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好的。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不肯定这一点，我们无法解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反修反修的历史功绩；无法面对中国未来历史以及子孙后代对前辈们千辛万苦、艰苦卓绝斗争的评价和考量。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沉淀，我们可以更加感受到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心是好的。尽管被坏人利用，引发对文化的破坏，对经济建设的破坏，对国家与人民的伤害。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效果没有达到统一，不能简单的肯定和否定而了之；而是要从历史的深度以及历史的前因后果来寻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错误的，就要坚决摒弃，是正确的，就要坚持。正如毛泽东在晚年所说的那样，再过若干年，回头再看文化大革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而已。

    习近平主席阐述的“两个不能否定”的思想原则，就是寻求历史本质与规律的一把钥匙。

    我们追寻毛泽东践行巴黎公社原则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席从1920年到1972年的半个世纪里，毛泽东主席对巴黎公社原则的民主政治一直在实践与探索之中。使我们更加敬重毛主席，更加感受到毛主席创业的艰辛与辉煌，感受到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与日月同辉，与山河永存。1972年，毛泽东打开中国与美国的合作之门，本质上也是践行巴黎公社原则的内容。因为，美国的民主与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最接近的。因为，无论是英国的民主，还是法国德国的民主，都是早于巴黎公社民主的，只有美国的民主，它的启程是没有封建主义思想和羁绊的，巴黎公社的思想原则出现后，美国的民主吸取巴黎公社思想原则也是最为直接的。民主直选，财产公示，任命和罢免政府官员，这三项都做得干净利落。而英国、法国等国家，对议员、对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秘密保护法案。

    上世纪40年代，延安的民主样板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希望，成为全国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上世纪的1954年，新中国诞生了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践巴黎公社原则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因为，毛泽东主席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宪法，中国的宪政既不同于欧美式的民主，也不会同于苏联式的民主，而是中国模式的自己的民主政治。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上世纪50、60、70年代，毛泽东把培养工农干部作为实践巴黎公社原则的一个重要途径。各级领导班子，实现老中青三结合，都配备了工农干部。如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李瑞环、倪志福、郝建秀、尉凤英、孙健、王进喜、吴桂贤、李素文、农民代表陈永贵、吕玉兰、知青代表邢燕子、解放军代表孙玉国等等都进入到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李瑞环还当任了十三届、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郝建秀当任了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孙健、吴桂贤、陈永贵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倪志福、李素文、尉凤英、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吕玉兰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孙玉国当上了沈阳军区副司令。这些普通的杰出的工农兵代表走上国家重要的领导岗位，工资还是原来的工资。孙健、吴桂贤当上副总理，工资还是当工人时的工资68元一月，陈永贵、吕玉兰还是拿工分的干部。这些做法，都体现了毛泽东践行巴黎公社的原则精神。这些历史上的英模，有的被时代淘汰了，如王洪文；有的落伍时代了，如永贵大叔；有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又继续前进了，如李瑞环、郝建秀、倪志福、张百发、孙玉国、吕玉兰。李瑞环、郝建秀、张百发、吕玉兰是毛泽东时代的劳模，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李瑞环继续革命不停步，当任了全国政协主席。郝建秀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百发当任了北京市副市长。吕玉兰继续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与人民同舟共济，为改革开放立下了新功，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被人民代表选举为河北省人大的副主任。这证明像李瑞环、郝建秀、张百发、倪志福、吕玉兰这样的被毛泽东主席所培养的人民的英模，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坚强脊梁。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农代表占到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毛泽东时代，历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农兵代表都在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之间。而目前的全国人大代表的工农阶层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十。

    特别遗憾的是，毛泽东忠实践行巴黎公社原则，一直在积极的探索之中，形成了一定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完全形成制度化的体制。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历史的客观原因是在毛泽东时代，全面的实行巴黎公社原则，还没有形成历史的合力。

    第一：经济上没有形成合力。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原则，只有经济基础雄厚，才有可能推进政治民主。而在毛泽东时代，经济欠发达，只能集中有限的财力，抓重点工程建设，抓军事建设，抓两弹一星。假如各行各业都是平分秋色，农业不支持工业发展，那样，就不会有中国强大的军队和国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就有可能进攻中国。所以，中国人民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农民、农业对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贡献。所以，有的农民兄弟说家里饿死人了，这也是需要包容和理解的。因为艰难的时代，只有牺牲局部的利益，才能保全整体的利益。

    第二：政治上没有形成合力。

    中共八大明确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的需求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泽东1949年就指出；“要实行由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也是十分正确的。但是，1957年之后，毛泽东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造成了阶级斗争步步升级，以致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文化历史倒退运动。这样，在政治方向上，力量就出现了耗散。因为，1957年，民主党派提出轮流执政;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主张讲真话，不讲假话，主张为民鼓与呼；1961年，刘少奇、邓小平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政治的合力就分散了。

