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尊岳(1975年)

陶尊岳近影(2016年)

陶尊岳与作者(2016年3月6日)

    2016年4月6日与4月15日，在杭州下城区朝晖六区寓所，我们二次登门拜访了抗战老兵陶尊岳先生。

    说到幸福的晚年时，老人不由笑了，说道：“你说得对，我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这两年来，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各级干部、企事业职工、各届群众，纷纷前来探望我。他们给我带来鲜花，给我挂上了红领巾，为我送来水果，还为我送上特制的小红帽，与我一起照相，给我送来‘抗战老兵’的锦旗、奖章等，尤其是党中央给我颁发了最高荣誉‘抗战胜利’勋章以后，过来探视我的人层出不穷。每到节假日，总有人过来，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党的关怀，作为一名普通抗战老兵，我感到无上的骄傲、幸福与荣幸！

    而今，虽说我没有亲生儿女，可是我有干儿子、干女儿、干孙儿女，每周都会有干儿女儿们自觉过来看望我，问寒问暖，帮我料理生活，他们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孩子们的一言一行，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人间真情的流露。

    我现在每个月有五千六百九十七元退休金（我的工龄是按建国前参加工作时标准计算），一年有十三个月的工资，可以说，吃穿不愁，生活无虑，身体健康，心情舒畅，过上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快乐晚年！”

    老人又说：“我衷心地感激党和各级人民政府对我的关心，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感谢党、政府，尤其是浙江省黄埔同学会对我的落实政策，让我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有人问我：“陶工，你年纪那么大（1926年出生），身体好，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

    我告诉他们说：“这么多年来，我一路走过了，跌宕起伏，一生都坚信三个‘乐’，即，‘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还有八个大字，‘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所以，我虽然上了年纪，生活仍能自理，早上出去散散步，赏赏花，看看风景，晚上在家看电视，仍能做那么多事，能说不幸福吗？”

    与日军打了最后一仗

    我们与老人聊着，聊着，不知不觉谈到了他的人生故事。

    老人说，我1926年生于浙江绍兴，“七七事变”时（1937），刚好进入省立绍兴中学（今绍兴一中）读书。但是，日本人打过来了，日军打过钱塘江以后，步步深入，直逼绍兴、诸暨等地。绍兴城无险可守，已经危在旦夕。

    我们学校被迫迁到缙云的壶镇。

    我的高中是在衢州省立临时第三中学（常山）毕业的。

    那年（1942），考进了浙江大学土木系。

    那些日子，浙江大学迁至贵州，不过，浙大在龙泉设有分校。

    虽则我在浙大仅仅读了不到一年的书，而且，时势艰难困苦，学校在战乱中经常迁移，在敌军炮火的威胁下，师生们到处流浪，边逃难，边读书。

    但是，那些日子，我们仍然学到了许多有用的知识。可以说，那些本领对我一生奋斗起到了举足轻重作用。

    不过，大敌当前，日寇步步紧逼，为了躲避战火，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同学们目睹河山破碎，家园荒疏，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

    大家颤沛流离，到处流浪，安宁的祖国大地已经没有一块地方可以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由此，同学们情绪昂，谁也不愿意当亡国奴！

    我与当时众多热血男儿一样，萌生了投笔从戎，报考军校，打日本人的念头。我将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了父亲，当家人听说我准备放弃学业，报考黄埔军校时，还特别来信加以鼓励，希望杀敌报国，凯旋归来！

    那年秋天（1942年），黄埔军校正好在金华招生。我放弃浙江大学的学业，报考了黄埔军校7分校。谈到军校的那段烽火岁月，陶老激动万分，说道，今天回忆起当年那些为国捐躯的同学与战友，不由感慨万千！

    我的那些同学，那些战友，一个个都是那么才华洋溢，那么英俊可爱。

    离开军校后，无数人默默无闻的消失在战场上了。而我却幸运地活到了今天，难道能说不幸福吗？

    1945年7月1日，我在黄埔军校步兵科（七分校十九期步兵科）毕业，上级我派到76军135师405团3营8连3排，当少尉见习排长。

    上战场仅一个多月时间，到了8月11日，我所在的部队就在宜昌与日军短兵相接，打过一场你死我活的硬仗。

    可以说，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由此，指挥部命令我军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击退来犯之敌。

