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姜德华，1934年出生在鲁西北临清县，孩提时身陷沦陷区，在日寇铁蹄下遭遇亡国奴生活。现今让81岁的他来回忆当年的生活，按说应该是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但由于他从小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因而能用细腻而深刻的笔触，将日寇及其狗腿子们强化治安、奴化教育的残暴再现出来；将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其中以赵岚芳、宋任穷、范筑先、张自忠、藏克家等人为代表，在文武战线上的可歌可泣一页流传下来。

    1942年，日本侵略者在华北一带推行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到处抓人，非法拘禁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以及普通百姓，监狱人满为患。我所在的鲁西北临清县，早已沦陷多年，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下，过着贫困的生活。“治安强化”也降临到这个历史文化名城……

    当作人质被关进宪兵队

    1942年，我虚岁8岁，本来是正当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可是，父亲没让我去上学。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不愿让我去受奴化教育，只是在家中给我教《百家姓》、《三字经》、《朱子治家格言》、《千字文》等初级国学读物，母亲教我背《千家诗》。当时，我只知道日本人很坏，经常清乡、扫荡、奸淫妇女。大人教我们见了日本鬼子躲着走，特别是星期六、星期日鬼子放假，喝醉了酒，经常在大街上撒酒疯、闹事，尽量少出门，家里还算平静。可是“治安强化”一开始，家中这种暂时的平静也给打乱了，临清河西农村是共产党陈再道、宋任穷的部队；河东农村是国民党游击队的活动地区，日本人只是固守县城，常去乡村扫荡。日本攻陷县城前，我母亲和姐姐已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妇女救国会，经常上街宣传抗日、组织捐献、义演义卖、为抗日部队做军鞋等。日本鬼子搞“治安强化”，我家就成了被清查的对象。我姐姐和我姐夫提前跑了，我父母上街买菜还没回来，家中只有我还没起床，日本鬼子和伪警察来清乡，把我连拉带扯地送进了日本宪兵队。平时我在街上玩耍，有几个日本小朋友常和我们一起玩，其中一个是日本慰安所老板的孩子，他也曾把我们带到慰安所里去，他母亲是一位穿和服的小个子女人，常拿糖果给我吃，她是慰安妇所里唯一的日本人，其它的慰安妇都穿着长裙，虽然也说日语，但却是朝鲜人，人们叫她们高丽棒子。因为接触日本小孩多了，我也学会了几句日语，就是这几句日语，给我帮了不少忙。抓进宪兵队后，伪军领着我到登记室登记，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啥。出了登记室一个当官的在院子里问话，旁边还站着几个日本宪兵。那个当官的用夹生中国话问我：“小孩，你的爸爸妈妈哪里去了？”我一点也不害怕，就用夹生的日本话回答他：“我的亚西米干货，他们的开路一马司，我的哇各啦。”意思就是我睡觉呢，他们走了，我也不知道。在场的日本兵震惊了，他们哇啦哇啦的笑着，还有一个日本兵把我抱起来，高高举起。后来才知道，他们高兴的原因，是庆贺日本奴化教育成功了，七、八岁的孩子都会说日语了。

    目睹“阎王殿”的残酷刑罚

    我被抓进宪兵队后，有个日本兵打开监狱的牢门，让我进去，门一打开，就是一股子臭味冲天，三间屋子，关着近百名受难的男女同胞，只有一张床板上睡着6个卖海洛英的朝鲜人，其余的人就是席地而卧，人人面黄肌瘦，长着长长的头发，瞪着大大的眼睛，我一看就吓哭了，边挣扎边哭着往外跑。那个日本兵扯着我的胳膊，把我强行塞进去，另一个日本兵发了“善心”，示意把我留下，让我睡在他旁边的席上。原来这个日本兵有一个弟弟，长得很像我，他还拿出照片给我看，因他怀念家中亲人，才发出一点“慈悲心”。在宪兵队严刑拷打被抓的中国人是家常便饭，一个镶金牙的高丽棒子（金翻译官）是有名的刽子手，他总提着一条皮鞭，看着谁不顺眼就是一鞭子，轻者是一条紫血印，重则皮开肉绽。除了用皮鞭，他们还用狼狗咬人，难友被咬得血肉模糊，哭叫声响成一片。两间洗澡间，就是他们用刑的地方，一条长凳将受刑的同胞捆在上边，蒙住眼睛，赤裸着上身，然后用大型水壶向嘴里、鼻子里灌凉水，不张嘴就往鼻孔里浇，直到把人灌死。没死的再拉到院子里，往肚子上踩，有时还两个人扯起手臂和脚，往外甩，直到把灌进去的水甩出来为止，残忍至极，目不忍睹。金翻译官还用燃着的烟头放在中国难友的脖子上取乐。进了宪兵队就等于下了十八层地狱。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难以忘怀的烙印。

