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4日人民日报以《矢志革命，奋斗一生》为题刊文纪念项英同志诞辰120周年。高度评价其：“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人民会永远缅怀”。特别是当文章提到其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保存革命力量和日后建立南方各省抗日战争战略支点作出重大贡献”时，让我想起近期从中央苏区藏品研究中发现的项英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使用过的编号为：127486干谷壹佰斤“红军临时借谷证”。项英在凭证中的借谷机关一栏中加盖了当时由他持有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大圆印。因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苏维埃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邓子恢未能按时履职中央财政人民委员，即中央财政部长。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在中央财政部内先成立中央财政委员会，以项英、毛泽民、范树德等为委员，暂以项英为主席，开展工作。1931年12月27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又决定将中央财政委员会扩大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适应苏区发展经济的需要，仍以项英为主席。虽然后来此机构未能保留多久，但大印仍保存在项英手中（论证过程详见拙作《红军临时借谷证与相关史实考究笔记》---《中红网》2018-5-11和微信公众号《红藏视界》2018-5-10）。

项英加盖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大印在瑞金河西使用过的红军临时借谷证

    睹物思人。眼见这枚项英当年向当地群众仓库出具的“红军临时借谷证”，仿佛又回到80年多前烽火连天的艰难岁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项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派遣，于1930年12月到达中央苏区，与毛泽东、朱德等会合。他先后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局(即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正如纪念文中所说“项英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的许多贡献中，最为突出的要算领导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这也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一段革命经历。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项英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领留下的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及红军独立团等红军部队1.6余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同时还需要照顾2.5余名红军伤病员。当时中央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任务是：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并划定瑞金、宁都、会昌、于都之间的三角地区是项英率领部队必须最后死守的阵地。因此，留守人员初期为掩护主力部队安全突围，仍然象往常一样开会、发文件，扩红、征粮，与国民党军队“不能彻底转为纯粹的游击战争，还保留大兵团作战的方式”（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直到1935年2月5日和2月13日项英收到中共中央来电要求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的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并立即改变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的指示后，他才组织余部分9路突围。他和陈毅带领红二十四师七十团的二个大队，于3月下旬到达大余县东南的油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4月下旬遭到国民党武装的袭击后，项英、陈毅撤进深山，从此再不在民宅中居住了。与此同时，国民党搞移民并村，把群众赶往山外，对山上的红军游击队长期实行粮食封锁。面对红军游击队的困境，“赣南地下党的同志组织群众利用每月初一和十五开禁进山砍柴的机会，把大米藏在挑柴的竹杠中，把食盐溶进棉袄里，设法丢在山上，转交游击队”。虽然如此，但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写的“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是常有的事。红军游击队不仅仅要面对难以忍受的寒冷和饥饿，还要面对国民党大军的天天“清剿”。如此艰苦卓绝的殊死斗争历经了长达三年。正是他们的存在，使苏区人民始终意识到共产党还在、红军还在；正是人民群众的支援和掩护，红军游击队才能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直至胜利。国民党原定三个月结束清剿的任务，由半年改为一年，最后改为无结束期的“长期清剿”。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充分肯定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

    陈毅1942年在一封信中写道：“南方的3年游击战争，也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伟大革命力量”。

    美国友人尼姆•韦尔斯将项英与毛泽东、朱德并称为“中华苏维埃的三巨头”。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这样一句话：“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