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新回忆作证说：“1984年八九月份，我陪同父亲去医院看望病中的李延禄伯伯。李伯伯问父亲：‘黑龙江党史编写组的同志未去找你吗？’父亲说：‘没找呵’。李伯伯说：‘他们找我了，说要写《四军史》。我让他们去找你，写四军史要以骆宾基的书《年代》为蓝本。’父亲答应了，并作准备。可是，直到父亲去世，党史编写组同志从来未找父亲核实过有关墙缝战役的情况。”

    被告史义军当庭发问：你父亲写《年代》都调查谁了？找了哪些人？

    被告代理律师也向张小新要名字、要具体调查日期。

    张小新未参加调查，怎么会知道？

    双方发生争执。法庭气氛顿时紧张。

    张小新十分激动。她破例拿出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骆宾基著的《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四军的报告》一书。翻到第二页，请被告看：

    这是一张十五人的合影照片，照片下有骆宾基写的说明：“1959年秋，李公延禄（右角之首）陪作者（骆宾基二排中坐者）在黑龙江宁安县“墙缝”战役遗址拍。作者之右为当年“炮手”李长发。李公延禄之后，为当年曾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任党内机密工作的关慈，1959年时任牡丹江林业局局长”。

    张小新气愤地对史义军说：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调查，这就是证人！

    史绷脸无言。

    法官将双方叫停。传张小新将书中照片送上一看。看后法官说，争论是非，等法庭审理后再定。

    被告史义军证人姜宝才出庭。他说，新闻采访中接触了原黑龙江党史研究室主任金宇钟。其采访过程做了录音录像，主要内容如下：

    姜宝才证言

    2015年8月5日12时至14:30分，就李延禄与四军的历史，尤其是“墙缝战斗”问题，我在哈尔滨采访了抗联史专家、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金宇钟先生。金宇钟说出了珍贵的历史往事，尤为谈到了当年与李延禄晚年纠正“墙缝战斗”敌方死亡人数的情况。

    金宇钟：......习近平同志讲，要全面系统地研究（抗战史）啊，应该实事求是。现在好多地方（研究者），不实事求是。历史学家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电视剧创作应该研究历史，当然可以虚构，应该以历史基本事实为依据。但现在好像是有些学者被电视剧拉着走，被外界的一些舆论拉着走。我前几年我参加了江桥战役学术研讨会，军事科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社科院都派人来了，一些全国著名学者也来了，大家都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有人说是在江桥战役中，马占山领导东北军消灭日本5，000多人。马占山上报的战报里面有5，000这个数字。我们历史学家不能说有根据就写，根据是不是实在啊！我是最后发言的，我说如果江桥战役消灭了5，000日军是一个大胜利战役的话，日军一共是6，000人，那剩下的就狼狈逃跑了吧？日军没有狼狈逃跑，而是继续扩大战果，占领齐齐哈尔，占领了北满。这样的研究，我看是很不实事求是的，现在不仅是江桥战役的问题......

    姜宝才：现在有一个，又有一个说法，现在各种报纸都在转，李丹钢、李刚等人的文章，他们写文章说墙缝之战，补充团700人以牺牲7人的代价，取得消灭日军3，500人的战果，并说敌人多是被手榴弹炸死的。这个报道非常多，上了新华社，还上了一些报纸。你怎样看待墙缝之战问题？

    金宇钟：李延禄过去写的《过去的年代》，说是历史书，也可以说是小说。那本书是骆宾基整理的。在《过去的年代》里边，提到“墙缝”战役消灭日本天野旅团主力2，000多人，骆宾基的书里面也这么写的。对此抗联老同志很有意见，认为李延禄那是瞎吹的。（对这段历史）谁有发言权呢？李荆璞原是五军一师师长，他曾与李延禄一起在宁安战斗过。李荆璞说：我们那时候根本没听说过有这么大的战斗，再一个呢，他也不是瞎说，实地考察了“墙缝”那个地方，哪能排开5000人的军队啊！别说几千人那样，就连几百人都不容易过去。“墙缝”（指的是）两个山中间的一个小道。当时省里提议去实地考察，我没亲自参加，派了马彦文、孔龚慧等三人去了，他们与牡丹江党史研究室、宁安党史研究室同志合作，到实地考察。他们考察一圈回来向我汇报说，“墙缝”战役打得还挺热闹。我问墙缝战斗共消灭多少敌人，他们回答也就是七、八十人吧。李延禄说的2000人数字和实际数字相差太大了，有点太虚夸了，太不实事求是了。我们当时在写四军军史，写好以后，准备去让李延禄看，当时写书的马彦文、孔龚慧不敢去那见李延禄，他们向我汇报，怎么办呢？我说，那就我去吧！我带着马彦文一块儿去了北京去见李延禄。

