溱潼镇处于江苏省泰州市里下河水网中，泰东河、姜兴河在这里交汇，旧时有十八个垛儿分布四周，犹如“岛中岛”，民国时是东台县的主要镇。是姜堰、东台、兴化三市交界地，是海安县的近邻，是四县市水上交通的咽喉，又是里下河的粮仓。民国时期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长期占领这个古镇，建碉堡筑土圩，作为向四县“扫荡”、抢劫粮食的据点，直至1948年溱潼镇解放。

    溱潼镇虽不是军事重镇，但历史上就为兵家必争之地。民国时溱潼镇属东台县第七区，1945年10月到1949年5月，中共苏中区党委还在这儿成立过溱潼县。从1928年开始，到溱潼镇解放的各个时期这里都有地下党在活动。

    一、夏凤山组建中共溱潼特支

    1928年初，夏凤山受高邮党组织委派，化名夏春江，来到时属东台县的溱潼镇，以教学为掩护，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夏凤山在溱潼小学做教师，他利用课堂为阵地，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教育学生认真读书、锻炼身体，将来报效祖国。教学之余，经常到溱潼镇的湖西庄，他和烧砖窑的工人拉家常。又到镇上与瓦匠、木工、商店的学徒聊天，教他们识字，主动接近工人、农民、渔民、教员、店员，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先后在窑洞里秘密发展了60名党员，壮大了当地的党组织。同年11月，他经过充分筹备，秘密建立起中共溱潼特别支部。由于他工作成绩显著，还受到了中共扬州特委的表扬。

    参加特支的党员经常在湖西庄的土窑洞或土地庙里与夏凤山联系。到了节日期间，特支就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并排演文明话剧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夜间又派人散发油印传单、小册子、张贴革命标语。他们将传单、小册子塞进商店及殷实富户家的门缝和窑洞门口，还在湖西庄、储家垛一带和一些通道桥口贴上“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鼓励商家的店员、学徒工联合起来，一同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组织湖西庄的窑业工人与窑主斗争，要求加薪。

    特支的活动在溱潼镇的影响越来越大，夏凤山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东台县党部的注意，他们暗中派密探到溱潼镇四处侦查。夏凤山得知消息后，不等寒假就借故返回了高邮。次年春天，溱潼小学开学后，夏凤山安排他的侄子地下党员夏伯衡到溱潼小学执教，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夏凤山在复杂的斗争环境里不畏艰难，先后辗转界首、临泽、上海等地。民国19年农历正月，因筹集党的活动经费暴露了身份。后转移到上海，并担任中共上海东区委宣传部长。民国20年11月牺牲于江苏第二监狱（即上海漕河泾监狱）年仅24岁。

    二、刘凌虹在湖北村宣传革命思想

    30年代，溱潼镇的湖北口村属东台县第七区的湖楼乡。该乡大地主田某在村里办了一所有六个年级的顺德小学。由于田某是村里的封建族长，学校的封建气习很浓，学生除学习国语、算术、常识三门课以外，不准自由活动，动辄打、骂、体罚。

    1935秋，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介绍25岁的青年教师刘凌虹来校任教。从此，学校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刘凌虹不顾田某的反对，增设了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以讲故事形式向学生讲解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军阀的残暴行径，教唱《大路歌》、《农夫歌》、《镰刀舞歌》、《锄头舞歌》等歌曲。下课后，他还让学生进茶馆向群众宣传演讲，校园里生机勃勃，活跃异常。这一切引起田某的强烈不满。一天，田某手携文明棍来到学校，见到学生蹦蹦跳跳，张口就骂，举棍就打。刘凌虹一把夺过他的文明棍，愤愤地说：“这是我的学生，不许你乱打人。”为此，田某怀恨在心，就设法紧缩办学经费，辞退爱国教师，排挤刘凌虹。由于学生和家长的拥护，刘凌虹坚持不走。过了一段时间，家长们又一致推举刘凌虹当校长，并把校名改成“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代办湖北口小学”。在大伙的帮助下，学校添置了课桌，新办了图书室、小商店，增设了体育活动场地。刘凌虹还利用这些设施，办起民众夜校，免费教乡亲们识字，宣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夜校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声此起彼伏。学员们张贴标语，踊跃捐献铜铁，支援前线。就在学校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的时候，田某向东台县政府密报，说刘凌虹是地下党员、赤匪，引起国民党东台县党部的追查。后来，国民党东台县政府却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剥夺了刘凌虹抗日救亡的权利。刘凌虹最终只得离开了湖北口。

