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10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从印度尼西亚归来的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社长张海涛一行。前排右五为周恩来总理，前排右三为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前排左三为对外文委副主任史怀壁，前排左五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郝德青，前排右二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前排右六为张海涛。(张海涛供照)

1966年4月10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从印度尼西亚归来的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社长张海涛,与他亲切握手。(张海涛供照)

    一

    惊悉尊敬的老领导吴冷西同志不幸突然逝世，不禁热泪盈眶。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他的音容笑貌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回忆他生前的种种业绩，思绪万千，竟感到无从着笔。
    还是先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开始受到冷西同志的教诲说起吧。在回忆这一段以前，先简略回顾冷西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成长过程。
    据我所知，冷西同志生长于我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热火朝天的年代，少年时期就受到共产主义运动的熏陶。18岁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岁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并开始在延安马列学院任研究员。从那时起，他就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包括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担任负责职务，从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已经进入成熟期。
    建国初期，冷西同志即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以重任，开始担任新华社总编辑，随后担任新华社社长。我当时在新华社江西分社任记者。也就是在这时，我开始受到冷西同志的教诲。每次到总社开会时，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就开玩笑，说新华社社长的名字叫陈克寒，总编辑的名字叫吴冷西，秘书长的名字叫谢冰岩，又“寒”又“冷”还加“冰”，“难怪对下属冷冰冰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冷西同志表面严肃，实际上对青年干部是非常热情的。以冷西同志为首的新华总社编委会（即党组）从那时起就培养、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干部，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1952年，我被任命为新华社江西记者组组长。随后，1953年，我又被破格提拔为新华社江西分社社长。
    冷西同志非常重视对青年干部的培养。在这方面，以他为首的新华社编委会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如下重要措施：
    第一，冷西同志反复强调对新华社记者、编辑进行新闻业务的训练。早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在稿件写作方面，我们的新闻概括性不够，逻辑力不强，文字不够精练严谨”等问题，反复多次在全社开展过练笔运动。早在1951年，作为新华社总编辑的冷西同志就作出了关于《开展练笔运动的决定》。同年，冷西同志又以新华总社总编辑办公室的名义向全国各总分社、分社发出了关于《纠正稿件中文字缺点的通知》。1953年，冷西同志在第三次全国社务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代表总社编委会正式对新闻写作提出了8条要求。1954年，他在给党中央的报告里重申了这8条要求。它们是：（1）用事实说话。（2）事实要精练；对事实要作分析，反对客观主义。（3）将最重要、最新鲜、最吸引人的事实放在最前面。（4）逻辑清晰，条理分明。（5）交代背景，说明意义。（6）生动活泼，饶有风趣。（7）文字简洁、确切、优美。（8）迅速及时。这8条要求，在我国新闻史上是第一次提出，是一种重要创新，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不仅如此。冷西同志还以身作则，写出了一系列精采新闻和评论。而且他做报告或讲话，也都是声音洪亮，逻辑严密，条理分明，饶有风趣，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
    第二，反复强调记者、编辑要认真做调查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冷西同志就提倡新华社的记者、编辑对国内外的客观实际做调查研究，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对新闻工作人员的起码要求，也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在第三次全国社务会议所作的报告里，他再次强调做调查研究，并且指出：“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克服主观主义的毛病。”应当说，冷西同志多次强调记者、编辑做调查研究，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事实早以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要我们沿着这个方向走，我们的新闻事业和其他各项事业就发展；反之，就会倒退。
    第三，反复强调新闻工作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性。建国初期，冷西同志在新华社总编辑任期内，他就倡导新华社记者、编辑学习理论。在第三次全国社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他再次指出：“干部的理论学习，是提高干部水平的基本环节，必须继续办好，并力求使之与报道工作结合。”他还提倡学习知识，包括人文科学知识和外语。以后，他又多次强调学习理论、学习知识的重要性。
    我本人就是冷西同志这些教诲的受益者之一。
    首先，我虽然从1948年就当新闻记者，但年幼无知，对什么是新闻几乎一窍不通。只是后来在冷西同志的教导下，才开始懂得一点什么是新闻。在此基础上，以后才一步一步有所提高。
    其次，关于调查研究。当然，我首先是向毛泽东同志学习的。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对当时的中央苏区从事过一系列调查研究，包括著名的《寻乌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等。但是，冷西同志的教导对我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记得1949年7月到12月，我在任《江西日报》兼新华社江西分社（当时仍然沿袭战时体制，报、社合一，戴邦同志为《江西日报》副社长兼新华社江西分社第一任社长）记者期间，曾随军采访解放赣西南之役，接着访问前中央苏区。这次采访期间，我曾注意对赣南地区的社会基本状况从事调查。除了写新闻、通讯外，还曾写过一篇《赣南调查》。戴邦同志很重视，专门让分社同志把这篇调查刻蜡版油印，报送中南总分社转总社转呈中央（新华社建社20周年时，曾作为展品展出）。以后在卡拉奇分社、雅加达分社、联合国分社工作期间，我也程度不同地注意了对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的基本社会状况和当前内政、外交动向的调查研究，并写过一些调研报告、包括对印尼共产党国内工作路线调研报告，报总社转中央。其中，对美国的调查比较广泛、深入，这不仅有助于新闻报道，而且对我以后从事对美国问题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
    再次，关于理论学习。我的理论知识，是1946年在以李先念将军为首的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前在中原民主建国大学打下初步基础的；但理论根基不深。建国以后，在冷西同志的引导下，我进一步认识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记得1961年年底从卡拉奇分社奉调回国后，我曾利用一个月的休假期间，第一次阅读《资本论》。但是，理论基础终究不扎实。后来在联合国分社工作期间，刚好碰上了美国发生1973－1975年经济危机。开始时，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回到办公室里重温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才懂得美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事实证明，作为新闻记者，如果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报道工作中就可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忽东忽西，迷失方向，是很难做好新闻工作的。后来我从新华社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之所以能做点学术研究，还是得益于在新华社工作期间在基本理论上打下的基础。
    此外，还应当说明，在江西分社任职期间，我在主持报道江西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之所以取得一些成绩，也是与以冷西同志为首的总社领导多次指示分不开的。这些指示，全面、准确地阐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精神，它们在《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中都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