    姜宝才：这是哪一年的事？

    金宇钟：85年李延禄去世，书是86年出版的，他去世之前不久的事。我去采访李延禄之前，我们同志曾多次去采访李延禄。书稿的很多方面是根据他的回忆写出来的。我见到李延禄同志，跟他说：现在我们重新编抗联史，各军史重新写，四军史由马彦文同志、孔龚慧同志写出来了。虽然写出来了，他们却不敢给你送，怕你不高兴，今天我带着马彦文来了。我说，现在中央要求写历史要实事求是，不要有水分。过去我们可能是因为斗争需要，扩大一点战果，那是有情可原的......李延禄问：你们调查结果（墙缝战斗敌人死亡）多少人？我说八、九十人，他说差不多，“墙缝”战役消灭日本兵80多人，那是很大的战绩了。消灭八、九十人，很不简单，是一次大仗。我说，当时有人说，抗联没有消灭3000人的那么大的仗。李延禄说：“差不多，八、九十人，就八、九十人，我赞成实事求是，实际上，几千人的说法，不是我吹起来的。我（1937年）到共产国际汇报“墙缝战役”时，他们（共产国际的人）问，著名战役消灭日军多少人？我卯大劲说二三百人。他们反问说，这怎么是著名战役呢？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们搞的，他们把“墙缝”战役的战果给发出来了，（日军死亡）3000多人，后来都就这么宣传，就这么吹吧！”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延禄同志真是可敬的老头呀。中央专案组去，经过汪东兴批准，凡是涉及到抗联的资料都拿过来，李延禄那时是七十岁的老人了，他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造反派对他比较客气。凡是李延禄作证的所有材料，你看吧，李范五的材料也好，陈雷的也好，他都说赞扬的话，一句话也没说揭发或贬低他人的话。他这么高风亮节，我是很受感动的。

    听我们谈“墙缝”之战日军死亡人数，他这么一谅解，我也很高兴呀。过了二三个月，（他把事情）反映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了。我接电话，才听说李延禄给我写信了，给我写了热情洋溢的信，他说：你们真是辛苦了，把历史从头到尾地写出来了，我向你们表示感谢，好多内容重新做了改写。当时那部书（抗联史丛书）都没有序言。李延禄的来信，除了赞扬我们的那些话，都被我用在（四军军史）序言上了。那本书（四军军史）是李延禄完全赞同的。我把（信中）赞扬我的话去掉后，就当成了（四军军史）序言。

    姜宝才
    2016年5月20日 星期五 北京

    对姜宝才证言，原告李戈代理人李刚当场发问：金宇钟是干什么的？

    姜宝才：是原黑龙江省党史研究室主任。

    李刚：金宇钟和李延禄谈话，是组织行为、职务行为吗？

    姜宝才：是。

    可是，姜宝才并未提交黑龙江党史研究室关于金宇钟身份（职务）及和当年与李延禄谈话的证明、仅凭重大战争事件的两人“私自”谈话，法官能够采信吗？

    在提交法庭《控告意见书》中，李戈和代理人李刚对《姜宝才证言》进行了据理批驳：

    1、《证言》中关于李延禄和金宇钟的对话，是不是李延禄和金宇钟说的？所谓李延禄说“差不多，八、九十人，就八、九十人，......，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把‘墙缝’战役的战果给发出来了，（日军死亡）3，000人，后来就都这么宣传，就这么吹吧！”这些话，有李延禄录音吗？他签字按印认可吗？姜的《证言》，金宇钟为什么没签字？

    从录像看，他得过中风，且80多高龄，是否有完全的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李延禄已经去世，仅凭单方活着的人去证明去世人的事，怎么能有证信力？且当年是马彦文随金宇钟去的，他怎么没有出证？孤证不能定案！

    2、“证言”前后矛盾：

    金宇钟说，李延禄在逝世前不久他去北京见李延禄。李延禄是1985年6月18日去世的，“去世前不久”，应该不超过三个月，超过三个月即为“久”了。后边“过了二、三个月，（他把事情）反映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了。”正是李去世前，李已神志不清连话都不能说了，怎么能打电话和写信？信，实际上是1984年5月22日写的，1986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由金宇钟修改成“序言”，写的就是1984年5月22日。根本不是“去世前不久。”是去世前一年之久！显然，金宇钟和姜宝才在时间上打了马虎眼，作了假，偷换了时间概念。

