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9日，在温州龙湾区沙城街道迎宾街，我们访问了抗战老兵项延年先生（图6）。老人身体硬朗，性情乐观，听说我们的到来，马上健步迎了出来，将大家引进了他的农家书屋，举目望去，书屋分左右二个部分，一部分为图书报刊阅览；另一部分，挂满楹联、诗词、绘画，琳琅满目，洋洋大观，令人叹为观止。同行的人告诉我们，这里仅是项老农家书屋的一部分，他的多数图书已经存放在沙城街道图书室（项氏宗祠）里了。

    不知不觉中，我与项老聊起了他的一生故事，他说，我1921年12月27日出生在温州永嘉县沙城镇的七甲村，父亲是个华侨，早年漂洋过海到日本打工，积了点钱，才能供我读书。

    老人所在的沙城，原是浙南濒海地区的一大片沙滩，为了防御倭寇的侵袭，先人在海岸上筑起了沙墙，“沙城”由此得名。随着岁月的推移，这里开辟成盐场。

    盐场以“灶”为单位，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间，官府实行“三灶至十灶为一甲”，下横路分设一至九甲，沙城镇辖四至八甲，官府将“甲”作为识别这个区域的符号。只是岁长年久，沙涨潮退，盐场渐渐消失。

    于是，先民将这片盐场开发成农田、村落，不复古貌。而“六甲、七甲、八甲”这样的名称却保留了下来。

    报考黄埔军校

    我们与项老聊天，谈到年青时的经历，他说，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制造“卢沟桥事变”；

    1938年，日军大举入侵，上海、南京等地大片国土相继沦陷。

    不久，日本军机也飞临温州城里轰炸了，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市民极为愤慨。为了躲避空难，城里装了防空警报，只要警报拉响，百姓四出疏散。

    学校也一样，师生听见警报声，立即停课，疏散到各地去躲避。

    日寇的魔影时刻笼罩在每个人心头，宁静的家园、平静的生活，自此消失。敌人的大举入侵，让我们不能平静地读书，生命与家园随时受到威胁，学校失去了往日的安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声荡漾在每个热血青年心头。

    1938年2月，温州招收“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同学们闻讯，踊跃报名，我也毫不迟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尽管我是独子，仍报名参加。与我同时被录取的男女青年有一百三十多人，经过六个月的严格训练，被分派到各个地方与部队。

    我与二十多名学员被分配在陆军107师政治部的宣传队工作。

    其时，107师正奉命赶往南昌参战，宣传队也随军上了前线。

    那时，我写了一首诗，题为《赴南昌抗日前线》，表达了心情：

    “寇深危急且忘家，蚱蜢千舟别永嘉；

    百万青年前线去，疆场喋血卫中华。”（1938年11月作）

    宣传队的主要工作是向战士与民众宣传抗战道理，刷写抗日标语，演唱抗日歌曲与表演抗战戏剧，以鼓舞人心与激励士气。

    南昌失守以后，部队转移到江西省铜鼓、万载，经过短暂的休整后，又开赴湖南浏阳、醴陵、汩罗、新市一带布防。

    接着，我们参加了第二次保卫长沙大会战。

    当年，大家情绪激昂，奋勇杀敌。面对着敌寇的凶恶残忍，面对着同胞的苦难遭遇，面对着战场上的失利，我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诗，曰：

    “抗日师团卫鄂湘，汩罗争战惨难忘；
    只因棋误三军挫，还使蛇吞四面狂；
    持久终将驱鬼子，齐心必定灭豺狼；
    存亡生死关头别，敌忾同仇拼一场。”（1939年作）

    1940年，奉上级指示，我所在的宣传队解散。

    部队将宣传队的十几个人送到湖南武冈县山门军校（黄埔军校二分校总部）受训，由此，我成为黄埔军校二分校十七期的学员。

    众人登临南岳衡山，举目望去，河山壮丽，草木依旧，却面临着日寇铁蹄的步步紧逼。想到国家进入多事之秋，沪杭相继沦陷，湘汉之战，前景难卜。学员们渴望在此武冈军校集训后，指挥部能运筹帷幄，扭转乾坤，将日寇驱逐于国土之外。大家决心献身民族，与侵略者决一死战。

    此时此刻，我百感交集，写下了《登南岳衡山感赋》，曰：

    “烽烟南岳偶登临，仰望融峰插太清；
    忆昔沪杭兵有失，感今湘汉势难赢；
    但求帷幄运筹妥，且鼓豪情仗剑行；
    莫道年青刚血性，愿捐一介搏长鲸。”（1940年夏作）

