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16年9月27日电(正言)2016年9月13日上午九时,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6楼50号法庭,庄严肃静,呈显法律的威严。李戈诉史义军侵害其祖父——东北抗联四军军长李延禄将军名誉权一案正式开庭。 李戈说:“这一天终于等来了!”
今年一月,现年62岁的李戈女士怀着极大的义愤,向西城区人民法院是提交了民事诉状。起诉对外称昌平区摄影家协会理事、抗联史研究人史义军侵害祖父李延禄将军名誉权。李延禄是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担任军长)的革命老前辈。他在战争年代,为抵御日寇侵略,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建国后,为实现毛主席的嘱托,申请辞去副省长的行政职务,口述回忆,1979年,由著名作家骆宾基整理出版了《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四军的回忆》。史义军自2015年以来,以否定书中所回忆的1932年3月发生在黑龙江省宁安市的镜泊湖连环战,特别是首战墙缝战役为名,连篇累牍地在其《史义军博客》网站上发表大量侮辱、诽谤李延禄名誉的文章。对此,李戈无比气愤。在李家人与其沟通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史义军告上法庭。6月3日、7月19日,西城区法院先后召开两次庭前会议。原告李戈的代理人李刚、被告史义军及代理律师参加了会议。原被告双方交换了证据,并对对方所提证据进行质证。原告发表诉讼意见,被告进行答辩。就此,《北京晚报》于2016年7月28日以《八十四年的抗日“墙缝战斗战绩数字带来的——学术争论还是人身攻击?”》为题发表整版报道。
9月13日上午9时前,原告李戈和代理人李刚走进法庭,随着进入的有经审查批准的原告旁听人员,他们是:抗日将领周保中将军女儿周伟、李兆麟将军女儿张卓娅、王效明将军之子王民、抗联四军补充二团田宝贵烈士之孙田晓东。被告史义军和律师进入法庭。随着进入参加旁听人员有: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的女儿王同、学者展江等。原告证人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乡东大泡村原党支部书记李宗福、现党支部书记吴京君、镜泊湖连环战关家小铺阻击战牺牲的张宪廷连长外孙刁玉芳、《过去的年代》整理者、著作人、作家骆宾基女儿张小新;被告史义军的证人姜宝才、王化一在庭外等候。
法院组成以张达为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参加的合议庭。
上午9时,法官宣布开庭。
原告李戈宣读《民事起诉状》。她说,建国初期中国高级干部没有退休制度,祖父李延禄68岁时主动申请辞去行政职务,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著名作家骆宾基的帮助下,回忆整理东北抗联四军的战斗史。终于1979年出版《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回忆》,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留下了异常珍贵的史料。该书所回忆经历和组织指挥的重大战争事件:镜泊湖连环战(特别是墙缝首战),以及后人李丹钢、李刚为考证该回忆的真实性、可信性及在抗日战争史的地位所著的《中国抗日战争镜泊湖大捷之谜》(华文出版社2014年7月版),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然而,却遭到被告史义军的敌视和反对。自2015年以来,史义军将原告祖父东北抗联将领、李延禄当作“打假”对象,先后在其新浪《史义军博客》网站连篇累牍地发表近百篇“批”文,对李延禄将军本人和所组织指挥的镜泊湖连环战首战墙缝战役,大肆进行讽刺、挖苦、贬低、嘲笑,甚至是诋毁、谩骂和诬陷:
史义军说,“李延禄——抗联神话的制造者”。“在东北抗联的历史上,那些最不能打仗的将军都活了下来,而这些将军们也是歪曲历史的制造者,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就是典型的一位。”“关于镜泊湖连环战(李延禄回忆骆宾基整理《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四军的回忆》一书所叙),不是什么奇迹的问题了,而是史德的问题。如果靠吹牛逼宣传战果,来忽悠老百姓,只要有思想的人认真思考一下,就不会被其蒙骗”。“狭窄的墙缝能摆布开7,000人的日军吗?战斗中,那6个缝口是绞肉机吗?3,600——4,000人像猪一样等待700人屠杀吗?北京市有一个第五肉联厂,就在昌平沙河,离我居住的地方不远,我问过那里上班的工人,这个厂全是现代化的流水线,但杀猪必须是人工,1,000人10小时也不过宰杀3,000头。看来‘墙缝战斗’比杀猪还容易。”“这个大捷肯定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也是一个国际玩笑。这个大捷肯定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要让某些部门某些个人吃不了兜着走。”李延禄的《东北抗日联军四军介绍》,“没有一个数据是准确的,连靠谱都靠不上。”
“李丹钢、李刚两位先生自比侦探,为破解中国抗日战争镜泊湖大捷之谜可谓煞费了苦心,八年时间,为证明一件被李延禄放大了的战斗。”“700名刚刚放下锄头就上战场的东北农民凭着满腔的爱国热情,靠撇手榴弹,就消灭了3,500名训练有素的关东军,这简直就是本世纪的抗战笑话。”“这些专家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不愧为李白精神的传人,在历史研究上也充满了诗人的想象。”
“《中国抗日战争镜泊湖大捷之谜》一书其实就是一本‘满纸荒唐言’的小说。”“如果真如李延禄及其此书作者李丹钢、李刚所说,那李延禄及其李家这个红色家族就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中华民族还用得着抗战十五个年头吗?有网友甚至怀疑李延禄根本就没有指挥过镜泊湖连环战,所以他在《过去的年代》中的说法根本不可信。”
“满纸荒唐言的《中国抗日战争镜泊湖大捷之谜》:从003页到005页、满篇都是猜测,都是你们自己熬制的迷魂汤,你们不仅迷惑读者,其实你们连自己都被迷魂药迷惑了。”“李丹钢、李刚矛盾百出的侦探结论,只能让我们这些民间的草根更加怀疑你们研究的出发点不是站在国家民族利益上,而是为自己的家族涂脂抹粉。”
史义军说:“既然你们说这个所谓的大捷,是李延禄指挥的,当年他怎么不说,到了苏联也不说,到了上海也不说,到了延安也不说,等到1970年代知情人都死光了,他才说出来。要说被‘史尘深深掩埋了八十年,’不是别人,而是李延禄本人,什么‘大捷一直没有向世人正式公布,’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大捷,如果真有这个大捷,以李延禄的风格早就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了。”
史义军说:“王明和李延禄都在造假。”王明“显然是为了宣传而造假。而李延禄造假是为了什么,还用我多说吗?”“东北抗联第四军的故事有没有被淹没?有,是被一系列谎言淹没的。这一系列谎言,据说还影响到某些领导人的决策。军事科学院个别研究人员为这些谎言招摇呐喊,新华社也为这些抗战谎言插上了翅膀,一时间抗战谎言布满各大媒体。700人,消灭日军3,500人,何其伟哉!殊不知此战果与大跃进放卫星相关,其始作俑者(指李延禄)罪孽之大,必将千夫所指,为世人所不齿。”
以上种种,不一一列举。
被告史义军不仅自己实施了侵权行为,还利用其网站作为平台,转载佟常存、明琳、王锦思、张彦夫、瀚海存真(网名)等人质疑或涉嫌侵犯李延禄名誉权的文章,为自己的侵权行径“造势”,使其侵权问题更加严重,社会影响更加恶劣。
特别是在2015年党中央、全国人民隆重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重要时期,史义军利用网络对原告祖父李延禄进行人格侮辱和名誉损害,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抗日宣传工作的大局,其危害之大,是我们绝不能容忍的!