    “好多内容重新作了改写”。李延禄的原信中并没有这样说，只是说看了“贵所这篇‘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历史资料！”这又是姜宝才和金宇钟“加上的。”

    “当时那部书（抗联史丛书）都没有序言。李延禄的来信，除了赞扬我们的那些话，都被我用在（四军军史）序言上了。那本书（四军军史）是李延禄完全赞同的。我把（信中）赞扬我的话去掉后，就当成了（四军军史）序言。”

    这正说明，1986年9月出版的四军史，并未经过李延禄审定，所谓的“序言”，并没有经过李延禄签字同意，怎么能说是“李延禄完全赞同”呢？显然是金宇钟“强加”的。

    按照法律规定，金宇钟那番话，李延禄到底说未说，仍在调查。但是，当事人由于客观环境的影响，前后说法可能不一致，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事实，就是镜泊湖墙缝战役是李延禄指挥、真实发生的抗日大捷！

    3、李延禄领导四军、李荆璞在五军，两人未“一起在宁安战斗过”，证人不“适格”。

    史义军搬出歪曲历史真相的所谓《姜宝才的证言》，更暴露其侮辱诽谤的手段卑劣，用心险恶。

    史义军证人王化一出庭作证。

    他自称是国民救国军全权代表梁之善之外孙，当庭出示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国民救国军、东北义勇军的抗日伟绩，不容否定！》，另一份是（《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的珍贵史料价值）。

    第一份，开头是“尊敬的法官：”接着，第一题《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是中国人民艰苦抗日的珍贵历史文献，不容诋毁、否定！其中，第一小题 1、猜测、想象、推定、臆断不是事实！不是证据！否定《血战史》，不是评史、鉴史！接着开始“批判”李丹钢、李刚所著《镜泊湖大捷之谜》一书；4、李延禄后人，究竟为什么要如此竭力地否定《血战史》？

    这哪里是“证言”？令人想起文革时期的大批判稿！

    接着，王学义竟然引证《血战史》，说李延禄不是救国军参谋长，姚振山指挥了墙缝战斗，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第二篇：《国民救国军血战史》的珍贵史料价值。该文说明该书仅“系根据军中日记编篡而成”。要问的是：是根据什么人的“军中日记”？仅根据“日记”就能写誌书吗？当年王德林就已经从东宁撤到苏联，又转道去上海等地，写《血战史》为什么不找他？难怪写的张冠李戴，重大战史失真失实。怎么能作为否定《年代》中“墙战”的依据？

    李戈和代理人李刚说，该《证言》是战史争议，与本案无关。

    法庭进入诉辩阶段。法官只给原被告每次10分钟发言。

    关于案件的诉因。被告和代理律师在法庭上，以及此前向新闻单位记者都说，是关于双方700人（救国军补充团）与7，000人（日军天野旅团）之战，日军伤亡3，600人是否属实的争论。

    李戈代理人李刚说，被告命题错误。镜泊湖墙缝战役不是700人对7，000人，实际上加上守护在西山阻击的戴风龄独立营300人，是1，000人对7，000人；而且，中外战史上，1，000人对7，000人并不罕见。中国远征军38师孙立人部第113团在缅甸仁安恙以不满一千兵力，击败七倍于我的日军七千人，救出七倍于我的共军七千人（另加传教士五百人），就是典型战例。

    被告对日军伤亡3，600人表述不准确。李延禄这一仗，“我们总计得到了被火烧会的枪筒残件一千五百余件，另外，还收索出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枪两千多支。据此，可见敌寇伤亡将近四千，最少也在三千六百人以上”。是利用枪支的基础事实，对日军伤亡人数所进行的推定，是迄今为止最准确、完整的表述。

