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春暖花开。耒阳城东北四十里外的江头刘家祠，军号嘹亮，红旗招展。一支300多人的游击队换上崭新的新四军军装，在大队长李林、政委刘厚总的率领下，开赴灶市，乘坐火车前往安徽，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

    这是1938年春天的故事。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中共中央命令南方八省游击队，全部改编为新四军。湘南特委委员谷子元陪同湘南特委新任书记王涛来到耒阳盐沙乡天门仙，向中心县委书记谢竹峰传达中共关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指示。王涛、谢竹峰、贺英杰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到耒阳县城与代理县长陈必闻达成合作协议，当场释放关押的政治犯。随后，湘南特委通知活动在湖南宜章和广东乐昌坪石一带山区的湘南游击队第1大队，开赴耒阳与3大队集合，在江头刘家祠整训，一起开赴抗日前线。这两支队伍抵达安徽太平（甘棠）后，编入新四军特务营，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鲜为人知的是，当时活动在耒阳永兴边界的三大队，并没有全部北上抗日。有少数干部和游击队员违背党中央指示精神，搞自由主义，不肯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而是选择了继续留在耒阳、安仁、永兴边界打游击。这支队伍的领头人，就是第三大队分队长陈楚芳。陈楚芳是耒阳上架人，地主家庭出身，参加过湘南起义。起义主力军上井冈山后，他随同谷子元、谢竹峰、李振鹏等人留在湘南，坚持游击斗争。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陈楚芳无法理解党中央的意图，反对游击队编为国军序列。他与刘老太等人四处串联老游击队员，煽动他们不去新四军。一些不明真相的游击队员听信陈楚芳的话，留了下来继续在耒阳、安仁、永兴边界山区打游击。他们还在耒阳、永兴两县动员一些青年参加游击队，取名为湘粤赣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陈楚芳，政委王平。队伍很快发展到300人左右，下设4个分队。但经常在一起活动的只有一百多人。他们继续打土豪、向资本家派款，以此解决游击队的活动经费。

    这支游击队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是许传集。他多次到郴州，联系湘南特委。特委书记王涛以他们不执行党的决议、不参加抗日武装为由，拒不承认这个组织。这件事对游击队震动很大，形成了主张抗日和反对抗日两派。主张抗日的一派，以支部书记许传集和分队长曹子南为代表，坚持要留下打游击。反对抗日的一派，以支部委员李宝贵、李斜瓜为代表，主张北上抗日。两派争执得和激烈，后来到了刀枪相见的地步。大队长陈楚芳原本就是反对北上抗日，竟然找个理由，将李宝贵、李斜瓜枪毙了。面对陈楚芳的滥杀行为，政委王平根本无法阻止。不久，许传集和曹子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就在这时，刘厚总突然返回耒阳。原来，刘厚总加入新四军军部后，于1939年春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他无法适应既紧张又艰苦的学习生活，于是离开延安，回到耒阳，打算收编陈楚芳的队伍。但陈楚芳并不配合他。刘厚总无奈之下，只得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被任命为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后来，他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后，枪杀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投降了国民党，成为可耻的叛变。

    陈楚芳的这支游击队，有过两次比较大的军事行动。一次是1938年8月，他们袭击永兴县仁勇乡公所，杀了乡公所三个人，把三个班的乡丁全部缴枪。还有一次是1938年冬天，游击队攻打永兴县裕湘煤矿，一枪未放就缴了矿警队30多支抢，还把煤矿公司经理李宝渭抓去做人质，以借款为名勒索500块光洋。陈楚芳的手下李老太，一身武艺，作战勇猛，三四个人拢不得他的身子，矿警队的人都怕他。这次行动中，游击队没有伤人，没有破坏煤矿设备。他们还借机搞宣传，到处张贴“工人兄弟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等标语。

    游击队内部不团结，给了国民党反动派可乘之机。从1939年起，永兴县保安团围剿这支队伍，游击队处境很艰难。陈楚芳觉得前途渺茫，便带领十多个队员，去耒阳、永兴交界的上架桥，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当时，我大伯父朱显义是游击队的联络员，规劝陈楚芳不要投敌，建议一起北上抗日。陈楚芳勃然大怒，残忍地将朱显义杀害于石镜刘家坳。政委王平不得不带领留下的部分人，转移出去，谋取生存。当王平他们到达永兴县三口铺时，遇到了敌人，双方打了一场恶战。虽然打死了几个敌人，但这支队伍被打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