    三、贾珍开店巧妙与敌伪军周旋

    上世纪40年代中期，驻扎在溱潼镇的部队较为复杂。曾有汪伪第一集团军特务团和二十五师、日军南浦师团的一个连队、李明扬部苏鲁皖边区游击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江苏省保安第三旅一部、伪独立第二0旅、苏北游击纵队（原税警团）、国民党100军（整编第八十三师五十六团）等部分军队盘踞在溱潼镇。在这种形势下，贾珍受党组织委派到溱潼镇。她经人介绍到镇上的唐家麻店，愿意在店里参与投股经营，取得了该店老板的信任，她就住在唐家。当时，在溱潼镇绿树院旁有一养正小学，小学内有一位教师叫陈更生，又名陈耕柏，他与女店员贾珍假装谈恋爱。白天贾珍除了在店里当店员之外，四处走动搜集驻军的情报，常去南寺附近的长江公园与陈更生约会，还与伪军徐容部下一名郭参谋长经常接头联系。

    日伪军与国民党军队驻溱潼期间，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对溱潼人民实行血腥统治， 1943年12月，伪军徐容部调到溱潼镇，挂起“和平建国旗”，在溱潼镇的陆陈公所内（原溱北小学）设立“督察处”，日伪一同上街巡逻。特务团团长熊伟夫加强在溱潼镇的特务活动。他在原邮局旧址也设立了“督察处”，日军设“宪兵队”。后来徐容的“督察处”与日军的“宪兵队”合为一体，沆瀣一气。他们以陆陈公所为活动总部，千方百计搜集联抗、国民党韩德勤部队、长江地下挺进军、税警团、野三旅等部队的军事情报。日伪特工遍布全镇，凡被抓获人员一进“督察处”，都是九死一生。

    贾珍在溱潼镇的活动情况早已被“督察处”的特工人员盯上，一出店门，就有特务在后面秘密跟踪。贾珍发觉后，决定在九月十六庙会期间趁乱走掉，不想敌人竟提前逮捕了她。关进“督察处”后，敌人对她严刑拷打，贾珍坚贞不屈，一口咬定是唐家的员工。由于敌人没有抓到她的证据，暂时把她关押在“督察处”。在“双十”节前她被徐容部下一深明大义的连长释放，陈更生获悉后，也离开养正小学，到紫石县（海安县）工作去了。

    四、胡慕梅行医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

    胡慕梅，1918年生于姜堰东板桥北侧喜庆巷8号，，其父胡锦文，祖籍徽州。胡慕梅在12岁时因家庭困难去兴化边城五舅父谢绪仙处学医， 1939年到姜堰北郊野沟头开业，期间接受进步思想，1940年5月在野沟头秘密加入党组织。1942年初到溱潼镇的周陈庄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3月后因单线联系中断脱党。1987年4月，经扬州市委批准恢复党籍，1997年享受离休干部处级待遇，2001年底去世。

    1937年4月，胡慕梅从兴化边城学医结束，来到人地生疏的姜堰西郊野沟头行医，期间结识了这里的民运工作队队长丁翔雯、副队长戴盟和单筱逸等共产党人，开始为党工作。当时陶勇部队在嘶马大桥战斗时留下了四名伤兵，被隐蔽在野沟头西侧，胡慕梅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救治，其中三名很快治愈归队，但其中一人是南汇人，脚趾头严重冻伤，胡慕梅接回家中，一边治疗，一边让其以裁缝专长做衣裳，一年后这位伤兵才得以痊愈。临行时还特地亲自缝了一件夹袍子送给胡慕梅做为纪念。