    我能为难友们做些什么

    临清宪兵队有一个比较大的院子，靠南墙拉着铁丝网，里边养着很多兔子，我没事儿，就拔草喂小兔，我虽然不能走出大门，但在院子里比较自由，可以随意走动。当时正值夏天，酷暑难熬，监狱里就像一个蒸笼，难友们每天定时供两碗水，饥渴难忍。我走到监狱窗口，就有难友拍窗子，喊小弟弟，他们从窗缝里递出来的手绢、毛巾，我给他们用水洗一洗再递进去。日本人吃西瓜后，让我把西瓜皮喂小兔，我偷偷地把西瓜皮从窗缝里递进去，难友们连皮都吃掉了。从那时起，给难友们洗手绢、洗毛巾就成了我每天的一项工作。当然，这些都是背着日本宪兵偷偷干的。有一次，一个日本军官将抽的烟头没扔进垃圾罐，我捡起来，从窗缝递给难友，那些抽烟的难友你一口，我一口，最后连烟丝都给吃掉了，并一再向我表示感谢。据我所知这些被关押进来的难友并不一定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有好多就是普通百姓，有的是被坏人诬告，有的就是小商贩，还有的是早起溜弯的百姓，触犯了所谓戒严令。其中也有我认识的几个街坊邻居，有一个叫赵长荣的难友，是我姐夫的盟兄弟，他是京剧票友，演花旦，我看过他演戏。也不知犯了哪条法啦，被关进来受尽了折磨。出狱后，他跑到河西当了八路，解放后，他进了外交部，还当了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我被抓进日本宪兵队两个多月，家里人花钱托人活动，才把我赎出来，不久，陆续出狱的几位难友到我家，向我父母讲述我在宪兵队的所作所为，并向我父母表示深深的谢意。

    你所不知道的大众公园

    临清是鲁西北的历史文化名城，座落在京杭大运河之会通河与卫河交汇处，是水陆交通要道。这里文化底蕴深厚，乾隆下江南曾多次在此停留，并赋诗、题字。近现代很多历史事件和文化名人与这个城市结下不解之缘，诗人臧克家，画家李苦禅，曾在这里教书和工作，这里更是抗日名将张自忠和国学大师季羡林和终生修义学的乞丐武训的故乡。

    大众公园是临清最大最早的公园，有近百年的历史，现在每天接待上万名群众来此晨练、休息和娱乐，更是全国闻名的临清京剧票友的活动场所。清晨鸟语花香，京胡、京韵，余音绕梁，令人心旷神怡。但是，翻开大众公园的变迁史，这里也有血腥和触目惊心的一幕。