    每当我想到那些枪林弹雨的岁月，总让我激动不已！

    谁又能料到，仅过了一个多星期（到了8月17日），消息传来，日本人投降了。全体官兵们闻讯，个个惊喜若狂，纷纷朝天鸣枪，庆贺胜利。

    接下来，我们带领着士兵去接受日军的缴械。

    我们将投降的日本部队押送到武汉集中，然后，移交给地方部队处置。

    一直到今天，回忆起那些烽火岁月，那些悲喜交集的日子，我都会很骄傲的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对日作战，我打了日本鬼子。

    我的这一生，为国家，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尽了一份微薄的力量！

    解放前夕率部起义

    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老家浙江，担任浙江省军管区司令部上尉参谋及国防部青年救国团钱江支队副支队长。

    多年来，我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深感不满，与许多进步人士有联系。我的这些思想经常在言谈中表露出来，引起了地下党的注意。

    在国民党军队撤离大陆前，党的金萧支队派人与我接上了关系。

    当时新四军浙东金萧支队敌工组请示了司令员蒋明达后，派共产党员孙毅（前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徐国定二人来做我的工作，他们劝我认清形势，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当时我是青救团钱江支队中校副支队长）。

    在大军接近杭州时，我接受了孙毅、徐国定的命令，在解放军进城前，维持地方秩序以及做策反工作，保护四大银行财产（中央、中国、农民、交通银行）。我动员策反了那四家银行的警卫队长胡沛霖与我一起起义，保护了银行财产。

    1949年5月3日，当解放军准备进城时，由我带领治安部队迎接大军入城（当时解放军是21军，军长是邓海青），我们将解放军带到民生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所在地。然后，我将部队与武器交给了军管会，并带他们顺利的接收四大银行。

    五十年代的遭遇

    接下来，杭州办了一个地下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后来，转到解放军华东地区政治部宣二团一大队学习交代问题，地点在江苏六安。

    1949年年底，受训人员拿了“起义人员证明书”回到杭州，我被安排在杭州市公安局情报科工作。后来，被任命为新生冰厂的副厂长。

    1951年4月，“镇压反革命运动”来了，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判了八年刑期。

    对我来说还算幸运，他们（领导上）看到我的档案，知道我在（进黄埔前）读过浙江大学土木系。由此，上级派我到省劳改局技术队做设计工作。

    实际上，我吃的苦头不多（虽是劳改犯，做的工作却是设计房屋）。我做的工作是建筑设计，那时国家的建筑政策是反浪费，房屋设计的目的是要“解决有无的问题，而不是好坏的问题”（将建筑费用降下来）。

    因此，在设计中我采取了一些新技术、新方法，将造价尽量减少。

    记得建设银行在惠民街造一幢宿舍，比方说，原来每平米要100元的费用，我设法将它降到了30元/平方。这个办法在建筑界有点影响，当时浙江日报还专门做了先进事迹介绍。由此，省高级法院给我减刑二年。

    到了1955年，国家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犯人也能维护权利了。

    1956年，我有“假定工资提成”八元，还有“技术补贴”十元，收入不错了（普通工人只有30元/月），而我吃饭不要钱，加起来居然有十八元的收入。

    那时，国家统一评定职称，我被评为“技术11级”（在狱中）。

    到了一九五七年，我被评为“劳改积极分子”，在57年4月，我提前二年释放。虽被释放，我必须仍留在劳改局建筑总队里工作，不过当时已经改名“钱江建筑公司设计队”。那时我已经不是犯人的身份了，而是建筑公司职工的待遇。原来我所在的劳改局设计队改名“钱江建筑公司设计队”了。

    接下来，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来了。原先我有87元工资（技术11级），减到了52元，后来，又降到46元，最后降到只有20元生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