所有这些,都使李延禄将军的人格受到侮辱,名誉受到侵害。不仅使本人在天国里不得安息,也使其后代原告和整个家族感觉到一种不公正的社会压力和心理负担,精神上备受折磨,心灵上遭受重创。
为维护原告祖父李延禄人格尊严和崇高名誉,维护东北抗联将领的形象,维护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崇高地位,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8条、民法通则第101条、侵权责任法第15条等相关规定,将被告史义军诉至法院,请求公正审理、依法判决。
被告史义军进行了答辩。他主要说,是学术之争,700人对7000人,仅墙缝一战日军伤亡3600人不合理,甚至荒唐。其代理律师也进行了同样的辩护李戈代理人李刚指出,法庭不是历史研讨会。诉讼不是因为“700人对7000人”和“最少伤亡3,600人”的争论引起的。历史考证、学术研究,完全可以在平等状态下,双方心平气和地进行商榷。摆事实,讲道理,对不同看法,开展讨论、争论、甚至辩论。不能达成一致,则意见可以保留,以疑存疑。诉讼,是因史义军以尖损刻薄的语言,讽刺、挖苦、贬损、嘲笑,甚至侮辱、诽谤,严重侵害了李延禄将军的名誉,为宪法、民法所不容。
李刚说,是你史义军在所谓学术研究的幌子下,进行了侮辱与诽谤。并当庭特别引证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8月7日法发【1993】15号)第七:“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的,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第八:“文章反映的问题虽然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侵害的,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侵害的,应该定位侵害他人名誉权”。
法官传唤证人出庭。
原告证人、今年72岁的李宗福,是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乡东大泡村原党支部书记。他8岁来到东泡村,一生再未离开过。墙缝战地就在东泡村旁。他说,小时候,我和孩童伙伴常去墙缝,捡回不少刺刀、匕首,和其他不知名的物件,拿着玩。以后,乡民们陆续从墙缝战地捡到和挖出炮弹、子弹壳、弹药箱、军用壶等,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物件。多的两汽车也装不下。我从记事起就听村里的长辈人常常说起墙缝战役。特别是当年李延禄指挥墙缝战役时的通讯员李长发就和我家住邻居。李长发是镜泊湖有名的“炮手”,上山能打猎,下湖能捉鱼。李延禄32年决定在镜泊湖畔伏击日军天野旅团时,是他帮助选定墙缝战址。战役打响,他又是通讯员。补充团在给天野部队以重创撤出阵地后,又是李长发受李延禄指派,偷偷潜回墙缝,观察日军焚烧尸体、用飞机运送重伤病员等情况。他对我说,这一仗从天一冒红,打到下午两三点。日军死老鼻子啦,足有二、三千人!这话我牢牢记在心上。后来,我当了乡里小学老师,每年都带学生到墙缝战地凭吊墙缝战役牺牲的朴根重、左征等烈士。还有冒死带领日军进入墙缝伏击圈,遭到日军杀害的陈文起烈士。并请抗日老人李长发讲述墙缝战斗故事。这些都说明,墙缝战是李延禄指挥、在我们这真实发生的,不容否认。
被告史义军表示反对。
东大泡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吴京君拿着墙缝战史陈列室村民们捐献四十多件日军遗留物照片说:上一代人传下说,1932年3月,在“墙缝”发生一场抗日救国军伏击日军天野旅团的大战斗。20多年前,村民们曾将战场遗留下来的炮弹壳、枪刺、弹药壳、枪刺、弹药箱、炮筒等收集在一起,很多,两汽车也拉不完,后当废品卖了。现存的这些日军遗物是村民委员会征集村民捐献的。
被告史义军表示反对。此前,他曾在《史义军博客》中指责说:“1932年发生的战斗,中间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炼钢铁废铜烂铁恐怕早已捡净,居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还能够成汽车的捡废铁,可信吗?”并狂妄地指责说:“你们以为在旧货市场买几把破刺刀,造一份假证言盖上红戳就能欺骗世人吗?”“九九式7.7mm步枪是二战结束前以三八式6.5mm为基础改进发展的新一代军用制式步枪,1939年定型生产。“墙缝”战场出现九九步枪子弹说明了什么?”
被告代理律师质问说:“两卡车是什么时候当废品卖的?具体时间?”