    大众公园故址原为“无为观”。1933年春，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赴南京谒见蒋介石，后经宋美龄介绍加入了黄仁霖主持的“励志社”。韩回到省城后，即参照“励志社”的组织形式，结合时兴的“新生活运动”，创办了“进德会”，并通令所辖各县创建“进德分会”。当时驻扎在临清的鲁西民团总指挥赵仁泉和县长徐子尚商定在“无为观”旧址建临清进德分会。经过两年的建设施工，“进德分会”已初具规模，前面为大殿，里边有汉白玉的修义学的“武豆沫”——武训的雕像，也是京剧票友们排练、演出的场所。院中广植花木，南边广场有足球场那么大，是赛跑、赛球的运动场，大厅东侧假山旁的凉亭里石碑上刻着武训拣线头、结线球的画像，石碑前还有一副担子，两只筐里盛着破烂零碎，据说是武豆沫讨饭的实物，总之，这里已经具备一所大型公园的雏形。抗日战争初期，群众抗日激情高涨，这里经常组织文明戏（活报剧）和京剧的演出。宣传抗日活动，中山国剧研究社和流亡学生业余剧团，曾在此演出活报剧和大型京剧《大义灭亲》、《马占山守孤城》、《傀儡皇帝》等。

    临清沦陷后的进德会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分别于1937年10月，1938年的11月和1939年的2月，三次攻陷临清县城，前两次攻占，很快撤走了，只有最后一次驻扎下来，再也没动，直至日本投降，才仓慌逃离。

    沦陷后的进德会，除了运动、晨练等活动功能外，又成了日本兵操练的练兵场，日本小型飞机降落的机场。每天早晨和傍晚日本兵在此操练。大操场上修了一条约200米的南北跑道，以便日本小型飞机降落。我记得小时候看见一辆小汽车开进进德会，那时很少见到小汽车，很多小孩跑着去看，只见从小汽车上抬下一个有病的大官，送到停在那里的飞机上，然后，用绳子拉螺旋桨，飞机才启动起来，顺着跑道滑行了一百多米，飞上天空。此后日本明仁太子到临清私访，不知道是不是也坐飞机来的。

    除了练兵场和飞机场外，进德会又是刑场、火葬场和日军墓地，恐怕知道这一点的人就会更少了，作为刑场沿用了很多年，直至解放初期，这里仍是刑场，大汉奸王焕文就是解放后在这里被执行死刑的。记得日伪时期，伪县长吴佩英在进德会召开公判大会，一个抽大烟的士兵，因用枪弹换大烟抽，被当场执行死刑。中国人死后一直用土葬，而日本人却是用火葬，当时不光临清，周围的城市也没有火葬场，日本兵战死、病死，尸体处理就成了个大问题。记得有一年，日本兵站岗，在进德会东边靠近农田的地方，用棉布围了一道围墙，里边放着铁架子，铁椅子，将战死日本兵的尸体，绑在铁椅子上，我们在外边偷看，被日本兵赶跑了。不一会点起火来，整个进德会都弥漫着黑烟和焦臭味，老百姓纷纷相告，日本鬼子在那儿烧死人呢。进德会河畔是纪念碑，纪念碑旁就是战死日军的墓地，一排排的木桩，上边写着战死者的名字，下面埋的可能就是死者火化的骨灰，我记得有一匹战死的马，也被葬在这里，也立了个木桩。

    伪县长驱逐英美的闹剧

    日伪时期的山东省长是唐仰杜，临清县长是吴佩英，当时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吴佩英下令在南门外的城墙上写下“吾们要完成大东亚战争”、“吾们要建设华北新秩序”的巨幅标语，在新民教育馆和各个学校也都有这种奴化教育的宣传。在印刷的中国地图上，印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着：“驱逐英美解放东亚，”下联写着“打倒蒋共建设中国”。更可笑的是他们篡改了汉字，在课本上，报纸上都将英美二字，加上“反犬旁”以示对英美的蔑视。吴佩英在进德会及其附近搞过一次大型活动，叫做“驱逐英美”，把学生集中到进德会附近去，赶兔子，抓兔子，美其名曰：“驱逐英美。”临清中小学由老师带队，有上千人之多，分多路包抄，从上午一直赶到下午，因为周围就是农民的豆子地，兔子被撵得到处乱跑，包围圈越来越小，有一个兔子竟然跳到我同学的怀里，被他抱住，为此，吴佩英还给了他嘉奖，学校也受到了表彰，自那以后，这种劳民伤财的“驱逐英美”闹剧，也就寿终正寝了，再也没有搞过。

