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何（1911——1969）原名刘登瀛。湖北大悟县宣化店孙家小寨人。一九三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三十六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第二十五师七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第七十五团政治委员，红九军政治部裁判所所长，军政治部代组织部部长兼军法处处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政治处教育股股长，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延安炮兵学校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炮兵学校政治部主任、炮兵纵队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师政委，东北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政委、志愿军炮兵政委，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历任沈阳军区炮兵政委，解放军炮兵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毕业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9年4月在北京逝世。

    铁骨铮铮战河西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三十军、九军、五军共两万一千八百余人，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由于形势的变化，宁夏战役计划中止。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刘何时任红9军第25师75团政治委员。

    1937年2月，西路军红9军在屡遭失败后，被马家军围困在倪家营子地区。这是全军失败前的最后一次战斗——倪家营子战斗。恶战正在进行，马家军排山倒海地扑过来，守卫倪家营子西北小木桥的是红75团。说是团，那时还不如一个营的人多，满打满算，连伙夫、通信员、号兵在内只有200多人。团长牺牲了，副团长负伤了，刘何望了望被打退的敌人，将部队重新编为3个连，任命了连长、指导员。

    通往倪家营子的一条要道是一座木桥。“赶快加固工事，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决不让敌人从木桥上通过。”刘何指挥官兵挥揪垒坎。

    “快冲，共军快完蛋了，冲上去杀一个共军赏袁大头10块。”马家军的团长尖叫着。马家军本来强悍，一听赏钱更来了精神，一个个端着枪，挥舞着马刀，催马杀过来。战事又紧，红75团受到敌人猛烈火力的袭击。为了分散敌人正面进攻的火力，刘何带一个连队到木桥西南角牵制敌人，侧击由南面从小木桥上通过的马家军。刘何率战士刚到木桥西南一处土坎下卧倒，马家军就拥上来了。“投手榴弹！”刘何命令。“轰隆！轰隆！”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开。马家军退到20米处，准备再攻。“全连做好准备！”这时子弹已经很少了，主要靠手榴弹杀伤敌人，刘何立即同战士们拿出马尾手榴弹，当他拔出引信准备投掷时，敌人的一颗子弹“叭”地飞过来，从他的右耳朵后面打进去从左嘴角穿出。满嘴的牙齿除左边还留下几颗槽牙外，都打掉了。他顿时昏迷过去。“为刘政委报仇，狠狠地打！”张连长愤恨地大喊。

    马家军又一次被打退了。这时，师长韩东山来到小木桥边，看到刘何身负重伤不省人事，一挥手急喊：“担架。”两个临时征集来的壮年老乡，抬着一副用木头掍子绑起的担架跑过来，将刘何平放上去抬走。“慢。”韩东山师长拉住担架，从腰间解下一个小布口袋，拴在担架上，嘱咐抬担架的老乡说：“这是几十元银元，还有个金镏子。你俩路上好生照料刘政委，抬出去给他找大夫治伤。”两个抬担架的老乡点头应允，将刘何抬下火钱，向西北方面疾走。

    忠心耿耿回延安

    这一切刘何并不知道，他只知道一醒来身上发冷，听不到枪声，看不见一个人，伴随他的是荒野、沉寂、残月和狼嚎声。他的心儿一阵紧缩，冻麻木了的伤口突然苏醒过来，头疼钻心，身子颤抖。他想张嘴，嘴巴张不起来，嘴里塞着东西。他憋得难受，一个猛咳，从嘴里吐出了许多东西。他下意识地拿在手里用指头捻了捻，是打碎打落的牙齿。他摸了摸后耳根，虽然不流血，但肿得老高。他负伤了，他的记忆搜索着负伤的一幕，终于想起来了。但如何到了这个鬼地方，他怎么也想不起来。

    他决定去找部队。在下山途中，碰上两个负伤的战友，是红9军第27师的，便结伴而行。三人连滚带爬，天亮时分刚走到山角下，远远传来马的嘶鸣，他知道是敌人来搜山了，赶紧和伙伴们翻身钻进草丛中。敌人挥动马刀，在空中舞着，呼呼生风，留下一路尘埃过去了。刘何虚惊后感到肚饿。这时只有一位同伴的米袋中还有一把小米，仅仅是一小把。三个人便围坐在一起，数着小米粒儿分着吃了。这之后，为了活命，他们只能移开石头，掐石头压着的草茎充饥。

    刘何三人沿小路刚下到山沟，太阳便收敛了光芒，大风呼呼地刮起来，吹得人站立不稳，步履艰难。“刘政委，咱们到哪里去？”一同伴问。“找部队去。”“部队打散了。”刘何踌躇了一会，坚定地说：“上陕北找红军，找中共中央。”“陕北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路。”另一同伴为难。“不怕，我这里有一本地图。”刘何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他们借着晚霞判断方向。刘何三人摸索前行，走了两个多月。