吴京君说:58年我村才十几户几十口人,枪刺、炮弹壳埋在地里谁捡?九十年代陆续开发平整土地才挖出来的。大部分卖了,估计数量两汽车也拉不完。现在这些是村民捐献的。
原告代理李刚说:大量日军遗物说明曾发生了大型战斗,根据考察,只能是墙缝战役。至于发现九九步枪子弹,不奇怪。难道墙缝战地只能日军天野(旅团)去,就不兴“北野”(部队)也去吗?遗物需专家鉴定。轻率指责毫无意义。
吴京君还将村委会组织进行的墙缝战地测量报告送上法庭。
“墙缝”战地测量证明
1.从西山口——01号阵地——05号阵地全长约6.5华里; 2.由于地壳变迁,牡丹江河床淤积,上世纪30年代以来,地表面不断上涨,现测量“墙缝”05号阵地地平面距悬崖峭壁高度平均为20——30米左右; 3.“墙缝”悬崖峭壁下路面距牡丹江面10米多宽,而路和江面冬季相连均可通车行人,总加起来路宽约80——100米之间; 4.西山口至05号阵地,由于林深木密,加之苞米等农作物组成青纱帐,到底有多少缝隙,一时难以查清。但仅西山口至0号阵地间距约为60米左右,04——05号阵地间距约为40——50米左右。
特此证明
宁安市镜泊乡东大泡村村委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
李刚说,这份测量说明,镜泊湖墙缝战地,不但能容下7,000多人的天野日军,就是再多一倍也完全容得下!
镜泊湖连环战之关家小铺战牺牲的八连连长张宪廷外孙刁玉芳当庭出证。他先向法官提交毛主席签发的外公张永铭(字宪廷)的烈士证和照片,说:
“我外公张永铭(字宪廷)烈士,1899年出生在辽宁省岫岩县城南头张家园子。九•一八事变前,任东北军21旅660团二营8连连长职务。
1932年3月初,日军天野旅团进犯镜泊湖一带遭到了沉重的打击,3月19日李延禄得知20日日军将到达宁安县城。他直奔海林车站,在经过关家小铺时,就选定在那里作为设伏地点。他向原东北军21旅660团团长张治邦借兵。张团长派遣以张永铭(字宪廷)八连为主力的、九连、补充连一个营的兵力,前往关家小铺执行阻击任务。在海林火车站站长室,李延禄召集八连长张永铭等干部进行战斗部署。并给八连全体指战员佩戴抗日救国军臂章,接受张永铭(字宪廷)八连加入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战斗打响后,张永铭身先士卒、打退日军多次冲锋,日军遗弃一百零几具尸体仓惶逃窜。在战斗中,张永铭(字宪廷)英勇牺牲,年仅33岁。我外公没儿子、只有三个女儿、我是他的三女儿的儿子,我是张永铭(字宪廷)烈士的外孙。”
李刚问:你外公叫张宪廷吗?
是,刁玉芳答。
被告史义军和代理律师反对,说此证明与本案无关。
李刚认为,这正是史义军在博文中,以当年六六0团长张治邦称张永铭,李延禄称张宪廷;张治邦说,八连牺牲76人,李延禄说牺牲了以张宪廷连长为首的官兵一百零七名,内有九连战士八名等不同的细节问题,来贬损、嘲笑李延禄。
李延禄口述、骆宾基整理的《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四军的回忆》一书作家骆宾基的女儿张小新当庭作证。她说:李伯伯写回忆录,是因为五0年毛主席接见他时作了指示:东北抗联有成绩,有缺点,要写出来。写出来对党对人民有益处。我父亲是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作家。对李伯伯回忆作“整理,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的安排,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他听了李延禄将军的回忆,特别是对墙缝战役,深感震撼。怀着将这光荣战史永远留给历史的心情,从五九年开始,先后听过李伯伯六次口述回忆,跑了很多地方,做了大量调查,才写出书稿。是给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抗联四军的报告。当时只有3本,我父亲留一本、李延禄伯伯2本,其中一本送党中央毛主席,一本他自己留用。《报告》中关于墙缝战役,曾在一九五九年的《北方文学》发表过。一九七九年,才经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同意,改名《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四军的回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印了20万册。书出版后,有人指责说是文艺作品。父亲非常气愤。在李伯伯去世三年后的一九九八年,又重新改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四军的报告》,将“回忆”改成“报告”,直面驳斥了所谓“文艺作品”之说。这部书仅印了1,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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