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丕盛与作者

    2016年3月28日下午，我们在温州市中心信河街一幢公寓大楼的十五层，符丕盛先生寓所，一个俯瞰城区的景观房内，访问了这位颇为儒雅的黄埔老人。

    我的青少年与黄埔军校

    符先生不仅和蔼可亲，而且，十分健谈，我们一聊就是三个多小时，仍觉意犹未尽。他说，我1925年生于沈阳，父亲是一个搬运工人，自小家里生活比较苦，可以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因为穷，一直到十一岁才进入小学。

    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

    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当时东北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搞了一个“大东亚共荣圈”，我在小学接受的是日式教育，学的是日语。

    后来，我们全家搬到熊岳城（在沈阳南）。不过，到了五年级，家里生活困难，不得不辍学，到抚顺一家小药店当学徒。

    当年，东北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居民分为三等，最上等的是日本人，其次是韩国人（大家叫他们“二鬼子”、“高丽棒子”）；第三等，才轮我们这些东北人。所以，大家觉得日本人很坏，耀武扬威，无缘无故的欺负中国人，经常跑到药店里来买东西，却不付钱。

    那些年，我一边在药铺做工，一边自学文化知识。

    抗战胜利以后，我决定继续求学，一个人跑到沈阳报考高中。

    随即，进入沈阳国立第三中学读书，只读了一年多，时至1947年，黄埔陆军军校在东北招生。此时，大批国军进驻沈阳。在马路上，我看到军人穿着漂亮的制服，一律美式装备，十分神气。由此，萌生了报考军校的念头，一考就上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22期）。进入军校后，我们由教官带领，先坐火车到葫芦岛，然后，乘船到上海，再辗转到成都双流的军校所在地。

    六个月军训结束以后，学员们转到成都军校本部继续读书。

    本来，黄埔军校招生广告写着的是四年学制，可是只读了二年，到了1949年，形势变了，国民党军在前线节节败退，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

    因此，军校提前毕业（只读了二年左右），学校派我们（四人）到衢州的军队报到。当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一溃千里，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岁月，交通非常不便。从成都到衢州没有交通工具，我们（四个学员）只好徒步前往衢州，不过，刚走到了江西境内，大军南下，已经解放了。

    由此，衢州也就不用去了。我想，还年轻，多读点书。当时我的哥哥在北平做事，有点办法，于是，我一个人就跑到北平去找哥哥。

    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读书

    我跑到北平哥哥的家里，报考了辅仁大学（以下称“辅大”）的教育系，那时读大学不仅不要钱，还有生活费。我们在辅大只读了三年，到了1952年，国家对全国的大专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辅大的一些院系调整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称“北师大”）。于是，我又在北师大继续读书。

    在学校的一次“忠诚老实”运动中，我将自己在黄埔军校的那段历史问题交代得一清二楚。领导调查了以后，鼓励我说：“你的问题，我们都查清了，只是‘一般政历（政治历史）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还年青，今后好好干。”

    可以说，当年学校对我很重视（图1）。

1符丕盛年青时

    1953年，我们在北师大教育系本科毕业。那时国家教育部有苏联顾问，搞的是全套苏式教学方法。北师大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办了一个研究生院。每个系推荐四名学生继续深造，读研究生课程。

    我与刘好兰(后成为我的妻子)同时被校方推为研究生。因此，又读了二年的研究生课程。到了1955年，我们在研究生院毕业(图2)。

2北师大毕业照（1953）

    我的爱人，刘好兰，既是我在北师大本科的同学，也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同学，比我小五岁。毕业以后，我们俩在天津结婚（图3）。

3符丕盛结婚照

    当年，学校将我们一起分配到上海师范学院（下称“上师院”）工作。

    为此，我们夫妻一起来到上师院报到。

    虽说我们俩人只是刚毕业的普通讲师，但是上海生活条件比较好，初到上师院，学校就给我们分配了一套住房，有二个卧室，还有客厅、卫生设备，一个小间供保姆住。我的大女儿就是在上海出生的。

    不过，我们在上师院只教了三年书，教的是“教育心理学”。

    1957年反右运动时，我非常幸运。那天学校开“鸣放会”，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系领导通知我去开会，碰巧的是，那天晚上，我突然得了急性病，肚子痛得不得了，连路都走不动。