    我的老师赵岚芳

    赵岚芳又名赵鹏，临清人，小个子，人很精明，日伪时期在行宫庙的模范小学教书，教三年级的国语课。因我父亲不愿我受奴化教育，一直不让我上学，在家读私塾的国学课本，后来，看着日本鬼子不走了，我已九岁时，才让我到模范小学插班读三年级。赵岚芳成为我的国语老师和班主任，听我姐姐姜德贞说她还是我姐姐的同学，又是妇女救国会的战友，多了这一层关系，我对赵老师特别尊敬，再加上我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特别是作文好，三年级就写了一首叫做《运动会》的新诗，深受赵老师的赏识，我成为赵老师的得意门生。我们这种很深的师生关系，一直延续了五十多年，解放后，她到北京钢铁学院当了工会主席，我还经常到北京去看望她。

    日伪时期，我并不知道赵老师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只觉得她开通、进步，听她的课总有一些新鲜感。有位教体育的张老师，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喝醉了就大骂小日本，他和赵老师彼此称“同志”，以前还没听说过这个词。在我们班上，有同学调皮捣蛋犯了错，赵老师就让他坦白，端正态度，让同学们批评他，这些新颖的用语，都搬到我们这群十岁左右的小孩子中间来了，大家顿开茅塞，我不得不回家问爸爸这些词作何解释。教日语的是县政府秘书的太太，她非常厉害，经常拿着教鞭抽学生，我们都很怕她，所以上日语课时，有许多学生旷课。早晨，大多学生背日语，以防挨打，赵老师知道后，就批评我们，早晨大好时光，要读国语，不要读日语。我们不知道她丈夫是谁，只知道她有一个女儿叫临生，赵老师经常带着她去河西看病，后来才知道，河西是八路军二纵四旅陈再道部队的驻扎地，她是借给临生看病为名，实际上是给八路军传送情报。

    大铁笼里的两只狮子

    在我们三年级的国语课文中，有一篇叫做《动物园》的新诗，前几句是这样写的：“大铁笼里躺着两只狮子，闭眼伸脚好像懒惰的猫。狮子，你们忘记从前的威风吗？何不大吼一声，把一切动物吓倒……“赵老师讲解这篇课文时说：“大铁笼就是中国，两只狮子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讲解的真是别出心裁，同学们倍感新鲜、有趣。在当时沦陷区，日伪嚣张气焰异常高涨的时候，赵老师敢于面对现实，借一切机会，宣传抗日思想，足以看出她的智谋和胆略，同学们也更加尊敬和爱戴这位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的赵老师了。当时日伪对教材的审核那么严，这样一篇有民族正义感的诗篇，竟然被通过，进了小学的课本，虽然诗写的比较隐晦，但毕竟混过了道道关卡，不是审核者有眼无珠，就是在审教材的人中，有咱们的“自己人”。