    记得分校总部设在武冈县的一个寺院内，有祠堂、宗庙，建筑宏伟。我们将这些庙堂建筑稍加修理，便成了校舍。不久，举行了新兵入伍仪式，分校主任李明灏、教育处长李亚芬分别在仪式上讲话，并宣读了新生入伍纪律。

    李主任说，学员在武冈县军校必须接受六个月严格军事训练，考试合格才能升入学生队，希望大家努力再努力，学会本领，杀敌报国。

    1942年，我在军校毕业，成绩优秀，被留下担任教官（区队副）。

    接下来，我们接受了下一期（黄埔十八期）学员的训练任务。

    在军校担任教官的那些年，学员除了学习基本的军事知识与操练以外，主要训练内容是针对日军空中优势的“地对空”战术（防空高射炮技术），以及如何对付日寇地面占优势力量坦克部队的平射炮的作战技术。

    经过六个月的紧张训练，大多数同学被派到缅甸远征军去服役了。

    临行时，我们为学员送行。

    会上，我们祝愿同学们上了战场，奋勇杀敌，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将日寇驱逐于国门之外。可惜的是，那些非常优秀可爱的学员，离开军校后，开始偶尔收到一、二封来信，尔后，便杳无音讯了。

    感慨之余，我又写道：“一旦分离隔万重，最怜灯下忆初衷；

    永修河水南昌月，映照殇魂梦里逢。”（1942年作）

    抗战快要结束时，我父亲病重，于是，我回到了温州，先在一家学校代课了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我参加了浙江保安师团温州支队，成为上尉连长。

    1949年，解放军接近温州时，我所在的部队宣布起义。

    解放后，我们这些人就被遣散了。

    在七甲小学教书

    由此，回到老家瓯海县沙城镇的七甲村，在七甲小学教书。

    不久（1950），上级要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集中学习，改造思想，洗脑筋，于是，我参加了学习班。在集中学习时，我交代了所有历史问题，因为表现优秀，被选为“学习积极分子”。

    接下来，我们参加了土改宣传队。因为抗战时我接受过文宣培训，参加过抗日宣传队工作，对于“土改宣传”有点办法。队里的许多事由我操办，况且，我会唱歌、唱戏（京剧），宣传土改政策可说得心应手。

    1951年时，针对乡村学校师资的文化水平较低，上级决定让全区（永强区）在职老师到“永中”（永强中学）去培训。那时高质量的乡村教师不多，由此，我虽在永中学习，其实，还当了大家的语文教师。

    1950年代，七甲小学有一、二十名教师，二、三百个学生，分为五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我经常被指派上公开课，全区老师都来旁听、观摩，成为学校的社交主任（负责学校与社会的联系）。

    不过，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有历史问题（当过国民党军官）。在教书时，工作谨慎，小心翼翼，为人友善，在师生家长中，有口皆碑。

    押送到青海劳改

    1957年反右运动后，接下来，学校又进行了一次“肃清反革命运动”。

    人家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我争辩说：“如果你们说我是‘历史反革命’，我承认，因为我在黄埔军校读过书，当过国民党军官（上尉连长）。但是，我的问题已经交代清楚了。说我是‘现行反革命’，我不能接受，没有的事，如果有，请拿出证据来。”

    他们说，你与XXX、XXX（被镇压）有联系，你们在一起搞反革命活动。

    我说：“是的，这二个人是我的军校同学，我们同是温州人，大家认识。但是，我与他们没有联系，怎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呢？”

    他们批斗我，说道：“你必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这样做，就是‘抗拒’！不允许我申辩，如果我说话，就是‘反动’，就要‘抗拒从严’，可以判死刑！”

    那些日子，真是百口莫辩，就这样，我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被判处十五年刑期，押送青海劳动改造。

    1958年深秋的一个凌晨，由临平监狱起程，在荷枪实弹士兵的押解下，登车西去，前往青海，前景难卜，当时悲愤交加，写了首诗，曰：

    “荷枪实弹送，噤默出牢间；
    鱼贯登西站，囚车列北关；
    晨烟瞑廓邑，冷月惨山湾；
    一步一愁色，欲归惟梦还。（1958年秋作）

    我有五个孩子，老大只有十四岁，被押送青海劳改后，乡里对我的妻子还算照顾，让她养猪去了。妻子靠养猪收入，一个人，将几个小孩拉扯大的。

    那年（1958）老大项学海刚好读到初二，因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父亲，被迫辍学，回家种地，后来，烧砖做瓦，今已七十多岁，在沙城开了一家杂货店。

