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纳粹集中营的小“囚徒”
    前些年，一部名为《红樱桃》的电影非常热播。影片讲述了中国女孩楚楚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悲惨遭遇。这部影片主人公的原型便是朱敏。虽然电影有许多艺术加工，但朱敏的实际经历比起电影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朱敏在纳粹集中营

    1941年1月30日，朱敏告别爹爹，来到苏联。当时，为了进国际儿童院学习时便于分班，朱德将时年已14岁半的朱敏缩小了两岁，填报成12岁。到莫斯科后，朱敏使用爹爹特意为她取的化名“赤英”，一是为了以防万一，不会暴露身份，二是“赤”和“朱”都是红色的意思，红色英雄，这也是爹爹对女儿的希望。谁也料想不到，“赤英”这个名字曾让朱敏躲过了一场劫难，也让苏联当局寻找朱德的女儿找得好苦。
    尽管莫斯科是自己的出生之地，初来乍到的朱敏依然水土不服，先是气管炎，后又引出小时候落下的哮喘，整夜咳个不停。为了让朱敏身体康复，6月21日儿童院将她送到位于苏联南方的白俄罗斯明斯克的少先队夏令营疗养。仅仅一夜之间，德军突然入侵苏联，刚刚脱离中国战火的朱敏，又陷入了更大的战乱之中。正在疗养院的朱敏和其他20个来自各国的孩子沦为德国法西斯的小囚徒。
    在当地囚禁两年后，1943年，朱敏和另外5个年满14周岁的小姐妹被德军押上闷罐火车，被送往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德军像驱赶牲口一样把囚徒们拼命往闷罐车里塞，直到一个贴一个，一点不能挪动身体，才拉上大门。不到一天，车厢里就臭不可闻，有人开始呻呤，有人开始哭泣。两天后，朱敏发烧了，但如果让德国鬼子知道了就活不成了，他们准会把朱敏扔下闷罐车。迷迷糊糊中，朱敏感觉有人在往自己嘴里喂水，她吃力地睁开眼睛，发现是一个苏联红军。他对朱敏说：“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像牲口一样，也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是胜利！你还要回到你的祖国，你的爹妈还在那里等着你！”
    进入集中营前，每个人都要换掉身上所有的衣服，没收携带的物品。朱敏有一支爹爹送的派克金笔，笔帽上还刻有“朱德”的名字。因为德国人不认识汉字，看见是支派克金笔便没收了。眼睁睁地看着德国人拿走爹爹留给自己的最后一件纪念品，朱敏心里难过极了，她突然想起缝在口袋里的一枚列宁纪念章，那是在国际儿童院一次联欢会上，一个同学送给她的。为了保存这枚精致的纪念章，朱敏出人意料地将它含进嘴里，压在舌头底下。这个小动作足以给她带来灭顶之灾，万幸的是她居然躲过了德军的严格检查。
    在集中营里，朱敏整天面对的就是吃发霉的黑面包，和其他小囚犯一起做苦役，还时不时挨打。亲眼目睹了法西斯屠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她的心一次一次被人间惨景所强烈震撼。保护自己的最重要手段便是对自己的真实身份讳莫如深，在集中营朱敏从不说一句和中国八路军有关的话。因此，几年集中营生活过去，朱敏没有说过一句中国话，而与其他人又语言不通，长期的沉默使她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直到现在说话还是不行。由于在集中营中长期营养不良，朱敏的头发脱落了许多，发育停留在儿童阶段，1厘米也没有长高过。
    现在，朱敏的脖子上可以看到一道长3厘米的疤痕，这是集中营在她身体上留下的“永久纪念”。在集中营里，朱敏患了颈部淋巴结核，因为得不到治疗，结核块溃疡，脓血糊满了衣领，变硬的衣领又不断摩擦结核块，加剧了溃疡。德国看守发现朱敏的脖子肿胀，就带她到集中营的医务室治疗。在那个德国医生眼里，这些囚徒也许只是和小鸡、小猫等类似的生命。他压住朱敏的头，没有消毒，没有麻醉，在她的溃疡处一剪刀割下去，活生生把脓血硬挤了出来。犹如酷刑的治疗结束后，朱敏脖子上的溃疡面积更大了，还时常受高烧的折磨。

