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古大存也被认定搞“地方主义”，正处于被揭发批判之中。然而，即便身处逆境，古大存仍又一次挺身而出，为莫雄据理力争。古大存说：“莫雄是我党的老朋友，过去为党作过许多贡献。他这次鸣放是响应我党的号召，真诚来帮助党整风的。他是个直性子，说话没有分寸，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错了，做错了，我们可以批评、教育他，让他认识过来，绝不能抓到人家一点差错，就置于死地。”省委统战部终于接受了古大存的意见，同意不将莫雄划为右派。

    古大存严格地按党的政策办事，尤其是统战政策，他执行得很严格。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李章达（当时广州市是中央直辖市，属省级)，应当说是在广东地位最高的爱国民主人士了，但在土改中，东莞县厚街派了几位农民到省人民政府找李章达，要拉李章达回乡，退租退押。李章达身体不好，没有到机关来办公。古大存听到后，自己跑到会客室去见农民。在问明对方来意之后，和蔼地说：“你们可知道李副主席的历史吗？”他继续说：“李副主席是个革命者，从青年时代便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反对清王朝的统治，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救过我们许多革命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来人说：“他家是地主，收田租，剥削过农民。”古大存说：“那是历史造成的。”“李章达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出来革命了，他没有直接参加过剥削，他拥护我们党的土改政策，你们要退租，我相信他是会同意的，为什么要拉他回去呢？”

    古大存说：“李章达副主席一直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他在香港秉承周恩来总理的意见联络了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成立了民主同盟，同我党结成了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他在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这一伟大事业中是功不可没的。像这样的爱国人士我们难道不应该保护吗?”古大存这一番话使得东莞来的农民口服心服，连忙说：“我们不了解情况，做错了，我们这就走。”事情就这样圆满地解决了。李章达于1953年2月9日去世，广东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亲自致悼词，称李章达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以表彰李章达在中国革命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战争中的卓越功勋。这在当时是非常尊敬的称呼和非常高的评价。

    叶剑英离开广东到中央工作后，就比较清闲了。古大存每次上京开会，都要去看望叶剑英，有一次去看望叶剑英，叶孤独一人，在家吹箫，还说“笙箫管笛，乃养身之道”。在会议休息日，古大存还陪叶剑英聊天，有时还共同去游十三陵等。

    对广东土改做法的分歧，成为广东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始时，叶剑英找古大存谈了，因为古大存在东北搞过土改，有经验，叶剑英有意让古大存出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古大存也欣然应命。但后来方方表示他要亲自抓土改，遂由方方任土改委员会主任。古大存完全服从叶剑英的安排，并表示他不当主任，也同样可以搞土改试点，以便取得些经验供面上参考。后来他组织了省府机关两批干部，每批600人，分别到台山、英德搞土改，竭诚支持叶剑英、方方对广东土改的政策和做法。后来，广东的土改，被指责为“和平土改”。方方受降职处分，李坚真作为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兼三县试点的土改工作团团长，被“下放锻炼”。对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对广东土改的批评，叶剑英主动承担了责任，并违心地作了检讨。由于受此事的打击和工作过度劳累，叶剑英患病离穗去北京治疗休养。到了1957年“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时，古大存因竭诚支持叶剑英、方方的“和平土改”，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友谊长留青史间

    古大存受到处分之后，无人可以诉说心曲，与叶剑英南北遥隔，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偶尔能相见，叶剑英成了古大存唯一可以倾吐冤屈的老友。对此，叶剑英心中明白，但当时确实也无能为力。古大存、冯白驹被定为“反党联盟”后，叶剑英仍以特别的方式关心、帮助古大存、冯白驹。在1961年和1962年间，先后把古大存的两个儿子和冯白驹的长女，介绍到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读书。后来，叶剑英的次子叶选宁、长子叶选平，都先后到古大存家，看望古的夫人曾史文，表示慰问。

    叶剑英去世后，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悼词，根据广东土改的实际情况和叶帅生前的意见，专门对广东土改等问题作了澄清，肯定了当时叶剑英、方方对土改的主张和做法是正确的。后来，古大存的冤案也得以彻底平反了。

    如今，古大存和叶剑英已先后逝世。然而，两人的精神风貌、两人的深厚友谊，将长留人间。

    （本文原载《南方日报》，略有删节，作者杨立系广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