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17年6月26日（梁德武、王湘江）

    编者按：原载于2017年第1期《中共党史研究》的这篇文章，原题为“《党员训练大纲》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影响”，是原总政办公厅编研局局长梁德武大校和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湘江大校俩人合作采写的。他们在共同编写《谭政传》过程中，发现一篇一九二九年的文献，为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写了篇学术性文章。这篇文章将谭政对党的理论贡献由1944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报告，提前到了1929年的《党员训练大纲》。文章标题“《党员训练大纲》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影响”，共分三个部分，一是背景，二是对古田会议的影响，三是得出作者为谭政的结论。刊出时，标题中未有谭政名字的体现。《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对此文高度重视，反复征求专家意义，评价很高。5月16日，《北京日报》摘发了文章前两个问题，标题为《我军早期政治思想建设的一篇重要文献》。文章已被一些党史研究部门的网站转发。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中收录的《党员训练大纲》【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9—67页。】（以下简称《大纲》），之前在国内军队和地方浩瀚的档案中并未出现过，本次应该是首次公开发表。之前也未发现有相关的研究著作或学术性文章。这篇文献是1929年7月13日以红四军三纵队政治部名义印发所属部队的党员训练教材，在过了80多年后，终于重新面世。笔者在撰写《谭政传》过程中，发现《大纲》与开国大将谭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此，我们就这篇文献是在什么背景下形成，它与古田会议决议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是不是谭政主导编写的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证研究，并取得了相关的研究成果。敬请方家教正。

    一、《大纲》形成的历史背景

    《大纲》的产生，要从红四军三打龙岩城这段时间说起。1929年5月中旬，红四军第二次转战入闽，相继克龙岩、占永定，消灭卢新铭部大部。此后，红四军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在外部威胁减弱的情况下，红四军党内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5月底，毛泽东在永定湖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争论，焦点是在红四军内是否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有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增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硬要设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会上争论没有结果，意见也没有统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76—277页。】但后来还是批准设立了刘安恭任书记的临时军委。

    二打龙岩后，毛泽东于6月8日又在白沙召开前委扩大会。会议虽然取消了临时军委，但争论还在继续。争论主要围绕“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分权主义与集权主义”等问题展开。红四军上上下下几乎都参加了争论，这在党内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毛泽东的建军主张受到一些人质疑，他由此萌生了离开前委的想法。【《毛泽东年谱》上卷，第278页。】红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当天夜里，他写了一封急信给毛泽东，要求其留下来，领导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03页。】。

    6月14日，毛泽东复信给林彪，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并归纳为14个问题；认为旧式军队带来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原来党组织薄弱造成的个人庞大的领导权，以及从远方来的形式主义的理论，是红四军不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因；同时对小团体主义、偏于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阻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分析批驳。他表示：我虽然离开红四军，仍会同“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还热情鼓励支持自己建军思想的同志：红四军的党组织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1、231页。】

    毛泽东给林彪的复信，曾送交前委并在红四军党内传开，影响很大。蔡协民、谭震林、罗荣桓、谭政等一些党员干部都专门抄录过。他们通过亲身经历的红四军成功失利的经验教训，对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建军的原则坚信不疑，都认为要把红军建成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就必须按照毛泽东主张的政治建军思想去实践，红四军应由毛泽东来领导。

    但直到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与会的红四军领导干部对这些问题仍未能统一思想，致使在改选红四军前委时，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由陈毅担任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决定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带二纵队党代表谭震林、三纵队党代表蔡协民、秘书江华及曾志等人，到闽西上杭县蛟洋去指导地方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282页；《毛泽东传》（1）,第204页。】
得知毛泽东即将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谭政与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九支队党代表罗荣桓等人，纷纷赶到他的住地，为其送行，也想再听听指示。毛泽东再次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他说：争论问题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自己离开红军，但不影响同错误思想作斗争。我在红四军日子太久了，身体太弱，而知识更觉贫乏，休息一段，到地方做些事，也好有新的进步。

    10月下旬，红四军进攻梅县失利，转入赣南又连遭挫折，军政各方面暴露的问题日益严重，“失败情绪”导致军心涣散，红军士兵逃跑的人数“竟达战争死亡数倍以上”，【《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222页。】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开始为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担忧，一些曾经不赞同毛泽东建军主张的同志纷纷转变看法，绝大多数党员逐渐认识到，红四军不能离开毛泽东的领导，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不能没有毛泽东。

    尽管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但伍中豪、罗荣桓、谭政等人仍坚定地认为，毛泽东关于政治建军的思想是正确的，是建立一支区别于以往旧军队的唯一途径。他们所在三纵队的前身第31团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井冈山斗争时期曾在其指挥下打过不少胜仗，在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毛泽东又一直随该团行动，经常和该团的党员干部在一起，对一些问题进行交谈或探讨。他的建军思想对三纵队影响很深，指战员们对毛泽东的指挥和主张非常信服。于是，伍中豪、罗荣桓、谭政等人继续按照毛泽东的主张抓部队建设，并在部队实践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总结。为了切实抓好各级党组织建设，保持部队的政治稳定，他们决定编写一份《党员训练大纲》，作为党员训练教材，下发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学习教育，把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在毛泽东建军思想上。

    二、《大纲》的影响及其意义

    通过研读和对比，我们发现《大纲》不但对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进行翔实阐述和细化，而且对后来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大纲》中关于加强党支部领导的原则及其实施方法等许多内容，都被毛泽东吸收或借鉴到了古田会议决议之中。
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提出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原则和支部工作的构想，指出：红四军中“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又指出：“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通过政治教育，使士兵具有“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66、64页。】这篇著作精辟地阐述了“党指挥枪”的重要建军原则。但具体如何实施并达成这一目标，当时并未见诸文字。