    （五）

    随着1945年新年钟声的敲响，集中营里已开始听得见时断时续的枪炮声，朱敏她们天天盼望苏联红军快一点打过来，救她们脱离苦海。有几次，枪炮声好像就在集中营附近炸响，可又渐渐远去了，大家紧绷的神经快要被扯断了。
    1月30日，朱敏和难友们发现集中营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四周宁静得可怕。她们意识到德国人逃跑了，苦难结束了。她和难友们开始疯狂逃跑。在波兰的一个小镇，发着高烧、昏迷不醒的朱敏，被一个曾为德军做俄语翻译的苏联男人发现了，长着东方面孔的她，被当作与苏联红军谈判的人质带了回去。几天后，朱敏被送到了苏联难民收容站。
    1945年德国法西斯投降，苏联卫国战争结束，朱敏才有机会寻找自己的父亲，而此时苏联政府也在斯大林的安排下，艰难地寻找着朱德总司令女儿的下落，斯大林甚至下令“解放一座城市寻找一个城市”。因为朱敏当时的名字仍叫赤英，长时间的集中营生活，她已不会讲中国话、认中国字了。有一天，也在苏联学习的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启程回国之前，到苏联国际红十字协会办手续，无意中在办公桌上看到一封“名叫赤英的女孩寻找一位中国父亲”的信，他将此消息带回延安告诉父亲毛泽东时，毛泽东才告诉他：“这是我们朱老总的千金啊，这个化名我知道。”
    就这样，朱敏于1946年初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莫斯科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不久，她收到了爹爹朱德的第一封来信，信中说：“苏联四年卫国战争也是中国国内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而没有及时打听你的下落，让你受了苦，爹爹对不起你！全苏联都在遭受战争的苦难，我不能因为个人的事情，麻烦苏联政府，想必女儿能谅解爹爹的……”
    五年多来第一次读到父亲的来信，朱敏忍不住泪流满面，她好想立即回到父亲的身边，但战争已让她耽误了学业，当年离开延安时父亲的叮嘱仍在耳边回响“你到那里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回来为国家多做贡献。”一想到这些，朱敏感到羞愧难挡，“我拿什么回去向爹爹交待呢？”于是朱敏决定留下来继续学习。