    赵老师被学校开除，我们退学到她家读私塾

    1945年初，我们敬爱的赵老师突然被学校开除，同学们感到很奇怪，大家议论纷纷，心里不服，你一句我一句的争吵着，说应该找校长讨个说法。具体谁去找校长，没一个人敢应承。有同学喊着：“叫姜德华去。”也有人喊着：“叫任逢元去。”最后，我和任逢元同学作为全班的代表，硬着头皮去找杨校长啦，杨校长满脸麻子，很厉害，经常训学生，据说他还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杨校长看着我们俩，慢条斯理地说：“谁叫你们来的？”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同学们派我们来的。”任逢元也补充说：“赵老师给我们教国语，教得最好，我们都愿听她的课……”杨校长气急败坏地说：“开除她自有开除她的理由，你们小孩子家知道啥？快回去好好念书。”他三言两语敷衍了我们，同学们知道后，更加不满，有的同学甚至喊出来：“我们退学到武训念去。”武训小学是城里的第二所完全小学，同学们并未真的去武训念书。可是另一条消息很快在同学们中传开：赵老师在自己家里办起了私塾，欢迎同学们到她那里去上课。我和任逢元响应了这个号召，也没办退学手续，第二天就到赵老师家里去上课了。敢于这么做的只有十几名同学，占全班同学的四分之一。我们这么做，家长也不知道，还是每天背着书包出门，然后转到赵老师家里上课。赵老师住的并不宽敞，也没有课桌，只是简单的用砖头支了几块木板，一共有十几个学生，但我们却听得很认真。因为私塾要交学费，我们不得不回家跟父母要钱。父母知道后，没责备我，默认了让我继续在赵老师家读私塾。这时，赵老师去河西给临生看病（实则是给八路军送情报）就更频繁了，经常没人来上课，我们只能在她家背课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社会上传说着模范小学的小孩罢课闹学潮了，退学到赵岚芳家读私塾了，伪公安局要抓人了。我母亲也听到了这样的消息，让我给赵老师捎话，让她先躲一躲，我暂时也不要到她家上学了。话还没捎过去，日本鬼子投降了，伪公安局抓人的阴谋也破了产。临清汉奸、军阀、游击队、群龙无首闹了半个多月。9月1日，临清宣告解放，八路军进了城，我们又回到学校读书，赵老师兴高采烈地在校门口迎接我们。我们看见学校门口贴着招生布告，下面署名校长赵鹏，就问赵老师校长赵鹏是谁啊？赵老师笑嘻嘻地说：“是我啊！”当知道赵老师又回到学校，并且当了学校的领导，别提我们有多高兴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们知道赵老师除了赵岚芳外，还有另一个名字叫赵鹏。

    日寇的奴才、帮凶、刽子手

    如果问一问而今九十岁上下的临清人，沦陷区作恶多端的谁最坏，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是高丽棒子。”高丽棒子是对朝鲜人的鄙称，其他称呼如二鬼子、二狗子的都有。本来一个被灭亡的国家，人民当了亡国奴，不能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受尽日本人的欺凌，是很值得大家同情的。但是，这些随日本侵略者来中国的朝鲜人，却是甘愿认贼作父，死心塌地为侵略者当帮凶的奴才，笔者用在沦陷区所见所闻的几件事佐证这一论点。譬如日本宪兵队的金翻译官就是一只野兽。

    1942年，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大搞“治安强化运动”时，我被当做人质押进了临清日本宪兵队，当时只有8岁。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这座人间地狱里的各种酷刑，在行刑的主要刽子手中，不能不提到一只野兽——金翻译官，大家都知道他是朝鲜人，姓金，因为会说中国话，经常给日本人当翻译，所以称他为金翻译官。此人面目狰狞，最大特点符号就是有一只假眼，镶着金牙，手里常提着一只皮鞭，皮鞭上沾染着多少中国人的鲜血，鞭梢已经变成了黑色，用皮鞭把中国难友抽得皮开肉绽，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在我认识的难友中，有一位是回民，他是“脚行”的师傅，会打拳。临清“脚行”是远近驰名的，按现代行业分类，他们是码头上装船、卸货的搬运工、装运工。一人高的大把车，能装一吨多的棉包，三个人走起来健步如飞，得心应手。这些“脚行”的师傅，身强体壮，心很齐，有些类似帮会一样的组织，平时有师傅训练，学武术，谁也不敢轻易欺负他们。这位回民师傅就是“脚行”里倍受尊敬的武术教练。不知道他犯了啥法，被关进了宪兵队。一天“放风”时，回民师傅从台阶上走下来慢了一步，金翻译官不问青红皂白，劈头就是一鞭子，打得那位师傅从脸上到胸前一道紫红色血印，师傅不甘忍受这种酷刑，夺过皮鞭扔到房上去了……这还了得！金翻译官朝他又是一拳，这位师傅一挡，顺手将这位不可一世的土霸王给甩在地上。放风的难友们，看着这一切，感到心里解恨，可是也为这位师傅捏一把冷汗。果然不出所料，金翻译官从房上拿下鞭子，让宪兵将这位师傅吊在房梁上，狠命地抽打，只抽得皮开肉绽、血淋淋的体无完肤。脚行的徒弟们知道了，纷纷来送饭，来看望师傅，这位师傅交代徒弟千万不要闹事，想办法花钱把他赎出去，再作打算。徒弟们不敢怠慢，回家砸锅卖铁也要凑钱，托人把师傅赎出来。师傅在家休养了几个月，逐渐恢复健康，自此，他就每天在大寺街、箍桶巷，等待时机，报这一箭之仇。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翻译官从宪兵队出来，步行到浮桥口，不知办什么事。机会来了，师傅哪能放过，他暗暗跟踪，直到浮桥口，翻译官还没走上浮桥，师傅猛击一拳，将翻译官打翻在地，翻译官欲掏手枪，师傅一脚把手枪踢进卫河，不等他起来，一阵乱拳，打得鼻青脸肿，这位师傅没用任何武器，顺手捡起卫河边的一块石头，把翻译官的脑浆都砸了出来。当时，正当光天化日之下，在浮桥上来往的人很多，一看打的是日本鬼子的狗腿子，没有一个人上前劝解。这位师傅在渡口找了一段铁丝，拎住翻译官的手脚从浮桥上推进了卫河，他自己快速跑到河西，投奔八路去了。临清的很多老人可能还能记得起这件事。

