冈邓元泰镇小山段家的老祖屋居住。自此之后，从城镇户口又变成了农村户口，从事着她们热爱的农民生活。

    外公工作競競业业，两袖清风，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工作总是起早摸黑，任劳任怨，从无怨言。由于外公性格的耿直，在工作中也得罪了不少的小人。

    听外公讲，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后，由于小人陷害，于一九六七年盛夏之时被县里的湘武工联造反派抓了，说是他住处养了几只鸡，就纠住不放，并扣了他一顶走资派的帽子，把他关在不见阳光的仓库里长达一个月之久，并且还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查。

    后来是有同事帮他作证，证明这鸡是为他老婆坐月子买的，这事才得以澄清。

    不过，人是放出来了，但他却因此事被撒职了，并且还调出了武冈二中，到武冈龙田中学任教去了。

    外公是位出了名的实干家，专教政治，课讲得好，很多同事帮他讲话。因此，在武冈龙田中学干了一年后，于一九六八年又被调回武冈二中，重任校革委会副主任(今称副校长)。外公也无怨无悔，一边从事校行政工作，一边执教政治。

    听外公讲，在一九七三年春，武冈师范招生办公室需要调一名老师去工作，武冈师范的领导看他为人老实，做事扎实，从不为私，而且又是很要好的朋友。因此，在其帮助下就调到了武冈师范，搞招生工作。

    此年正值姨妈高中毕业考大学，外婆要外公多关心一下姨妈的学习情况，可外公却因招生工作的繁忙忽视了对姨妈的关怀，致使姨妈高考名落孙山，当了农民。

    母亲现在都还为此事总是与我说起外公是一个两袖清风，不徇私情的直筒子。在当时来说，只要是稍微有点私心，或者是多一点关怀。我想，姨妈不也就能考上大学参加工作了吗？也不至于自缢身亡的了。可外公却偏偏没那么做，因为他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他知道不徇私情一心为公是他的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