    党组织经过多方考察，认为胡慕梅同志救治新四军病号表现突出，1940年5月秘密吸收胡慕梅为中共党员，宣誓仪式就是在胡慕梅诊所药橱西边的房间里进行的，主持仪式的人就是入党介绍人丁翔雯，还有戴盟、王向明等人。当时环境紧张，条件艰苦，没有红旗，就以门上的“开花旗”代替，没有党徽，丁翔雯就在自己的手掌心画了个镰刀铁锤代表。紧接着，因为胡慕梅在组织群众批斗野沟头伪保长取得胜利，得到了群众的广泛好评。但由于溱潼地区处于敌伪统治，当时这里党的组织活动一度处于空白，党组织就把胡慕梅委派到那里开辟新区，发展组织。为便于工作胡慕梅就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并让野沟头的龚德勇等人在周陈庄租房。到周陈庄以后胡慕梅多次为党组织传递情报，并在这里发展了叶甸春草的沈秉乾、沈爱国以及野沟头的俞桂馨三名同志为秘密党员，后来因为周陈庄情况复杂，白色恐怖特别严重，有好几位同志条件已经成熟但都未能继续发展，例如周靠和、周龙根等同志。

    由于环境紧张，敌人封锁了南北交通，胡慕梅的组织关系一度属“西片”，与边城、叶甸、俞垛等地是一个“片”。1944年秋天，有一次沈秉乾将胡慕梅带到十三官庄，党组织溱西办事处主任王向明交待任务要求胡慕梅和沈秉乾二人去湖北口了解敌情。当时的形势是：陈泰运的税警团与日本人勾结，恩将仇报，奔袭我抗日部队；九月份叶飞、陶勇率部对其讨伐，将其打得落花流水；后来在日本人的救援下陈泰运带领不到1000人的残兵败将从东南方向的青墩、梁王寺（现海安县东部曲塘镇之北张郭庄附近）逃跑至溱潼镇湖北口村，与溱潼伪军徐荣部会合。湖北口村四周都是河湖环绕，胡慕梅和沈秉乾晚上到了湖北口的外围，天已黑了，无船上庄。他们找不到船，胡慕梅又不会游泳，还是沈秉乾游水到庄上弄了一条小船过来，才和胡慕梅一起进庄的。他们圆满的搞到了情报，又连夜送给王向明。沈秉乾同志解放后在扬州郊区担任领导工作，住扬州院大街121号。

    1943年，敌人进行残酷的大扫荡时，戴盟遭敌人追杀，地下党员刘士英连夜用一条小船把戴盟从杨家院送到周陈庄胡慕梅家中潜伏，对外公开戴盟是胡慕梅的徒弟。第二天，伪保长顾广明也将税警团指导员骆骥安排住在胡慕梅家。经征求戴盟同意后，骆骥与戴盟同住在一个房间，同睡在一张床上。戴盟知道骆骥的政治身份，而骆骥根本不知道戴盟是共产党，更不知道戴盟是共产党的大干部。戴盟在周陈庄胡慕梅家中住了七天，后来安全离开周陈。解放以后，胡慕梅从来没有向别人炫耀过自己。他说只是为党做了一些事，但都是小事，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事。好几次他在子女面前说过曾救过戴盟。而且说当时共产党知道那个是国民党，但这个国民党却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睡觉，还一起包饺子呢。后来有人问过胡慕梅，戴盟离开周陈到哪去了？胡慕梅告诉人家，地下工作有规定，从来不准打听联系人去向。

    1946年左右，周陈庄有一个在泰州读书的姓刘的地主儿子，不知怎么嗅觉到什么情况，就向国民党泰州总部告密，说周陈庄有一姓“梅”的人，是从上河打入下河的“新四军的坐探”，国民党泰州的长官马上指令下属，带两支手枪去周陈，干掉胡慕梅。好在当时周陈乡属东台县，他们也不能随便从泰县到东台县杀人。当东台县和周陈乡伪乡长顾长生联系时，顾长生当即否定，并以自己的脑袋担保说胡慕梅是好人，才让胡慕梅幸免于难。这以后胡慕梅多次谈起此事，但因为各种原因，也一直没有能追究那个姓刘的“告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