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社长张海涛(前排左)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在一起。（张海涛供照）

1966年3月9日，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派一个连的士兵，身穿便服，带着燃烧瓶，冲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大门并闯入院内，和手持棍棒与石头的暴徒一起，疯狂对分社展开打砸烧，部分暴徒正向外逃窜。（方学辉摄）

    二

    1955年，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一句饶有风趣的话：“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意思是新华社要尽可能向世界各国、包括尚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派出记者，建立分社（由于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当时与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不多）。在冷西同志协助下，周恩来总理主持从全国调集大批干部，在北京培训，准备派往国外。我和夫人江红就是在以冷西同志为首的总社领导指定从江西调到北京，并送到外交学院外语系学习的。学习结业后，总社领导就把我派往卡拉奇，随后又把我和江红同时派往雅加达。由此可见，我们夫妇都是冷西同志培养、选拔的。20世纪70年代，我们赴联合国分社工作，虽然是由当时的新华社军管小组所派遣，但我们的工作能力，包括新闻工作能力和外语能力，还是冷西同志担任新华社领导职务时培养的结果。对此，我们至今不能忘怀。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我在雅加达分社的工作与冷西同志的关系。
    1963年8月，以冷西同志为首的总社领导决定派我前往雅加达分社任社长。就此说三件事，主要是第三件。
    第一，我抵达雅加达后，发现不懂印尼语根本无法工作。以冷西同志为首的总社领导送我进外交学院学英语，使我懂得了此事的重要性。于是，我要求前任分社社长沈定一同志暂时不要交班。我关起门来突击学习了一个月的印尼语，达到能大致读懂印尼文报刊上政治性消息和评论的水平，才开始接班。事实证明，我在雅加达分社的工作及随后与苏哈托反动政权的斗争中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与这一条直接有关。
    第二，我主持雅加达分社工作期间，在以冷西同志为首的总社编委会的领导下，曾经大力报道苏加诺总统的反帝反殖立场和对华友好政策，大力报道以艾地同志为首的印尼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这些报道，对加强我国与以苏加诺总统为代表的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统一战线，对加强中国共产党与印尼共产党之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第三，苏哈托将军率部进入雅加达，在美国约翰逊政府的指使、指挥之下，推翻苏加诺总统，掀起白色恐怖狂潮。在此之前，我们虽对此事略有觉察，但由于要陪同一个亚非记协（当时总部设在雅加达）代表团访华，我当时在北京。在1965年国庆节天安门观礼台上，我是从总社同志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于是，我立即要求返回雅加达。冷西同志向党中央请示后，在新华社社长办公室约我谈话。他说，中央同意我回雅加达，并给我传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冷西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这次返回雅加达，会遇到很大风险，甚至有生命危险。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必要的牺牲也是值得的。希望你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坚持斗争。”我表示一定照中央的指示办，请冷西同志放心。1965年10月9日，我飞往雅加达途中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停留。当晚，给夫人江红（她当时已在国内）写了一封信，说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这封信至今仍保存着）。10月10日，我飞抵雅加达。因雅加达实行宵禁，第二天向使馆党委传达了中央指示和冷西同志的谈话；接着立即将分社部分人员、包括华侨工作人员的家属撤回国内。在1965年10月11日到1966年4月1日，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冷西同志的谈话，以及随后总社发来的电示，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为支持印尼共，与苏哈托政权的反共反华政策和在国内掀起的大规模白色恐怖浪潮进行了坚决斗争。分社全体同志（特别是谭东白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在这场斗争中都表现得很英勇。总社发给我们的有关揭露苏哈托政权残酷迫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长篇报道和评论，由分社华侨林宝泰、萧瑶壁、方学辉、李勉之、房奕强等同志译成印尼文，由麦棠源同志打字，由唐平安同志及时发送到各家各户，有时还冒着极大风险直接送到苏哈托家中。司机邹利章、卫生员温光辉同志也坚守岗位，豪不动摇。苏哈托政权连续袭击分社；最后使出了两手。一手是派出一个连的士兵，身穿便服，带着燃烧瓶，焚烧分社社址，我本人受伤，华侨丘国武同志因救火摔伤。在斗争中，我们还受到了我国驻印尼使馆的大力支持。由于分社社址被焚，我们临时迁进使馆居住。苏哈托政权的另一手，是由印尼外交部出面，干脆下令将分社封闭。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我随即奉命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乘国内派去的专机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我们受到了广东省负责同志和以冷西同志为首的我国首都各界知名人士的隆重欢迎。我们之所以在雅加达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是由于有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由于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尽管如此，周恩来总理还代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冷西同志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和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总理与我和分社全体同志、家属一一握手。然后，总理首先亲切地问我：“你多大了？”我答道：“39岁。”总理说：“从使馆发回的电报，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你还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总理接着问我：“印尼的锡产量有多少？”这个数字我本来是知道的，但由于当时满脑子都是与苏哈托反动政权的斗争，加上受到总理接见，情绪激动，竟一时答不上来。总理接着说：“中央是准备你们牺牲在雅加达的。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献身，是光荣的。现在你们回来了，中央非常高兴。”最后，总理委托冷西同志亲自执笔写这条接见新闻，交《人民日报》刊载，并由中央电视台播放。随后，冷西同志还在新华社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和分社全体同志，发表了充满热情的谈话，并专门设宴招待。
    由此可见，我之所以在雅加达分社做了一点工作，从始到终都是冷西同志和以他为首的总社党组领导、支持和关怀的结果。
    也由此可见，冷西同志对雅加达分社的特殊关怀和指导，表现出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优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