    二儿子项有礼，没有读过书，原来务农，今开了一家小店（阀门零件店）。至于说大女儿项珠香，初小文化。

    我的二女儿叫项联珠，也是个文盲。

    三年自然灾害时，一家几口人实在活不下去，百般无奈之下，妻子只好忍痛将小儿子（项有勤）送人了。

    多年以来，我没有尽一个父亲的责任，更没有尽一个丈夫的义务。

    这个家全靠妻子一个人支撑下来，千辛万苦将儿女拉扯成人。

    此事让我一生都对妻子怀有深深的感激与愧疚之情！

    “断肠人在天涯”

    在青海劳改农场里，我日夜思念远在七甲的妻儿老小，想到自己受到的冤屈，写过一首诗，题为《忆小儿女》，抒发当年的心情，曰：

    “发为思亲白，泪因冤屈枯；
    尔曹离父幼，知我断肠无？
    床头辗转梦难成，偶一眯眼又睁开；
    长夜思亲愁不寐，矇眬入睡偏天明。”（1959年作）

    到了一九六一年（三年自然灾害时），农场的许多劳改犯粮食不够吃（当年农场分甲、乙、丙三种劳力，甲等一天/一斤面粉，乙等一天/八两，丙等一天/六两），丙等一般是指老弱病残者。人们填不饱肚皮，只能吃树皮野菜才能生存下来，常有人饿死（老弱病残者），他们的尸体就被草草埋葬在荒草堆里。

    那些日子，劳改犯的生命如同风烛残影一样，随时可以霎间消失，我们不知什么药方可以医治“饥饿病”。在狱中，偷偷写了一首诗，略见一斑：

    “两载牢房卧病时，千方服药不医饥；
    常闻瘐死悄安置，惯见荒郊乱葬尸；
    堪叹身同灯火灭，嗟乎命似露瞻吹；
    树皮野菜充空腹，岁月难挨枕上悲。”（1961年作）

    1961年，囚犯们听说政府对受刑人有特赦令，又惊又喜，焦急地期盼着，渴望能逢赦回乡。未料，竟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失落之余，我写了首诗：

    “狱中孤寂使人悲，颁罢赦书仍未施；
    万里关山离故土，一监汉藏作新知；
    寒天青海光阴促，雪野穹庐物色奇；
    阶下囚徒空滴泪，谁怜异已两鬓衰。”（1961年作）

    终于熬到了1969年（15年刑期满了）。

    但是，服刑人仍不能回家，必须留在青海继读劳动。

    因为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间，他们说，你们是牛鬼蛇神，抓都来不及，还让回去！于是，我们只能继续留在农场里劳动，开荒种地。

    我们在劳改农场围墙外面自己造了一些土屋居住。不过，刑满后，虽然继续在劳改农场，但是发给工资，青海工资比南方略高点，有四十块薪水一个月。

    返回故乡七甲

    到了1979年11月（改革开放后），我被释放回家，算起来，在青海总共呆了二十多年。从青海迁归的路上，坐火车需要三天三夜才能到温州。此时，归心似箭，回忆起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恍若一场梦。虽说两鬓添霜，泪不成泣。

    不过，想到即将见到年迈的母亲，久别的妻儿骨肉，故土的山水乡亲，不由悲喜交加，情难自控，做了一首小诗，聊表心情，曰：

    “海曲西宁青石湾，风驰电掣万寻山；
    廿年蹲狱犹如梦,一旦醒来须发斑;
    日月山高情切发，瓯江水远泪潸潸；
    穷乡僻壤田园静，土墙泥房牛马闲；
    滚滚黄沙塘格木，离离碧草玉门关；
    行程屈指四千里，昼夜奔腾三宿还；
    车速频催乌兔走，归思直上白云间；
    老娘悉解妻儿乐，骨肉重逢露笑颜。”（1979年11月作）

    回到瓯海县（今瓯海区）沙城七甲村，河山依旧，乡音不改，昔日尚未成年的儿女已经拖儿带女了，旧友过来探视，甜酸苦辣，百感交集，不由吟诗一首：

    “塞外归来客，劫余形色惨；
    故人来暗问，促膝夜攀谈；
    枷锁生涯蝴蝶梦，琵琶声泪湿青衫；
    唏嘘复唏嘘，感慨再而三；
    万里生还天照顾，廿年囚禁竟回南。”（1983年作）

    重操教职

    当时，七甲小学正缺教师，师资水平较低（文革时大中专院校停止招生），甚或，有不识字老师（仅因生活困难“照顾”当教师者）。

    乡民都知道，我在县城读过书，黄埔军校毕业，当过教官及学校老师，他们承诺让我回乡在村小教书。到了七甲村，情况又变了，校方对我说：“现在学校教师的名额已满了，你当代课老师罢。”