    枪杀十三名八路军战士的凶犯

    考棚街是黉门圣地，科举时代，它是学子们参加考试，争取功名的场所。临清沦陷后，这里成了日本窑子的所在地，现在的回民中学东隔壁和斜对门就是日本妓女们经常出没的“日本慰安所”，玻璃窗上还用日文写着“御用”的字样，可能是指给“皇军”专用的。里边时时传来日本唱片中放出的歌舞音乐，其中妓女——慰安妇基本上都是朝鲜人，因为她们穿的长裙和日本和服不太一样，她们去河边洗衣服都是把木盆衣服顶在头上。经常出没慰安所的一位戴眼镜的高个儿，也是朝鲜人，不知他姓啥，只知道他是皇协军里的教官，他像其他日本兵一样，在这里也蹂躏自己的同胞……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驻扎在临清的日军慌忙从临清撤走，这位皇协军里的教官和个别慰安妇，不知是没挤上车还是没接到通知，被日本大部队甩在临清了。当时盘踞在这里的顽匪及杂牌武装仍有一万多人，他们守着地盘，继续与人民为敌。八路军各部队根据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开始了全面反攻，以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为总指挥的解放临清前线指挥部正式成立。

    8月30日开始，东南西北各路开始了总攻，从土山、车营街、文庙、十一中、大辛庄、石槽等地不断传来捷报。后关是县政府所在地，高高的围墙，驻守在县政府的伪军，充其量也就是两个排的兵力，都是旧皇协军，其中也包括那位高丽棒子的教官，四周枪声响成一片，包围县政府大院的八路军不断喊话，命令守军快快交枪投降。伪军们见大势已去，纷纷把枪支扔出来，躲在屋子里不敢露头，谁也不去开大门。攻城的部队见喊话无人应承，就从外面扔进了几颗手榴弹，手榴弹在院中爆炸，响成一片，伪军见状就捂上被子，龟缩在墙角，只有那个教官端着枪，从窗口向外观望。这时，八路军开始攀云梯，登上墙头，刚一露头，就被教官击中，滚下墙头，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也遭遇同样的下场，最后攻城部队从几个垛口同时强登，这个教官仿佛是用中国人的生命练自己的枪法，左右开弓，据一位伪军讲，他一共打死打伤十三名八路军战士，直至最后被从后墙打进来的战士当场击毙。这个为法西斯卖命的高丽棒子教官，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自己也得到应有的下场。

