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纲》的编写和主导者

    《大纲》虽然署名是三纵队政治部，而且从印发至今已80多年，所有知情者都已辞世无从查询，但从我们已经掌握的文献史料综合分析看，编写者和主导者应该是谭政。

    其一，从能力水平上讲。谭政曾以优秀成绩毕业于驰名三湘、毛泽东曾就读过的湘乡东山学堂，毕业后当过老师，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后，先后担任过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书记、团宣传队分队长。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的首任秘书，红四军第31团党委秘书，中共第三纵队党委（简称“三纵委”）秘书等职，【《谭政自传》。】是红四军中出了名的笔杆子。特别是他在担任毛泽东秘书的一年多时间里，从搜集资料到誊写材料，耳濡目染，极大开阔了他认识问题的视野，学到了许多处理重要特别是理论方面问题的方法，对毛泽东建军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为他起草《大纲》奠定了较为扎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15年后的1944年4月，由他起草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军事科学院编：《谭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199—234页。】的报告（即著名的“谭政报告”），也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理论水平。而当时红军干部文化普遍偏低，许多还是文盲。从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字功底看，谭政应是三纵队执笔编写《大纲》的首要人选。

    其二，从职责范围上讲。作为中共红四军三纵委秘书，在蔡协民随毛泽东去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后，谭政实际上已承担起政治工作方面更多的组织领导职责。这样，在当时红四军党内争论引起部队思想混乱的情况下，及时纠正影响党的领导和部队稳定的错误思想倾向，组织全纵队党员干部进行整训，为这次整训编写学习教育材料，理所当然地成为谭政分内的工作。当然，这些肯定离不开伍中豪、蔡协民、罗荣桓等一贯坚持毛泽东建军思想的领导干部们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

    其三，从对待党内斗争的立场和态度上看。谭政自秋收起义以来，一直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宣传并贯彻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如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制，部队做群众工作，建设根据地，进行调查研究等。由于长时间受毛泽东及其建军思想的熏陶，他对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笃信不移，既是忠诚的宣传者，又是勇敢的捍卫者。他曾多次借用司马迁赞叹孔子的话来表达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由衷信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使他能够在红四军这场党内斗争中，与伍中豪、蔡协民、罗荣桓等人一道，始终站在支持毛泽东建军路线的立场上，即使在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后，也没有放弃对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坚持。正是这种政治品格和思想水平，决定了他能够在这种形势下建议组织党员集训，主动承担起《大纲》的编写重任。值得一提的是，红四军中不少领导干部坚持探究真理、勇于改正错误、不计个人恩怨的胸怀，也是《大纲》得以传播，以及谭政在1929年11月毛泽东尚未返回领导岗位时，就能调任红四军党委员会秘书长【《谭政自传》。】的重要原因。

    其四，从毛泽东对谭政的使用上看。谭政在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毛泽东听到红31团有“违反政策纪律，侵犯群众利益”的反映，就派谭政去调査。谭政很快摸清情况，并与31团党代表何挺颖、三营党代表罗荣桓等一起，及时进行了处理，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毛泽东对此很满意。后来，毛泽东出于培养的目的，让谭政到该团担任党委秘书，协助党代表抓政治工作。毛泽东重返红四军前委并着手筹备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时任党委员会秘书长的谭政，自然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在谭政为毛泽东起草大会决议案所准备的文件资料中，毛泽东通过这本《大纲》，加深了对谭政思想理论水平的认识。会后，毛泽东先是安排谭政任红四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也称宣传部部长）；1930年6月，第三纵队扩编为红12军，谭政又被提拔为红12军政治部主任【《谭政自传》。】。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亲自点名谭政担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并主持总政的日常工作，成为他当时抓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助手。

    其五，从《大纲》形成的过程看。《大纲》于1929年7月13日印发，而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地方指导工作是7月8日，这说明《大纲》在起草时，毛泽东还没有离开红四军前委，同时也说明三纵队党委宣传贯彻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的坚定立场和一贯性，没有因为毛泽东的离开，而产生过任何怀疑或放弃。相反，还加快了印发和组织学习贯彻的进度。《大纲》结尾处的“编者的话”指出：“希望讲阅《大纲》的诸同志联系自己的心得提出或增或减的意见，交三纵委，以便异日再版时修改成一极完美的《党员训练大纲》”【《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67页。】。其中，“交三纵委”“修改”这句话，也透露了谁是执笔编写者这一玄机，而这一修改任务之所以没有进行，我们认为原因无外乎两个：一是谭政四个月后调到了红四军机关工作，并协助毛泽东起草红四军九大文件，不可能继续完成三纵委《大纲》的修改工作；二是谭政离开后，三纵队尚没有与谭政水平相当的人把《大纲》修改得“极完美”。

    其六，从个人记忆来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谭政曾向军委领导提出，想出去走走，搞些调查研究，打算写写回忆录。在回忆到古田会议前后有关情况时，他曾谈道：当年在红四军三纵队曾经编写过一个学习材料，具体名称和内容想不起来了。但他很肯定地讲到：这个材料曾受到过毛主席的充分肯定，这一点自己记得很清楚。【谭泽代：《回忆我的父亲谭政》，《谭政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48—249页。】于是，谭政让秘书想办法査一查相关档案资料。可是，因为年代久远，加之说不清材料的标题和主要内容，档案部门无从查找，而古田会议前后第三纵队的历史资料又留存极少，所以始终没有找到相关的线索。《大纲》的发现，是对谭政记忆的最好印证。

    近年有学者在台湾“国史馆”收藏的《陈诚文库•石叟资料》中，也发现了这篇《大纲》以及一些我党我军档案馆所没有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资料。我们分析，《大纲》等文献应该是陈诚当年率领“围剿”军中路军攻入中央苏区所获的“战利品”。当初，他自以为可以从中找到红军生存发展的“秘诀”，但由于其阶级局限性，始终未能破解。直到十几年后，陈诚率军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作战惨遭失败，退居台湾。这时的陈诚，之所以将《大纲》等文献收进自己的文库之中，一方面是想炫耀自己曾经的“辉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毛泽东所缔造领导的共产党军队政治思想建设的重视和研究。

    《大纲》既有力地宣传了毛泽东建军思想，又结合部队实际对红军中党的建设进行了深入探索、总结和规范。其中一些内容不但被毛泽东吸收进古田会议决议，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为红四军九大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如果说谭政等人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应该是当之无愧的。经过80多年岁月的洗礼，这篇重见天日的历史文献愈显珍贵。它在客观上无疑起到了进一步丰富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毛泽东建军思想的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