    （六）

    八年后才收到的家书

    从朱敏离开延安，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后期四年的紧要关头，这四年是最艰苦的、最终羸得胜利的四年。世界各地的战争也在疯狂地蔓延，到处是战争的枪炮声和人民饱受苦难的呻吟声。
    从1941年到1945年，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朱德对于女儿的消息却杳无音信、不知行踪。长时间的等待，使朱德对这位唯一的爱女越来越不放心，终于在1943年实在忍不住给女儿写了一封短信：
    朱敏女儿：
    我们身体都很好，朱琦已在做事，高洁还在科学院，兹送来今年上半年的相片两张。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为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
                            朱德   康克清
                          1943年10月28日于延安
    可是这封来自延安的信在国际邮路上遭受战火的阻拦，无法到达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在边境停留了两个月，最后以“邮路中断，无法投递”的理由退回到延安。
    此时的朱德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多么想知道女儿的下落和在苏联的情况啊，可是他一想到斯大林的儿子在卫国战争战场上被俘，法西斯把他当人质向斯大林讨价还价，以此换取他们被俘的高级将领，斯大林拒绝后，被法西斯残忍地杀害了时，朱德断然决定，“不能为了自己的私事，打扰战争中的苏联政府”。从此，他再不提寻找女儿的事，这封信也被康克清收藏了起来。
    朱敏先在儿童院补习俄文，然后进入中学，到1949年读完了苏联十年制的课程，完成了高等中学的教育。
    该上大学了，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呢？朱敏毫不犹豫地选择上列宁师范学院。她的这种选择是有原因的：在战争年代，她亲眼目睹了许多孤儿没有学上，期待教育，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她觉得都需要大批的人来从事教育工作，特别是当她观看了纪录苏联人民教育家马卡连柯辉煌成就的影片后，立下了从事教育这个行业的坚定志向，从此注定了她勤勉重教的一生。她知道，论身份，一个开国元勋的女儿，何愁不能找到一个最好的职业，何必当“娃娃”头呢？但她清楚，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为了革命连头颅都可以不要，怎能让自己的女儿躺在自己的功劳薄上生活呢！于是朱敏将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父亲，朱德接信后十分支持女儿的这一选择。
    1951年曙假，已是列宁师范学院朱敏回到北京度假，才在康克清妈妈那里看到这封尘封了八年的家信。信的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但是毛笔书写出来的浓浓墨迹的字里行间，让女儿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父亲的厚望。想起自己在苏联度过的日日夜夜，想起父亲曾对自己说过和信中所写的每一句话语，这位共和国元勋的爱女，禁不住热泪盈眶，她理解爹爹，知道父亲爱自己的女儿，同时也爱天下所有在战火硝烟中挣扎的人民大众。她默默地下定决心：一定加倍努力，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争取早日完成学业，回去报效祖国，让爹爹的希望变成现实！

    （七）

    父亲让她搬出中南海去住集体宿舍
    在朱敏眼里，爹爹是威严的元帅，举手投足都是军人的刚毅与冷静；爹爹也是慈爱的长者，言谈举止流露着柔情与细致。朱敏刚回国参加工作时，她的第一个孩子来到人世。年近70岁的朱德当上了外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朱敏还记得，爹爹小心地把婴儿托在手掌上，戴着老花镜，仔细地端详，久久不肯放下。朱敏从此更懂得了爹爹，读懂了他炽热的内心。
    朱敏本以为自己刚生完孩子，爹爹会让他们一起住在中南海的家里，可是他却硬把朱敏赶到了北师大集体宿舍。那是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房间，朱敏一家在这里住了4年。之后，他们搬进了一座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宿舍楼，一住就是40载。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晚期，在有关部门的关心下才调换到了如今居住的房子。

朱敏曾任北京军地两用人才专修学院院长

    不光是朱敏和刘铮，就连他们的6个孩子也接受了爷爷平民般的教育。1960年，朱敏的大儿子和二儿子相继上学，学校离家有好长一段距离，朱敏心疼，就在司机面前唠叨这件事。可是，事情让朱德发现了。第二天，朱德推着一辆三轮自行车走了过来，“自行车难看，同学们会笑话。”孙子不乐意了。朱德也不生气，笑着问：“爷爷大还是你们大？爷爷大，才能坐4个轮子的车；你们小，就只能坐3个轮子的。”孩子们被逗乐了，欢欢喜喜地去了学校。
    由于自己的豆蔻年华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粗糙地度过，朱敏特别希望生个漂亮的女儿，让自己失去的一切能在女儿身上得到实现。可是一连生了4个男孩后，直到第5胎，她才有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圆了自己的梦。
    “孩子们现在都独立了，还有了自己的孩子。”朱敏与刘铮已经共同走过50多个春秋，在评价与老伴的婚姻时，刘铮说：“我比较活泼，爱活动；她稳重，不愿到处转。她一生都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在教育事业上贡献比较大。”对老伴赞不绝口的刘铮也有自己出色的履历，他曾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了两个任期，还曾任外交部欧洲司处长、礼宾司处长。1984年，刘铮离开外交部任职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洲部主任，并在这一职务上离休。
    “我和朱敏的这一生，她改变我更多一点，谁让她身体不好呢。我要当好她晚年的拐棍和眼睛，携手共度晚年的平民生活。”刘铮无限感叹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