    第三：思想文化上没有形成合力。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除开军事斗争以外，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创新、思想创新。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新特点就是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重要的原则有两条。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二是文化创新。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文化创新的结果。但是，匪夷所思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超过了创新与继承，导致文化上出现力量的衰退。中国文化因为过度受到批判而出现中国文化的断层。典型的实例是中国大陆四大名校的校长与台湾访问团交往，公众场合都把常用的字念错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最强劲的国家软实力。曾国藩靠中国传统文化打败太平天国。蒋介石父子靠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台湾经济。而毛泽东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是批判多于继承，徘徊多于发展，扬弃多于创新，保守多于开放。这样就导致思想文化的错乱。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上，毛泽东过分强调了精神的作用，而忽略了物质的作用。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上，毛泽东过分强调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略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批判唯生产力论。在分配关系上，毛泽东过分强调国家的利益，搞平均主义，而忽略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兄弟的切身利益和生产的积极性。这种非平衡、非协调的发展局面，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也就自然而然的被历史的新发展、新趋势所取代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是毛泽东失去历史合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天，习近平主席全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思想文化合力形成的坚实基础。

    第四：人力资源上没有形成合力。

    搞建设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苏维埃成立后，列宁就是召集有文化的人参加新政权的建设。但是，中国却是与列宁的政策相反，把知识分子打入另册。1957年反右派，文化大革命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导致人才断层，人才青黄不接。

    第五：历史发展趋势上没有形成合力。

    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人们向往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富裕、法治的现代化生活。习近平主席说：“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5页）“开放的社会，人的生存机会，公民权利、富裕、自由，这是一些毫不含糊的价值。实现这些价值的现实社会的特殊条件，以及因而也包括其方式、方法、是各不相同的。”（《现代社会冲突》 【英】拉尔夫·达仁道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而文化大革命，却是派性林立，文攻武卫，尔虞我诈，斗争激烈，人人揭发批判，人人自危不及，导致社会文明陷于混沌之中，讲假话成了时代的通病。这是文化大革命最严重的后遗症。延续到今天，官员台上讲的是马克思主义，背后做的却是自私自利。腐败的官员几乎都是两面人，就是一个时代流行病的写照。商家制假贩假，学校卖假文凭，干部作假档案。假农药、假药、都充斥着市场。一言以蔽之，讲假话，做假事，成了通行证，而讲真话，做真事，反倒是处处为难。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就是一个注脚。造神运动把毛泽东捧上了天，从天上回到人间就是一个必然。

    “所谓历史合力，就是指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发展过程、历史事变以及出现特殊的历史人物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合力论，就是社会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因此，在研究和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阐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分析说明铸成历史事变的成因以及说明特殊历史人物出现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时，必须采取综合研究的方法。因为历史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所以，在研究社会历史这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时，不仅要考察它的各种因素本身的活动，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考察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不清楚的揭示出它们的存在的条件和作用方式，就不可能全面把握历史的总体运动，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合力论的基本点就是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充满各种矛盾而又相互联系着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又是有规律可循的统一过程。因此，历史合力论是可以广泛地被运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事件的铸成和历史人物出现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原则，其特点就是其系统综合性。”（朱传棨《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论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1——462页）

    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的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他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实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的进行，而且实际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绝不应作出的结论，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为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2页）

    由于没有历史的合力，毛泽东践行巴黎公社民主科学原则，第一是讲得多，探索的多，有实践；但是，实践的不完全、不彻底。中国的民主选举有形式，但是，没有内容。选民看不到被选举人。被选举人基本是经过组织推荐，等额选举。这样，民主的最基本的元素——直选、普选就没有了。

    第二，毛泽东时代，民主选举制度就很完备，但是，执行流于形式。人民代表基本上是政府指定，人民的意志在人民代表大会难以真正体现。而没有人民的民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人民代表只有真正的由人民选举，人民代表才会为人民讲话。而人民代表对各级政府的官员真正具有选举任命权，对失职和不合格的官员真正具有罢免权，各级政府官员就会对人民负责，而工作不敢有半点怠慢，更不敢徇私枉法。

    第三、毛泽东时代，各级政府官员的提拔有群众民主推荐的程序。但是，没有公开的选举程序，提拔干部基本上是组织说了算；组织又基本上是一把手说了算。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选举的程序，但是，都是等额选举，没有差额选举。没有差额的等额选举，基本上是走一个过场。你投不投票，都是这些人当选。

    不合格的官员、渎职的失职的官员，也会受到组织的处理。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没有代表提出罢免案。所以，目前，中国真正实行巴黎公社原则还有最后一公里。

    中国虽然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民主与法治，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宪政还心存疑虑，所以，对巴黎公社原则的践行还有一段实质性的距离。表现为没有实质性的民主直选、普选，官员没有财产的公示，对失职渎职的官员缺乏追责和罢免。这三点缺乏普遍的实质性的民主实践，说明巴黎公社原则在中国至少还有最后一公里。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16页）

    但是，我们对中国践行巴黎公社原则还是充满信心，因为，中国目前践行巴黎公社原则的基础非常坚实。

    第一，我们有自己的定力。
    第二，我们有自己的合力。
    第三，我们有自己的张力。

    定力，就是文化自信、制度自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合力就是今天中国巴黎公社原则的实践，最接近于真理，最接近于目标，是赢得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的最坚实的基础。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已经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强大合力。这种合力体现为：

