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语】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目前，举国上下都在通过不同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以此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长征，是英勇伟大的！长征，是神圣无比的！长征，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无论怎样宣传，怎样纪念，都不为过！这里，我想说的一点是，在我们大张旗鼓、浓墨重彩地宣传、纪念参加长征队伍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留在根据地、与国民党军进行艰苦奋战、殊死搏斗的红军队伍。比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这支队伍，1933年1月在湖北麻城大畈（现属河南新县）正式组建，1933年10月在我们安徽金寨重建，1934年11月在安徽岳西再建。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重建的红二十八军坚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保存了骨干力量，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红二十八军英勇顽强、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争，使得党在鄂豫皖地区点燃的革命烈火始终熊熊燃烧，红军用鲜血染红的战旗在大别山上始终高高飘扬，使得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和整体红军的战略行动得到有力的配合！同时，还锻炼和培养了一批智勇双全、独当一面的年轻、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带出了一支英勇善战、能打胜仗的红军队伍，以致后来成为我党领导敌后抗战的重要武装支撑。

    红二十八军，虽未长征，却不亚于长征！

    有鉴于此，笔者在广泛搜集、整理红四方面军（主要发源于金寨的一支长征队伍）、红二十五军（直接诞生于金寨的一支长征一支长征队伍）的长征历史和感人故事的同时，又搜集、整理了几篇有关红二十八军的光荣历史和感人故事。现予以发表，以飨读者、以示纪念。

    第九篇 大别山的儿子——刘名榜的红色故事

    一、国民党要“学习刘名榜，坚持二十年”

    看了这个标题，如果您以为这是一句“革命口号”，那就错了。这是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大别山“反共总司令”汪宪的一句狂妄叫嚣：“学习刘名榜，坚持二十年。”于是可能又有人以为，这个国民党匪徒说到的“学习榜样”，会是他的一个什么同类，这又错了。其实，这位刘名榜，是从红军时期就在大别山坚持斗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未离开过这里的一位著名的（中心）县委书记、游击队长。

    （一）

    刘名榜，1902生，河南新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很早就任光山县的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国民党调集数十万大军“进剿”根据地，蒋介石严令其总指挥梁冠英要将鄂豫皖的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竞全功”。国民党部队及地主民团、还乡团在鄂豫皖边界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搜山倒林、移民并村、强化保甲制，实行“五家连坐”等办法，叫嚣“车尽塘中水，挖尽共产根”。鄂豫皖苏区进入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1935年7月，刘名榜被任命为中共经扶县(今新县)县委书记。他领导新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进行反“清剿”斗争，为红军筹集给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同年8月，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王福明因病被俘，被光山县反动民团团总黄善安活埋。黄善安杀人如麻，对红军伤病员剖腹挖心、无恶不作。一天傍晚，刘名榜得知黄善安独自在外过夜，立即率便衣队包围了他的住处，处决了黄善安，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为深入发动群众，刘名榜采取“敌上山，我下山”的斗争方法，将便衣队化整为零，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并调查保、甲长的活动，摸清敌人动向，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不久，他率领便衣队又消灭了夏家寨反动民团。为红二十八军筹积了大批给养，输送大批青年参加了红军。后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到达鄂东北，表扬他对敌斗争的方法。不久，他就担任了中共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书记，领导鄂豫边区的革命斗争。三年游击战争中，刘名榜领导鄂豫边区的广大军民坚持武装斗争，保证了大别山革命火种不灭、红旗不倒。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持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同年9月，刘名榜率中心县委机关和便衣队到达七里坪待命整编。同时，他正确执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致函国民党经扶县长胡光禄：“值此日寇犯我河山，民族危亡之际，若同室操戈，豆箕相煎，实乃中华民族千古罪人。要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前怨。”胡光禄在民族利益前面也回信刘名榜，对我前往改编的便衣队已通知沿途各保迎送贵军，安排食宿。1938年1月，新四军成立，3月，四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地方党组织领导人郑位三、田东、何耀榜、刘名榜、罗厚福等人组成了四支队后方留守处，刘名榜任留守处副主任。留守处的任务是：为四支队提供兵员、物力、财力和收容伤病员。刘名榜到达郭家河、白马山、卡房一带开展工作，恢复了党的组织，重建了中共经扶县委。为支援四支队前方作战，恢复群众生产，刘名榜与国民党县政府协商，在卡房古店成立了联合办事处，动员群众回乡生产，重建家园。之后，在整个八年抗战时期，刘名榜一直没有离开过鄂豫皖根据地，使我党在这里始终保持着一支武装力量。特别是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他和他的游击队，再次处于一个极其艰难困苦的时期。