    于是，只好向上级请假，总算逃过一劫！

    我在温州师范学院工作

    到了1958年，组织上决定将我们夫妻调到了温州师范学院（以下称“温师院”）工作。温师院，即，1956年成立的“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只是一个初级师范学校。到了1958年，领导上决定将“师专”升格为师范学院，但是作为一所大学，校方感到师资不足，他们向上级要人。由此，上海师范学院领导决定将一些有经验的教师调到温师院工作，我们夫妻俩人名列其中。

    当年的温州，地处偏僻，去温州交通非常不方便，从外地到温州只有水路较为通畅，由此，我们购买了八月底从上海开往温州的船票，准备九月一日开学前赶到学校报到。未料，开船的那天，海上刮起了台风，轮船停运（上海到温州的客轮每周只有一个航班），我们只好等下个星期的那个班轮了。

    这样一来，等我们到了学校，已经迟了整整一个星期。让人意外的是，温师院也不在乎我们的迟到，因为那些日子，温师院没有上课，全校师生“大炼钢铁”（时值“大跃进运动”）。

    在温师院报到后，学校先让我们上山搞木炭，再用旧钢铁、小高炉进行大炼钢铁。那些小高炉就设在温师院的校园内。

    与此同时，我将一家老小（我的父母及二个女儿）全搬迁到了温州。

    领导对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教师非常客气，刚到校时，学校没有教师宿舍，将我们安排大礼堂楼上的化妆室住，条件不怎么样，与上海师大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温师院看来，对我们一家人已经相当优待了。

    每周除了八节大课外，我还兼一些行政职务，诸如，实习办公室副主任等。

    那些年，温师院教师少，工作多，事务杂，教师并不单纯教书，每个人都兼差各种各样的行政事务。

    1960年，有一次上级派我到杭州开会。

    会上批判了杭州大学陈立教授的心理学理论。实际上，从那次杭州会议回来以后，温师院的心理学课程，无影之中也就撤消了。

    此时，毛主席号召学校大办工厂（校办工厂）。

    我这个心理学教师被派到校办工厂工作。学校办了几家工厂，诸如，机械厂生产测量仪及一些教学工具，我负责为校办工厂采购材料的任务。

    时至1963年，温州地区原有的六所大专院校（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一下子撤掉了四个，只保留了二所，即，医学院与我所在的温师院。

    到了1964年，温师院也撤消了，不再对外招生，改称“温州教研函授站”（以下称“教函站”），主要工作是培训在职教师以及对地区农中的教研工作。

    那些年，在市教办领导下，温师院的教师们上山下乡，许多教师被派到各个县去做调研。各地办了不少“农业中学”（以下称“农中”），上级就派我们（教函站的人）到下面去了解各地农中的情况，然后，写出报告，向上级汇报。

    我们到了温州地区下属的各县，大家成为市教委派下来的干部，住在农民家里，在老乡家搭伙，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

    但是，每个农中只住二至三天，接下来，又到下一个农中做调研。由此，我们在温州各个县城跑了不少地方，也长了许多实践知识。

    在教函站干了几年，文化大革命来了（1966年）。

    大家参加文革，虽然工资照拿，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记得有一次，学校对校办工厂进行清查，调查厂负责人的贪污问题。

    在批判会上，一个当事人说：“对你老符，我们没时间处理，把问题‘挂’起来，对李某、施某，留校反省。我女儿的温州话不怎么样，听了，误以为将我‘吊’起来，哭得很伤心！”

    其实，所谓“挂”起来，就是在运动中，组织上要审查我的历史问题，向组织上交代问题，不给工作，也不能回家。

    后来，他们查来查去，查不出什么事情，因为我在黄埔的那些事，早年就已经交代的一清二楚了。于是，又将我放了回来，继续在校办工厂做事。

    文革后（1978），全国恢复高考，温师院也同时复校，开始招收新生了。

    全省各个师范院校的“心理学课程”作为各系的公共课程亦同时恢复。

    自此，我又重新走上讲台，担任心理学教师。

    上世纪的80年代，全国恢复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

    我当时已经是副教授了，而浙江地区师范院校的职称评审工作尚未进行。所以，院校希望编写一本教材为以后评审职称提供条件。

    在一次省研究教学的会议上，大家要我带头。

    我答应后，着手撰写提纲、分工、审稿，最后统稿。

    半年后，我们在富阳开了全书的审稿、定稿会，并通过出版。

    在会上，省教委副主任邵宗杰对书稿给予肯定并提出要求。

    1987年10月正式出版（《心理学教程》邵宗杰主编）。

    88年，教育部统一部署各科编写目录，在《心理学科》目录上有韩永昌（时烟台师院副教授）和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