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2日，我们到访地处绍兴市中心的鲁迅街，访问了黄埔同学会绍兴分会的会长郑以淼同志。虽说郑会长已经98岁高龄了（1918年出生），依然身体硬朗，不仅神情爽朗，而且，侃侃而谈（图1-1）。

1-1郑以淼与作者（2016-3-22）

    听了郑老讲述一生的故事，跌宕起伏，甜酸苦辣，不由感慨万分！

    我的青少年时代

    他说，我1918年农历12月17日生于绍兴城里，父亲开着一家黄酒作坊，生产的老酒在地方上有点名气，由此，父亲跑到南京又开了一家出售黄酒的店面，将家制的老酒推销到了京城。我家酿造的黄酒质量好，饮者有口皆碑，在京城有些销路。因此，积累了一点资金。

    那些年，父亲希望我长大后，能传承家业，继续经营那家店铺。

    听了父亲的话，初中毕业以后，我考进了绍兴的稽山中学（以下称“稽中”），读的是商科。当时稽中商科采用的是上海立信会计学校的原套课本，有《薄记学》（会计学）、《货币概论》、《银行会计》等科目。

    不过，到稽中去读书，只是顺从父亲的意愿，我个人喜欢文学历史。在中学时就常常给当时绍兴的一家报纸《国民日报》的副刊投稿，由此，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绍兴的作家协会。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发生的战争（抗日战争），或许，我不仅成为一位出色的黄酒厂经营者，还可能成为一名作家。

    报考黄埔军校通讯班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军占领了我国东三省，全国人民闻讯，义愤填膺，纷纷上街抗议，市民中掀起“抵制日货”的风潮，虽然我那时只是一名学生，也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活动。

    日寇虎视眈眈，全面侵华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许多同学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走上前线，保家守土。

    1935年，我跑到了南京报考黄埔军校，记得当年考场就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内，在第一轮考试中，笔试通过了，但是在后来体检时，视力不行，没有被军校的步科录取。不过，考官老师见到我失落的情绪，便说：“国家现在需要特种兵，按照你的成绩，不如改读通讯训练班罢？”

    听了他的话，我就上了通讯训练班（黄埔第14期）。

    当年通讯兵学校设在镇江。在那所学校里，我结识了不少（黄埔）同学，其中有一个人叫蒋仲苓（注1），他是通信器材管理员的儿子，比我小四岁（正在读高中），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球，一起外出郊游。

    经过二年的学习与训练，在1937年7月30日毕业，我被分派到通信一团三营当见习官。按规定，军校的毕业生有半个月的休假，然后到所在部队报到。

    参加沪淞战役

    于是，我便回到了老家绍兴。未料，只过了一个多星期，到了8月10日，就收到了部队的急电，一个军令，即速归队。

    我接到电报后，马上乘船离开绍兴，准备到杭州乘火车北上，然后归队。

    此时，沪淞战争已经爆发（8月13日）。

    由于战火的漫延，由上海南下的火车上挤满了逃难的老百姓，车厢里几无立足之地，火车顶上，甚至，在火车头旁的高热地方也坐着人，还有人用弹簧上的夹块板将自己紧紧地梆在火车底下逃难(图1-2)。

1-2超载列车

    不过，从杭州返程北去上海的车子倒是空荡荡的。

    我穿着军装，一个人坐着一节车厢，逆方向返回部队报到。

    在火车停靠站台的时候，难民们知道，我是赶往前线参战的士兵，不少人见了，就对我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还有人给我送来鲜花，让我激动万分！

    我向他们敬礼致谢，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名士兵，保家卫国，沙场杀敌，乃是军人的天职！

    回到部队，我被指派到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冯玉祥将军的办公室工作，主要任务是保证司令部电话的畅通无阻（那里是中国军队淞沪战役的指挥中枢）。

    我守在电话机旁边，凡有电话打进来，由我先接，然后，再让楼上的冯玉祥接听。如果冯将军要向外打电话，也是由我先摇通话机，再将话筒交给冯先生。

    当然,外面还有一个电话班，至于说如果线路上发生了故障，则由他们负责，以保证司令部与前线、后方通讯的畅通。

    当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无锡华大房庄及梅园等地，为便于指挥沪淞地区的战事，曾经一度将指挥部放在一辆装甲战车（防弹火车）上，火车行驶在无锡、苏州、上海之间。