    （二）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拉开了国共两党战略决战的序幕。对这支革命武装也极为关心。1947年8月29日，在八里畈乡宋畈我野指驻地，邓小平亲自接见了野战军民运部长稂明德同志，对他说：“你已经知道了，我们要把经扶县作为第一个立足点，要在这里安家落户，下决心不走了。经扶那个地方有个游击队，现在还没有接上头。游击队的负责人叫刘名榜，他有多少人，多少枪都不知道。现在你去找，你去经扶，公开身份是县长，实际是县委书记兼县长。到新集后，赶快出安民布告，建立民主县政府，开展地方工作。”稂明德接受任务以后，于9月3日上午带警卫团的一个排，半个通讯班和野政文工团近百人到了新集。下午，即往泗店、郭家河一带寻找中心县委书记刘名榜同志。

    其实，早在刘邓大军到大别山之前，党中央、毛主席即派郑植惠前来大别山，向中心县委传达了“我军主力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即要挥兵南下，大别山一定要坚持”的指示，这一指示对我中心县委及其新集人民来说，犹如“大旱而遇甘霖”。人们翘首以待，坚持着、盼望着大军早日到来。8月间，人们纷纷传说解放军过黄河的消息，国民党报纸也登载了“刘伯承败走淮南，企图窥视武汉”之类的新闻。许多迹象表明：我们的主力打回来了！中心县委立即发出通知：积极准备迎接大军。所以，当刘邓大军与刘名榜的县委和游击队会合以后，不难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三）

    一个普通农民出身的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在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任一个县的领导达20年之久，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于是，在50年代中期，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严寄洲，以刘名榜为原型，将他的事迹拍成电影《五更寒》。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五更寒》电影正式上映，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他，称他是“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一面红旗”。

    二、共产党“一定要找到刘名榜”

    1947年8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主力通过陇海路、涉越黄泛区、激战汝河、强渡淮河，终于抵达大别山区。在大军南下前，邓小平了解到，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主力突围时，曾留下一部分武装坚持大别山斗争。在这些武装中，以刘名榜领导的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现鄂豫皖边界的大别山区）和游击队的影响最大。

    来到大别山后，邓小平曾说：“经扶这一带有个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负责人叫刘名榜，他有多少人，多少枪，我们都不太清楚。现在，我们要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困难很多，而他们对当地情况熟悉，对敌斗争经验丰富，所以，必须尽快找到他们。”

    去年11月28日，本报特派采访组来到河南省信阳市新县（原经扶县），当地从事党史研究20多年的晏慎钧老人与一些亲历者向我们讲述了刘邓大军寻找“大别山的儿子”——刘名榜的故事。

    （一）刘名榜是“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一面红旗”

    刘名榜是经扶县郭家柯乡莲花村人，1902年出生，1928年参加革命，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鄂豫暴动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长期坚持大别山斗争，当地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大别山的儿子”。

    中原突围前，刘名榜奉命担任中共罗礼经光中心县委书记。当时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曾风趣地对刘名榜说：“刘名榜，你要是‘革命到底’了，我回来给你树纪念碑！”

    中原军区主力突围后，刘名榜带领中心县委和游击队一直在经扶、罗山、黄安、麻城等地坚持斗争。在敌人的残酷的“围剿”中，他们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一连数月被敌人围困在深山密林中。敌人还把刘名榜的母亲和妻子带到山上喊话，要挟刘名榜屈服，而刘名榜却鼓励同志们：“无论斗争多残酷，生活多艰辛，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决不让大别山革命的红旗在我们手中倒下！”在他的率领下，游击队多次主动出击敌人，惩办了一批极为反动的保长、叛徒，打击乡保武装，在大别山造成很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刘名榜曾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务，八一电影制片厂以他为原型，将他在大别山战斗的事迹拍成电影《五更寒》。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刘名榜，称他是“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一面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