    当然对于跟日本鬼子来临清的朝鲜人，也不能一概而论，他们也有来做生意的，甚至还有地下工作者，记得，日本投降第二天，临清街道上就贴满了“韩国民族解放阵线”的标语……

    宋任穷争取吉占鳌始末

    “七七”事变后，临清的一些农民，旧军人，游民、无业者学东北马占山将军的样子，自发组织起来一支抗日义勇军。1937年底，抗日义勇军改编为鲁西北抗日游击第十六支队，吉占鳌任十六支队的司令员。吉占鳌，旧军人出身，在临清还有商业活动，我记得在考棚街有一家比较有规模的冰棍厂就是吉占鳌开的。当时这支游击队，军事上受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指挥，政治工作受鲁西北特委政治部的领导。吉占鳌优柔寡断、多疑。1938年11月，他对八路军产生误解，随着隔阂的加深，共产党员孙廷甫等相继脱离了十六支队。1938年12月底，日军由德州向临清进犯，十六支队主动撤出临清县城，开到临西下堡寺一带活动，后又转至城东南三十间瓦房一带活动。在与日军的作战中，由于成员复杂，缺乏训练，再加上指挥失误，部队很快溃散，多数战士携枪逃跑回家。临清中共组织想利用这个有利时机，网络收编这批散兵游勇。

    吉占鳌的一些部下，重新找到这位吉司令，希望他重整旗鼓，把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再拉起来，吉占鳌也早有此打算。地点嘛？当然河西最好，一是卫河是一道天然屏障，再加上下堡寺一带是过去自己的老地盘，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但是，现在河西是八路军东进纵队陈再道的部队，一山难容二虎，他过来能站得住脚吗？正在他犹豫不定的时候，他的护兵说：“司令，不行，咱先过去看看再说。”于是，吉占鳌仅仅带着十几个人员，过河到了下堡寺。

    在河西的宋任穷接到探子送来的情报，用一个连的兵力布下包围圈，单等这位司令来访了。宋任穷下达命令，不能动吉占鳌一根汗毛，只能捉活的，把他请进司令部。果然不出所料，吉占鳌终于钻进了口袋，化装成小商小贩的、砍柴卖面的一齐上，不放一枪一炮，就下了吉占鳌部下的枪械，一位身穿八路军制服的连长朝吉占鳌敬了个军礼，“吉司令，宋政委等候多时了，请！”

    吉占鳌来到宋任穷的司令部，每天接受好酒好菜招待，并听宋任穷讲解当前的抗日形势，劝其带部队加入东进纵队，并许愿他仍担任十六支队的司令员。吉占鳌看到一桌的好菜，鸡鸭鱼肉都有，再看院中的八路军开饭，啃着窝窝头、咸菜，喝着苞米糊糊，心想自已参加了八路军，就得随人家的官兵一致，每天这样的吃喝哪受得了？经过几天的工作，让他听八路军讲的政治课，参观八路军练兵，吉占鳌只是听着看着，并不表态。这时，同样的工作，政治部其他官员却做通了吉占鳌贴身护兵（警卫员）的思想工作，他同意参加四纵和八路军一起打日本。

    宋任穷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派遣吉占鳌的护兵，以司令的名义，去接吉占鳌的家属，并将吉占鳌余部一并接回。宋任穷派一连的战士陪护兵深夜赶到吉占鳌的司令部，这一切都背着吉占鳌进行，天拂晓，部队赶回营地，顺利完成任务，为了不影响吉占鳌休息，也想突然给他一个惊喜……

    开早饭时，宋任穷陪着吉占鳌说：“司令，你看谁来啦！”这时，护兵带着吉占鳌的家属突然出现在吉占鳌面前，吉占鳌大吃一惊，“啊，你怎么来了？”他的太太还没来得急解释，吉占鳌看出来生米已成熟饭，时局已无法挽回，竟然拔下手上的金戒指，一口吞下。他这一手，大家都没有料到，现场乱成一团，宋任穷命令卫生队想一切办法抢救，另一方面还要稳住刚刚过来战士们的军心。那时的医疗条件较差，又是催吐，又是吃生韭菜，动用了一切手段，还是没能挽回这位司令的生命。