    《大纲》则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大纲》全文1_2万多字，以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为主旨，分20个专题，对基层党支部的组织原则和意义、工作内容和方法等，进行全面阐释和规范。以“支部建在连上”重要建军思想为依据，进一步阐述了党支部实施领导的具体原则，指出：“支部为党的基本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是建筑在支部上，一切策略和工作要经过支部才能执行出来的”。每个党员必须接受党组织的指导与监督。同时又指出：民主集权制是党的一项重要组织原则，它既强调民主，即以群众为基础，使全体党员参加党的生活与了解党的策略，尽可能地经过党员群众讨论党的各种实际斗争的策略，尽可能地实行指导机关由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又强调集中，即一切问题一经党支部决定，任何同志只有服从决议执行工作，对于抗命不从的同志，要加以纪律制裁。

    针对红军基层连队党员文化素质偏低、组织观念淡薄的状况，《大纲》在指出基层党支部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基层党支部和每个党员的义务与权利，以及党支部的工作内容及流程，包括支委会、支部书记、党小组长及其成员的责任和作用，怎样召开支委会和在支委会上作报告，怎样开展党内批评，怎样发展党员，怎样进行宣传教育等，文字通俗易懂，可操作性强，对于如何实施基层党支部的领导，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大纲》针对前一段时间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思想路线的争论，以及部队中存在的影响党对军队领导的错误思想倾向，特别指出了应予纠正的11种错误观念及其必要性，其中有些源自毛泽东给林彪的复信（以下简称“复信”），如《大纲》所批判的否认党的领导和指导关系的“取消主义”，源自“复信”中“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222页。】部分，实际上是提出了关于应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问题；《大纲》中的“小团体观念”“偏于军事观点”等，也都是“复信”中提到的党内争论的焦点问题。还有一些则是《大纲》编写者在部队政治工作实践中发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这些此前从未见诸毛泽东的著作及文字材料，如：离开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的“机会主义”；放弃党内斗争的“和平观念”；忽视对工农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注重领导机关成分比例的“形式主义”；由农民意识均产主义发展而来的“平均主义”；对同志不敢批评，怕得罪人，只扫自家门前雪的错误“道德观念”；反映流氓无产阶级孤注一掷主张的“盲动主义”；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个人的命令的“命令主义”等。《大纲》更加全面地反映了红军党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不少内容和批判分析为五个月后毛泽东撰写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重要参考。

    如：《大纲》在分析影响党的领导和误解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时认为：有些“同志不懂得党的集权制，不懂得民主集中制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因此发生下级不执行上级党的决议”尾大不掉的趋势。它可以破坏无产阶级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使党趋于灭亡。古田会议决议采用了“极端民主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222页。】这一观点，并系统地提出了纠正的方法。

    《大纲》在对“平均主义”的错误观念进行分析时指出：“平均主义完全是农民意识，均产主义，觉得你有一件东西，我也应该有；你骑马，我也该同样的骑，完全不按事实的需要与革命的需要，只顽固的站到主观方面说话。这种绝对平均思想，是极端贻害的。”古田会议决议将这一错误观念概括为“绝对平均主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731页。】，并对其危害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同时指出了纠正的方法。

    《大纲》分析了否认党的领导的“取消主义”倾向以及认不清党的正确路线，畏惧党内斗争的“和平观念”，认为其发展结果，必然导致“否认党的组织系统的指导作用和工作关系”，“形成极端自由的无政府思想”。古田会议决议将这两种错误倾向归纳为“非组织观点”【《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730页。】，将其表现精准地概括为“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古田会议决议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并重申“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等有效的纠正方法。

    《大纲》指出了“不顾群众，不估量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只凭少数人的英雄气概，就轻举妄动起来”的“盲动主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62-63页。】倾向，以及对于群众斗争的危害，认为“这也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术，而是流氓无产阶级孤注一掷的拼命主义”，“和机会主义没有两样”。古田会议决议针对这一观念提出，“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并进一步指出：“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其纠正的方法是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735页。】。

    《大纲》批判了部队中存在的“只照顾自己范围内的一切，不顾及全般”的“小团体观念”；“对士兵的管理松懈，犯了纪律，都敷衍了事，不执行惩罚”；发现同志有错误，口里不讲出来，怕得罪人，“只扫自家门前雪”的所谓“忠义”等错误“道德观念”等。古田会议决议把上述错误观点归纳为“个人主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733页。】，进而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消极怠工等个人主义倾向的六种表现，在深入分析其思想根源及危害的基础上，逐一提出了解决的方法。

    《大纲》对红军中“偏于军事观点”的表现作出精辟的概括，即：“只谋军队的本身利益，不顾及群众的要求；只想扩大军队的组织，不顾及地方武装；只求军队的训练，不顾及发动群众工作；只管作战指挥，无论党及群众工作一点也不过问，甚至连军风纪的整顿也不理及。”这为古田会议决议从根本上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这一主要错误思想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古田会议决议将其准确定义为“单纯军事观点”【《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727页。】,指出其实质是把军事与政治相对立，进而作出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舍此，“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一正确指导人民军队建设的著名论断【《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6页。】。

    可以说，《大纲》是在我党我军现今可以查找到的资料中，最早把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运用于党员学习教育，并在结合部队实践基础上，丰富了毛泽东建军思想内容的一部重要文献。由于《大纲》很好地起到了宣传、丰富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作用，自然引起四个月后重新回到红四军前委的毛泽东的关注，并成为他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的重要参考材料，在决议中留下许多显而易见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