    第一，中国政府具有合力最集中、执行力最强、行政效率最高的制度文明。

    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合力最集中、执行力最强、行政效率最高的国家机关。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合力优势在于，可以举全国之力来办大事，来抗拒金融的风险，来抗拒经济风险。从行政执行力和行政效率来说，比起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更加具有执行力、推动力和社会效率的优势。

    第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是民主制度的创新，也是制度文明合力的历史创新。

    中国共产党实行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主体，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联合执政。因为中国各级政府都有各党派从政。两岸实现统一之后，还将有拥护和平统一的台湾政党共同参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多党合作制。1956年毛泽东主席就指出我国是属于“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的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1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党制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中国制度文明的合力将更为明显。

    2003年，美籍印度学者法利德·扎卡里亚著书，出版了著作《自由的未来——国内外的狭隘民主》。该书的中心论点是：民主并非绝对是福音，当代人的自由正受到“过度自由”的威胁。他所考察的对象是20世纪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阐述了民主的缺陷和弊端，说明民主不一定会给人民带来幸福，民主并不必然是福音。这里所讲的民主并不必然是福音，民主的概念主要是从方法和方式上来讲的，而不是从社会价值目标来讲的，这样的民主是缺乏自由的民主。它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民主作为一种形式，并不一定都是福音，就算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但是理解不好，实践不好，不见得就会有人民期待的那样美好和完备。这样的例子很多。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集体投票判处苏格拉底的死刑，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把许多好人送上断头台。这些都是没有独立自由的民主。希特勒上台，也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行的也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方式，由于没有制度引导，制度控制，制度规范，对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危害是极大的。

    中国共产党制度文明建设的民主是超越西方民主制度的民主。因为，中国制度文明的民主建设不仅仅是把民主作为方式方法和手段，更重要的是把民主当作一种价值目标。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初级阶段）的民主价值，即：“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而实现这个价值目标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目前，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最终也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美国目前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明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和爱因斯坦对此都有论述。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不应该质疑。而且应该觉悟到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第三：理论创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国新的认识、新的发展，这是践行巴黎公社原则最具活力的思想理论合力。

    共产主义运动从开始到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家对民主与科学作了许许多多的精辟的论述。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把民主自由这些美好的词却送给了别人。被毛泽东称之为政治骗子的陈伯达以及“四人帮”的理论抢手张春桥，已经被毛泽东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张春桥的文章《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却是流毒很深很广，以至影响到一些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形成了一种习惯思维。凡是提倡民主、提倡自由的就是提倡资本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也有许多的人认为只有西方世界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目前，这种错误的认识已经得到改变。因为，习近平主席号召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科学思想和理论，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什么是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使我们明白，西方的民主有许多我们不能吸取的地方；但是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的地方。

    我们大家现在已经明白，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主，只有相对的民主。在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国体。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必定要始终接受人民的监督。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实行民主科学、文明政治、廉洁奉公，是中国共产党应尽的责任。而建设和树立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科学的价值观，建立和健全国家的制度文明，涵盖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建设和健全政治清明、政府廉洁的国家运行机制和人民监督机制，党和政府做到言行一致，取信于民，真正为人民带来实惠，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负责，对民族负责，对未来负责的伟大历史责任和应尽的义务。不尽到责任和义务，民主和科学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得不到落实，制度文明就不能建立，历史和人民就会抛弃我们。

    这种理论上的共识是我们践行巴黎公社原则的基础和合力。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科学思想水平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这种思想的合力，本质上就是历史的推动力。

    第四：民主制基本度完备，这是合力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形式。

    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从形式上讲是很完备的。既有村民组织的直接选举，又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议制，既有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协商制民主，又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全国人大赋有立法、决策、任命、监督四大权利，其权利远远大于只有立法和监督权的西方议会。我国的一府两院（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向全国人大负责，受人大的监督。这种体制比西方的三权分立更具有优越性。

    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民主直选，将不断地扩大范围。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民主形式也将发生变化，与时俱进，创新与时代相适应的民主形式。这就是完善和落实巴黎公社原则，对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第五：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世界所认同，这种合力具有与国际和世界相融洽的凝聚力。

    和谐思维，许多人总认为和谐就是和和气气，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和谐思维具有多重思想意义。作为执政理念，和谐并不特指温文尔雅，虽然含有这种思想基因。中庸是和谐的内涵，中庸不是不左不右，而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作为社会形态的和谐要求，和谐的完美要求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和谐。

    作为方法的和谐，和谐要求综合平衡，统筹协调。和谐不是没有矛盾，不是和稀泥，不是静止的形态，而是动态的和谐，发展的和谐。任何事物都是充满矛盾的，旧的矛盾解决了，又将产生新的矛盾。和谐就是在矛盾的运动中不断地解决矛盾，又面临着新的矛盾。运动的事物没有完结，和谐的动态发展也就没有结束。

    和谐社会的哲学思想核心是“天人合一”。“天”代表自然，“人”代表社会。马克思认为这种思想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的思想智慧。马克思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扩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这门科学就是和谐社会思想理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契合点和交汇点，也是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契合点和交汇点。中国把和谐社会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巨大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