    他们说，你已经年满六十岁了，不能复职，只能给予居民户口，公家供给粮食一份和公费医疗的退休待遇，作了“退职处理”。

    可是，退职金低微，不能维持生计，由此，我只得到各个小学代课谋生，这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走上讲台，虽说只是一名代课老师，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写了首小诗，曰：

    “锋镝狱冤随幕过，平生坎坷感伤多；
    救亡投笔兴邦国，抗日参军战倭寇；
    弹雨枪林三进出，课堂野练一严苛；
    鬓霜六十应无悔，几度凉炎仍放歌。”（1980年作）

    虽说我这个代课教师只是临时性的，但是，师生与家长对我反映不错，经常是这个学期代完这个学校的课，下个学期又到另一个学校去代课。

    在七甲一带已小有名气，我在五所小学教过书。

    “落实政策”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我看到了前途。我始终不渝地坚信，党和政府一定会还给我一个清白，为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昭雪。

    于是，我走上了申诉平反之路。

    我向各级政府、法院上访、上诉，我说：“如果你们说我是‘历史反革命’，我没话说。但是，当年我全都交代过了，不是说‘革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吗？怎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呢？我没有任何‘现行反革命’活动。”

    开始时，虽几经反复申诉，仍然不果而回，愤慨之余，写了首诗《屡申平反冤错受阻》，聊以自慰，曰：

    “何必吹牛入幼乡，苍生尺度腹中量；
    目空挑剔汉唐短，世乱横行江闯长；
    《通鉴》新增文武屈，《党章》重改救星殃；
    英雄无例国穷白，枯骨堆前名愧扬。”(1983年作)

    1984年，法院经过核查，宣布给我平反，恢复教职。

    记得第一次每月的基本工资是三十五元。

    我说：“那么多年在劳改农场服役，以前的工资怎办？”

    他们说，现在国家经济困难，平反的人太多，等以后好转了再说。

    不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能够平反，已经谢天谢地了！

    加入黄埔同学会

    瓯海县（今瓯海区）人民法院给我平反后，落实政策在县人民政府教育科。由此，我有了退休金，吃也吃饱了，穿也穿暖了，生活也安定下来了。

    自此以后，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可说苦尽甘来，有了一个真正的幸福晚年！

    这些年来，我在家里读书，打理自己的书屋。

    1986年，瓯海县（今瓯海区）黄埔同学会筹备组成立。有一天，一个黄埔同学跑来找我，见了面，佯装不认识，问道：“你就是项延年吗？”

    虽说隔了几十年没有见面，可是，我一眼就认出了，说道：“你不认识我，我一看就知道，你就是夏春华！”

    自此以后，在黄埔同学会里，我遇到了不少老同学。

    有位同学叫孙润雨，乐清人，那些年，他以绘画书法自娱，与我很投缘，我写了一首小诗送他，曰：

    “空谷佳音诗足珍，悠闲自得返天真；
    八旬应见鬓毛白，鹤发童颜不老身。
    才情横溢薄云天，书画崇徐仰古贤；
    醉卧沙场今耄耆，沧桑历尽庆团圆。”（1986年作）

    在黄埔同学会里，我撰写回忆录，赋诗作词，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以及所见所闻写下了来，这些文章发表在《瓯海县文史资料》、《龙湾诗词》（温州龙湾区诗词学会的会刊）、《夕阳梦》（温州经济开发区文教体刊物）及其他刊物上。媒体也不断过来采访，请我讲述抗战时期及一生跌宕起伏的故事。

    我自小喜爱文学，酷爱诗词，写诗、作文，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2002年，我参加了温州市龙湾诗词学会与龙湾农民诗社。

    次年（2003），我写了首诗，既颂扬了改革开放政策的丰硕成果，也表达了自己愉悦的心情与晚年的幸福生活：

    “泉山峰峻峭瓯潮涌，结社龙湾采国风；
    冬夏循环苗茁壮，诗词创作果盈丰；
    骋怀共唱抗非曲，放眼欣观改革功；
    雅致浓浓飞彩笔，生机勃勃耀罗乐。
    寒来暑往育诗苗，得赖群贤勤灌浇；
    高唱唐音扬国粹，长吟词曲集民谣；
    修辞觅句追先辈，戛情万种赞今朝。（2003年10月31日作）

    这些年来，我写了二本书，《九十一生诗文录》以及《九十一生诗文录（续）》，自费印刷，将自己这些年来写的诗词以及在抗战时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

    与此同时，我总结了自己从教多年的经验，聚篇成册，积沙成塔，留给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