    记得八月二十三日，敌军为了动摇中国人的抗战决心，日本空军首次对我方发动了大规模轰炸，他们除了轰炸上海的闹市区南京路以外，还炸了上海、苏州、无锡的火车站。此时，指挥部就设在苏州火车站停着的一辆铁甲车上，虽然我军在火车周边架设了高射炮，日机还是俯冲下来轰炸。

    那时，我刚好穿着马靴站在苏州站的月台上，一颗炸弹呼呼地飞来，躲闪不及，在我的附近“轰”地一声爆炸了。我的脚上突然感到震得厉害，原来一块弹片将我马靴上的马刺击碎了，靴子后跟霎间破裂了，幸好未伤及后跟。我想，当时如果没有那块厚实的马刺，我的一条腿也许就没有了，真是万幸！

    我在西南抗战前线

    1939年，我被调到黄埔军校17期通信科教育班补训一年。

    开始时，学校的地址设在湖南沅江浦市，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学校先转移到长沙，后又撤退到贵州麻江。

    1940年春，我从通信科教育班毕业，调任二十六集团军通信三团一营三连，担任有线电排上尉排长。我们排跟随司令部驻扎湖北兴山县。

    就在兴山，我又一次遇到了老同学蒋仲苓。他正好担任集团军总部参谋处中尉通信参谋，刚好与我对接，我们俩个人共同度过了两年多生死与共的战争岁月。

    未久，宜昌失守，南津关成了江防重镇，时有“小宜昌”之称的南津关（注2）一时成为战略要地。如果南津关守不住，日本军队就有可能长驱直入，进逼重庆，危及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

    因此，南津关的攻防倍受中外媒体以及全国老百姓的关注。

    在日军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军将士殊死激战，顽强抵抗，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日寇的野蛮进攻，南津关始终处于我方军队的牢牢控制之下。未料，日军在南津关久攻不下的情况下，耍起花招，1941年1月21日，敌军利用他们掌控的宣传工具，向国内外做了有声有色的报道，谎称日军已经攻陷南津关，直逼重庆，以动摇我方的抗战决心。

    重庆大本营看了这个报导以后，大为震怒，了解到南津关依然牢牢控制在我军手中，责令前线立即对外做出报道，以正视听。

    由此，26集团军总司令周喦、参谋长吴仲直二人立即将我叫到指挥部。

    吴仲直对我说，我们必须迅速反驳敌军的谎言，草稿已经拟好，通讯参谋正在编码。编好后交给你，必须在1月22日零时前发出。同时，他命令我去兴山县电报局坐镇督促，负责监督线路接转，如完不成任务，以军法论处。

    接着，通讯参谋蒋仲苓将一份加密电报交给我，向我透露说，美联社随军记者发出的报导是，我军最近在宜昌外围歼敌捷报。因此，我们将此电报发至重庆军委会转美联社，由该社向全世界公布。

    我接过电文，只见那是一份有810个字的特长电报，过去经我拍发的电报，最长也只有500多个字。当年我军仍使用莫尔斯有线电报机，拍发电报须经过几个电报局的继电器转接，由此，电讯信号会明显减损，如果速度一快，符号就有可能有漏点，造成岔错。

    因而，拍发时必须稳中求快，不能有一丝一毫疏忽。

    于是，我选择了我排的曹守康担负这个重任，他是黄埔十七期学员，素有办事稳健干练之称。由于他的熟练技术提前完成了这个任务。

    次日，美联社就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战场前线的真实状况》的新闻，驳斥了日本媒体的谎言，大大鼓舞了军民的士气。

    由此，我与曹守康同时受到了总司令的嘉奖。

    自此以后，这个“810个字”成了我们的外号。

    记得前几年我到了台湾，那时已经深夜，我打电话给曹守康。

    他的家人回说：“他干了一天工作，已经睡着了，不便去打扰。”

    我说：“你只要告诉他，‘810个字’打电话来了，他肯定会接。”

    他在睡梦中听到“810个字”这句话，果真，心领神会，一跃而起，过来接电话了。后来我们见面时，还不断地说：“你果真厉害，不简单！”