    为了稳住吉占鳌部下的军心，也为了扩大影响，宋任穷组织了30匹白马为其送葬，吉占鳌的旧部下走在前面，八路军走在后面，每人胸前都佩戴着白花，浩浩荡荡的在下堡寺街道上穿过。老百姓沿街看热闹，大家议论着：“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以后，收编的十六支队近百名溃散人员，经过扩充改编，以共产党员田野第为骨干，组成了八路军临清武装工作团，于笑虹任团长。1939年9月，武装工作团又与其他兄弟团队合作，扩建为“八路军卫河游击支队”。后又经过多次改编，成为八路军主力部队，除参加抗日战争外，还参加了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建国后，这支部队大部分编入海军，也有在空军、炮兵、装甲兵工作的。

    诗坛泰斗臧克家在临清

    临清不仅出了张自忠和季羡林这壮丽的文武二星，还有臧克家、李苦禅等群英荟萃，使这座城市更加光辉夺目。

    临清，你这运河岸上的古城
    象一只飞鸿，我曾在你身边留影 
    留影也留声。我的几百篇诗歌
    就在你这土地上产生……

    这是臧老晚年写的回顾他在临清的那一段征程：“我爱郭堤这灵魂的乡土”。

    中国现代杰出的诗人臧克家。1905年出生于山东诸城，1925年在《语丝》上发表处女作，1927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并参加北伐。1930年以数学0分，语文98分的成绩，被闻一多先生破格录取，进入国立青岛大学学习，在校期间，曾得到闻一多、王统照的热情教诲与精心帮助。1933年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在闻一多、王统照、卞之琳 等每人资助20元的情况下得以出版。

    1934年他大学毕业，来到临清，在山东省立第11中学任教，直至1937年日军攻陷临清，他被迫离开临清，投笔从戎，上了前线，到第五战区正面战场，转战鄂豫皖近五年。

    臧克家先生在临清期间，曾写下数百首著名诗篇，并出版了《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运河》三部诗集。我们家和臧克家的交往，更多的是从我姐姐姜德贞那儿听来的。

    我爱郭堤这位灵魂的乡土，
    爱老年人的诙谐洒脱乐，
    爱小弟弟的腮边笑窝……

    后来才知道，臧老师写我农村老家郭堤村的诗，竟然把我的腮边笑窝也写进去了，这首诗后来选入《北国的孩子们》诗集。臧克家和我父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位知识分子很谈得来，他们谈时局、谈诗，也谈历史。星期天不是他到郭堤来，就是我父亲进城到他那儿去。鲜桑葚下来，到行子里摘桑葚吃，更是一件极大的乐趣，他的《依旧是春天》：

    看春水那份柔情
    柳条撒开了长鞭
    东风留下燕子的歌
    碧草依旧直绿到塞边

    据说就是从郭堤春游回来后写的。

    臧老师在临清11中时，鼓励学生订《大众生活》、《水星》、《世界知识》、《小说月报》等进步刊物。当局曾经逮捕了进步学生，臧老师则四处奔走，营救被捕的学生出狱，为此，赢得了大家的赞誉。当然，他的更多的成就是培养了一批酷爱文学的弟子，我姐姐姜德贞就是他的得意门生。他亲自帮姐姐改诗，并推荐给当时的文艺刊物。记得，姐姐发表在《开明少年》上的第一首诗《冬的脸》，就是经臧老师推介发表的。秋天，姐姐捡了一枚红叶，送给臧老师，臧老师在上边题下：“你从野外捡来一个秋天”的名句。1937年后，臧老师离开临清，去了抗战前线，但它依旧关心鲁西北地区的抗战和当地的人和事。1938年范筑先将军在保卫聊城的战斗中，壮烈殉国。他写下了长诗《古树的花朵》，来怀念这位抗日英烈。临清籍的著名抗日名将张自忠牺牲后，他更是激动不已，写下《诗颂张自忠》的名篇：

    生命是脆弱的，
    死，并不是难事；
    但，若能像他死的这样，
    有声，有响，
    有光芒。
    谁有他这样，
    一副肝胆义气。
    更叫人激动。
    一腔的热血，
    化一道彩虹，
    耀眼放亮地，
    挂在历史的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