    一天午后，刘何三人来到张掖东南的沙漠边儿上，他们不敢走大路，决定穿越沙漠。为了不至于在沙漠中饿死渴死，刘何让两个同伴在路旁等他，他到附近的村里找老乡讨饭要水。他刚走出二三里远，十几个民团团丁搜索过来，发现刘何的两个伙伴，一阵乱枪，将两人打死。刘何讨来几个糠窝窝和一小罐水返回，看到发生的事情，他含泪用黄沙掩埋了同伴，一个人又上了路，隐没到沙漠里。他走了一晚上，天明时分，便找了个沙坑躲起来。他听老乡说白天在沙漠里会热死的。不大功夫，太阳跳上天空，滚到头顶，热焰的照射，使沙坑像蒸笼一样，烘得他大汗淋漓，口干舌燥，气喘吁吁，五脏六腑直冒烟，他舍不得喝老乡送的一罐水，只抿了一口。过一会儿，实在忍受不住，又抿一口。这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第三天，刘何带的水没了。他把瓦罐打破，用舌头舔了舔，瓦片上没有水也没有凉意，有的只是热烫。水，他多么需要呀！他在全身上下寻找，忽然想起了尿。尿，哪能喝？管它哩，只要能活命，他拿出洋瓷碗，努力了一会儿，总算挤出来一些金黄浑浊的尿水。他喝了半碗尿水后，身体安然了一会儿，不过没过多久，又呼吸短促，拉起了风箱。这时，一只黄羊跑过，他眼前放亮，黄羊也是生命，也要喝水，跟着黄羊不就找到水么？于是，他便奋起身跟着黄羊跑。跑着跑着，他一头栽倒在沙漠里，耷拉着眼皮，张着大嘴，不省人事。过了一会儿，头脑清醒了些许，他不能这么死，求生的欲望使他赶忙掏出洋瓷碗，把地表滚烫的干沙刮开，用力往下挖，想从沙里挖出水来，挖呀挖，一直挖了一尺多深，虽然见不到水，但坑下面的沙子却凉润润的，挨上去倒也舒服。于是，他解开衣扣，用碗将凉丝丝的沙子倒在胸脯上，接着拂去旧的换上新的，一遍又一遍，一直坚持着。

    太阳缓缓地落入西边的山下，热烘烘的空气急剧变凉。随着一阵子凉风吹过来，刘何来了精神，又爬起来上了路。

    刘何走着走着，不知过了多久，隐隐约约看到了树。有树就有水。一想到水，他竟然飞跑起来了。不一会儿，他到了海子边，赶忙蹲下，用手捧着水，喝了几口不解气，索性把嘴伸进海子里像牛一样豪饮起来。刘何喝足了水，好不痛快。不料得不到治疗已经感染化脓的枪伤沾了水，细菌迅速繁殖，脓血在包裹的破布里跳动得厉害。天明时，他打开缠在脖子上的破布，用手摸着挤掉耳根后面的脓血，然后用唾沫往伤口上抹了抹，又继续朝东北方向走动漫。这一天，他终于走到古长城脚下。

    走出了沙漠，有了水喝，嘴里也多了唾液。他听老人们说唾液可以消肿解毒，就时不时地将唾沫往伤口上涂抹，伤口也慢慢消肿愈合了。他肚子饿，将驳壳枪和地图朝村外的土里一埋，便走到路旁村里讨饭，敲开一户院门，院里站着三个彪形大汉，不容分说，扑上来要搜身。一大汉将他的衣服脱得仅剩下一件破裤衩。兴许是因为跟前有大汉的女人，要不连裤衩也不让他剩下。三个大汉没有从刘何身上搜出什么东西，抱着刘何的衣裳进屋。刘何见气氛不对，赶忙撒开脚丫子跑出门。“快追！”三个大汉见刘何跑了，追出了院门、村口，叫喊着要抓活的。刘何听得身后呼声，情知不好，跑得更快。三个大汉见捉住刘何没了指望，就“叭叭”向刘何开枪。刘何几个蹿跳，跑得无影无踪了。到附近一处土坎下，刘何找出地图，辨明方向，赶快顺着古长城向东走去。途经十二墩，村民李泉山看他只穿着一条裤衩，十分可怜，就送给他一件老羊皮大衣和两葫芦水，让他穿越沙漠直奔黄河岸边。

    为了上延安找红军，找中共中央，刘何第二次过沙漠了。不过，这回过的沙漠是武威到中卫间的腾格里大沙漠的一角，时间、地点、感受都和头一回不同了，白天烘烤了一天，到了晚上，大风吹来，刮去了沙漠上储存的温暖，身体和沙砾迅速由热变凉再变冷。大风无阻无挡直往骨髓里钻，几乎把血液都冻成冰渣子。他蜷缩着身子，把半截老羊皮大衣裹得紧紧的，可手、脸、脚还冻得不行。最后他想了个法子，干脆盘腿坐在沙地上，度过了艰难的一夜。

    腾格里沙漠比头一回的沙漠好走多了，有驿道驿站，每隔五六十公里就有绿洲。绿洲上有水井，有以卖水为生的人家。他踏着驿道，或跟着骆驼商人，一天、两天、三天……终于走到黄河岸边，过了黄河，找到援西军，接着又到了延安。

    刘何回到延安后，中央组织部派科长李耀接待了他，与他进行了谈话，查看了他的伤情。他把枪掏出来交给李耀，证明自己没有被俘。李耀谈话、审查后，让他到中央医院好好疗伤。几天后，中组部作出刘何没有被俘、对革命坚定的结论。这时他的枪伤也收住口，好多了，组织便分配他到延安红军炮兵团教导队当教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