    1942年，重庆军委会军训部招考八名少校督训官，我被送到中央集训团训练。结束学习之后，接到上级通知调任重庆警备总部任少校参谋。

    几个月以后，我申请调到陆军通信兵学校，担任少校教官。

    此后，我就在通信兵学校任教官一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图2）。

2郑以淼（1947）

    1947年我在南京通信学校研究处任助理研究员，时与在京同学及家属合影，后排中为郑以淼。

    1949年初，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全国面临着解放。当时我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已经非常厌恶，决定不去台湾，回到了原籍绍兴。

    在专员公署财粮科

    回到绍兴后，在镇反运动学习时（1950），我将在学校（黄埔军校）以及国民党军队发的毕业文凭、党证、委任状、证章等全部上缴给了军管会，并且交代了三次见到蒋介石的经过。

    这些文凭、证书、证章，其实，也佐证了我过去的一切，将历史问题的每一个细节交代得一清二楚，他们也就让我回家了。好在我的父亲在绍兴有一家黄酒厂，生活不成问题，于是，就呆在家里钻研酿酒技术。

    当年我家房子比较宽敞，有400多平方米，由此，绍兴军管区的一个委员正好住在我家。他见我赋闲在家，便说：“现在国家需要人，你为什么不参加工作？”于是，他们先派我到绍兴地区财经干校学习，虽说我是学员，其实，我既当学员，又当教员。因为我读过财经专科，对于财务会计的课程了如指掌，那时我是一边学习马列理论，一边教书。

    1950年初，财经干部学校结业以后，在全体学员中，我是惟一被分配到地区专员公署财粮科工作的人。那些日子，虽说我在绍兴城里有老有小，但是上级有规定，专署工作人员一律寄住在公署内（为供给制待遇）。

    记得财粮科有七个人，分派到四间宿舍，三间为双人间，一间为科长住。

    1950年时，宁波以东的岛屿及舟山地区尚未完全解放，从绍兴过境的大军非常频繁，由此，筹集、运送军粮成为财粮科的头等大事。

    科长虽然忙得不可交开，常常彻夜不归，但是为了我这个新科员的加入，仍然腾出时间到公署档案室调阅了我的档案。

    他知道我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三次见过蒋介石，历史情况复杂，为此，专门回到宿舍三天三夜。这三夜中，抽出时间向我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强大的历史，阐明了党对干部的一贯政策，革命不分先后，对历史问题，既往不咎，重在表现。

    他坦诚地说：“尽管你历史复杂，我们依然欢迎你参加革命队伍。但是，按照你的历史，已经不适宜在地区专署工作了，你还需要到基层去锻炼一段时间，这样对你今后的发展会有更大帮助。”

    又说：“我看了，你在财经干校已经将历史问题交代清楚，成绩优秀。我们急需财经人才，专署介绍你去萧山粮食局当主办会计（时萧山属绍兴地区管辖）”。

    在萧山义蓬

    次日，我背起铺盖，跟随人事干部步行到绍兴西郭汽车站（时萧山与绍兴不通火车），他替我买了车票，连同一张介绍信，我便上车了。

    到了萧山粮食局，局长周兰玉似乎已经看过了我的档案，说道：“我们县局的主办会计已经有人了，你还是到区里去工作吧。那里有发挥你专长的空间，也更有利于你的锻炼与学习。目前义蓬区粮库正缺少一个主办会计。”

    于是，我又拿起背包，到船埠头乘船去了瓜沥镇义蓬区粮库，见到了粮库主任戴谷文。当时萧山政府的重点工作是反霸、剿匪、征粮，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时湘湖师范学校大部分毕业生直接参加了工作队）。

    作为粮食干部，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工作队的一名成员。

    瓜沥，地处钱塘江南岸，当年南岸大坝的防洪堤主要在瓜沥一带，因塘堤突出于江面，又称“塘头”。早年钱塘江主流北移，南岸大坝以外的地方不时受到大潮涨落的侵袭，成为一片旷无边际的沙滩。由于受到潮水的冲击，泥沙愈积越厚，随着时间的推移，沙涨潮退，渐成一些零散的旱地。

    早年，在“谁垦属谁”的鼓励下，许多乡民迁徙到此，在无主沙地上垦荒落户。他们在垦地四周筑起了一些简易的土堤坝，以防江潮侵袭，还稍事水利疏导，栽些旱地作物。然而，那里土咸地瘠，只能广种薄收，生活极其困苦。