    被告之所以被告上法庭，并不是上述战史之争论，而在于以侮辱、诽谤性语言，侵害李延禄将军的人格和尊严！这一点，不管被告如何千方百计企图逃避，终究是赖不掉的。

    李戈宣读民事诉状、李刚列举被告史义军在《史义军博客》网上发布的侵害李延禄将军名誉的种种言论时，被告断然否定。说有些话他根本没说。

    李刚当庭驳斥说，第一次6月3日“庭前会议”，就将你25篇侵权文章去公证机关作了法律公正，而且法官当庭讯问时，你当场承认，是你写的，怎么今天就变了呢？特别是，在李戈起诉你之后，你不仅不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接连发表讥讽、嘲笑、诬蔑李延禄的文章，对这些我们又进行了法律公证。说完，李刚当庭向法官递交了史义军第二批侵权文章的《公证书》。事实是，被告对原在《史义军博客》中发表的部分涉嫌侵权文章进行了内容删改，有的干脆予以删除；

    被告答辩说，有些文章并不是他写的，而是转载的。李戈、李刚当即驳斥说，问题在于你是在网上专栏：《网上留言欣赏》发布的，即是欣赏和支持的态度。

    《史义军博客》2015年5月22日10时9分12秒博文《网络上关于“墙缝战斗”的博文和留言欣赏》。该栏目以欣赏和支持的态度转载佟常存、明琳、王锦思、张彦夫、瀚海存真（网名）等人质疑镜泊湖连环战或涉嫌侵犯李延禄名誉等文章： 

    署名佟常存留言：“近读史义军先生就‘墙缝战斗’补充团消灭多少日本兵质疑《过去的年代》真实性博文，草民忍不住也想岔乎岔乎......草民只是个混吃等死的一老翁，只是把浏览网页当做混时光而已，就是说......草民把《过去的年代》当做小说之类的文艺作品来读，......作为历史的叙述者，你的（指李延禄）叙述至少应该靠谱，不能戏弄读者的常识”；

    署名“言泊远”：“唉，有这么能打的军队，还不把小鬼子吓回去了，岂敢在我国东北折腾十四年！”

    署名“五国城廖怀志”：“这场战斗好比农民收割高粱，这些日军都是赤手空拳的高粱杆，任凭农民去收割，高粱一排排倒下，农民们没什么危险。然而有7位农民却让高粱叶子抹了脖子失血过多而死”；

    署名“宁安党史研究室”：“按照这张图，墙缝该重修了，可以建个长城，天然的垛口，太神了！不知哪个‘明白人’做梦梦见的地形！”

    署名“桃温史话”：“只好呵呵了。700人打死7，000人？我真的知道浮夸风不怨毛主席。呵呵，新华社批抗日神剧也要检查自己的抗日神文”。

    请看，这些流氓、无赖式的腔调不是侮辱、诽谤，又是什么？

    试问被告：李延禄将军当年爬冰卧雪、枪林弹雨、舍生忘死带领抗联战士同日寇进行殊死战斗时，你在哪里？你的父辈在干些什么？你有脸面对为今天的好日子浴血奋斗的李延禄将军吗？

    李刚法庭上揭露被告史义军将刘英接待采访时说“那是李延禄瞎讲”（刘英与李延禄老同志之间的说话），将戴风龄营长后人纪福来回忆有关党史人员否定墙缝战役时说的“李延禄吹大牛”等贬义语言，在博客网络上，作为正面标题，加以渲染放大，广为传播，直接构成捏造事实、侮辱诽谤！

    李戈和代理人李刚认为，被告史义军不仅在墙缝战役重大史实上，对李延禄进行侮辱诽谤，还在所谓“细节”上大作文章，在人名、部队番号、不同领导之间不同说法、甚至弹药、汽车装载量等，都成为讥笑、贬损李延禄将军的种种“口实”或“话柄”。

    这里，仅举《控告书》中的一例予以揭露和批驳：

    被告史义军于2015年6月24日16时13分54秒在《史义军博客》标题《还想说说国际主义战士伊田助男》一文中，在例举了解放军出版社1980年11月第一版，1997年1月修订出版的《星火燎原》第四册李延禄的文章《伊田助男》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中共中央文件集》第十册，第774——775页王明《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两文后，质问说：“这份遗书（王明文载）的内容和李延禄回忆文章中伊田助男的遗书文本差别很大，李延禄遗书的落款是有名的，而王明文章中明确说遗书是不知道姓名的人写的；李延禄文章遗书时间是1933年3月30日，而王明文章中遗书的时间是1935年6月23日。时间相差两年多。而且遗书中关于子弹的数目也不一样，一个是6万粒，一个是10万粒。”“这里就出现问题了，是王明造假，还是李延禄造假”......“我在读郭肇庆先生在所著《魂系长白山——魏拯民传》时恍然大悟，原来王明和李延禄都在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