    不过，随着岁月的推移，土质逐渐改善，产量也在不断增长之中。但是，由垦民零散所筑的堤坝过于简陋矮小，根本无力阻挡稍大一点的潮汐，大潮一来，垦地即被潮水所冲垮淹没，农地时常颗粒无收。

    为了防范钱塘江大潮的侵袭，垦民只是在垦区筑了一些极为简易的临时茅草屋，用以避风御寒。由此，垦民生活、生产艰难困苦。垦区人民的收入大大不如里畈地区的居民，因而，其衣食住行的条件也远远落后于萧山其它地方。

    建国初期，虽然有少数较为富裕的乡民造起了砖瓦平屋，但是，大多数垦民仍住在早年开荒时盖的那种草棚内，这些草舍形式各异，大小不一，其中不少茅屋依然停留在原始的“稻桶舍”状态（形似稻桶倒置的茅屋）。

    这种房子用粗糙木料采用园形着地架起，就地取材，用茅草编织成草扇，自下而上的叠盖到屋顶，成了他们吃、住、睡的地方。至于说草舍四周，垦民自行开沟排水，污渍满地，臭气熏天。遇到雨天，只能躲在这种形似小帐蓬的屋子内，厨灶只是一个中型的水缸，在水缸下开个小洞，用以烧火，并在缸面架上锅子，煮饭、烧水，人们称之“缸灶头”，柴火就地取材，就是周边的茅草。

    烧饭时，浓烟在这种无烟囱、无窗户的草舍内翻滚。只要走进屋子，就见草扇熏得漆黑，被憋得喘不过气来，火灾时有所闻。

    遇到狂风暴雨之时，草蓬漏水进风，甚至，大风将草舍揭顶而去，由此，水灾、旱灾、风灾，时有所闻，居民极易染病。

    当时，瓜沥的交通状况较差，堪可代步的只有一人推的独轮车。

    至于说水路交通，人与货多用“牛拖船”，这是一艘船用一头或两头水牛在水中拖着走。我们有时要到杭州去办事，虽有钱塘江大桥，但离瓜沥太远，于是，大家多在瓜沥渡口摆渡到杭州的九堡、七堡。

    由于南岸滩高水浅，渡船不能靠岸，须先由“牛拖车”将人、货从岸上载到停在远处深水中的手划渡船。然后，船工费大力气逆水行舟，划到上游，再迎着激流，顺水划下，到达北岸渡口上岸。这样的过渡方式，可说又费时又惊险，时有“渡过钱塘江，跨越阎罗堂”之说。

    说到吃饭问题，我们下乡干部流动性大，均须步行，往返于村落之间。当时采用的是供给制，就餐只能在基本群众家搭伙。定额付给为县府统一印发的就餐券，农户可以凭券向政府兑换粮食。

    瓜沥多为沙地，不能种植水稻，也就没有大米。我们吃的是杂粮，以六谷为主。沙地土质贫瘠，收成差，灾害多。我们到群众家去就餐时，掀开锅盖，往往见菜不见粮，只有用勺子一舀，才能看清拌有少量六谷糊。

    不过，瓜沥特产的梅干菜与萝卜干倒是十分美味可口。

    1953年11月，义蓬粮库获得萧山县颁发的“劳动红旗竞赛优胜”奖。我们小组全体成员拍了一张合影（图3）。

3在萧山粮库（1953）

    在钱江农场

    我在粮食局工作了十年左右，到了1959年4月，忽然接到萧山县粮食局的通知，调我到钱江农场工作，自此，我脱离了公务员的队伍（图4）。

4郑以淼下放前（1959）

    为什么要将我调到钱江农场呢？

    郑以淼说：“领导没有解释原因，只是发给我一张用萧山县粮食局信笺写的介绍信（图5-1），上书：‘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决定本局工作人员郑以碌（淼）同志去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特给此证。1959年4月24日。’”

5-1郑以淼下乡证明信（1959）

    钱江农场原来叫做“乔司劳改农场盈丰分场”，到了1959年更名为“钱江农场“，接受各地的下放人员。

    这样算起来，我从1949年参加工作，一直到1959年下放钱江农场，在粮食局差不多干了十年。1957年调整工资时，上级给我定的行政级别是23级（有51元工资）。可是到了钱江农场，改为农场职工。我的工作仍然是会计，但是，工资已经减少到29元。一下子少了22元，当然不是一个小数字。虽说只有29元薪水，不过，在钱江农场的员工中已经是最高薪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