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恩师——臧克家

    1950年，青岛解放还不到一年，我就到了青岛，在这里开始了我读书求学的新生活，当时，没有什么书读，看到臧老师寄给姐姐的诗集：《烙印》、《泥土的歌》、《冬天》等，就爱不释手，反复读，有的甚至能背下来，再加上姐姐讲臧克家的故事，就更加深了对这位诗人的印象。看着桌上一张臧老师的照片，他削瘦的脸型、眼睛炯炯有神，照片背面还题写着“烦恼的网孔中青春漏走，生活给炼一身硬的骨头”的诗句。自此，我就想着我以后也要写诗，拜臧老师为师。臧老师真正成了我的启蒙恩师，几乎影响着我一生的创作。

    1937年，臧老师匆匆离开临清，临走时把两只木箱寄放在我们家，我只知道有一箱子书，还有一箱子衣服和鞋子。我家颠沛流离几十年，东西大部分失散，但一本闻一多先生盖着自刻印记的《死水》却保存下来，后来寄给了臧老师。我记得失散的还有臧老师的《罪恶的黑手》原稿及王统照先生的《昭明文选》。闻一多先生的文房四宝，臧克家前妻王慧兰从海外捎来的一副油画，我至今仍保存着。

    1954年，我在北京读书4年，我就成了这位老师家的常客，因为我是学校创作组的组长，经常带着一帮爱诗的年轻人，造访这位大诗人。尽管我们学的是工科，但却有一颗爱诗的心。老师还亲自动手给我改诗，记得我有一首写农村生活的诗，其中一句是：从青蛙的叫声里我知道天气的好坏，诗句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臧老师把“知道”两字，改成“听出”，变成“从青蛙的叫声里我听出天气的好坏”，改一个动词，诗句大变样，原是知道天气的好坏，这里成了“听出”好坏，闪光的句子，真是“一字师”啊！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不管是在他原先住的笔管胡同7号，还是赵堂子胡同15号，甚至他去世前住的皇城根，我都去过。我们这种师生情谊，连续了半个多世纪；也还是在他的影响下，我终于下决心，弃工从文，成为一名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我在海内外出版个人专著27部，其中像《冯梦龙幽默故事百篇》、《楹联故事集锦》、《海峡两岸诗选》等都是老师给我题写的书名，我编的《楹联书法集锦》、《咸阳名胜诗词书法》等书，更留下了老师珍贵的墨宝。

    日军血洗大辛庄

    抗日战争后期，日军固守临清县城，周边都是国民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各据一方地盘，经常伏击日军的运输车队和小股的日本士兵，作战十分灵活，相当活跃。当日军大批士兵出动扫荡、清乡时，游击队员早已得到情报，跑得无影无踪。但游击队也各有自己的营地，即“司令部”所在地。这里边实力比较大的除共产党领导的二纵四旅陈再道、宋任穷的部队在河西一带比较活跃外，就数盘踞在临清东南方大辛庄一带的肖建九的部队实力较强，他们打的公开旗号就是国民党的游击队，还有上级正式的委任状，具体什么番号我已记不起了，按说当时正处在国共合作全国统一的抗战大好形势下，国共两军在东西两方对日军形成了钳形包围之势，对双方都十分有利，始终牵制着守城的日军，不敢掉以轻心。但事与愿违，肖建九不但没能很好的和共产党的部队合作抗战，反而经常起摩擦、闹事。

    有一次，肖的部队在公路上伏击了日军的运输车队，造成日军士兵伤亡。第二天，日军调来了大批军队团团围住了肖的司令部。大辛庄有一圈土围子，俗称土城墙，城墙跟下又是护城河，相对坚固，易守难攻。日军决心拔掉这个离城十里远的据点，彻底消灭这个眼中钉，以除后患。同时，也是报他们伏击运输队的一箭之仇。战斗打得异常激烈，肖的部队拒绝投降，日本动用了小钢炮、追击炮向大辛庄密集炮轰。日军几次向城内喊话，要求他们放下武器，肖建九不但不听反而亲自上阵参加战斗，没有一个士兵投降，直至全军覆没，肖建九阵亡，大辛庄沦陷……

    两天后，我的舅父从大辛庄来到临清，额头上包扎着绷带，见了我父母就抱头痛哭，说是自己捡回来一条命，他不是肖建九的军政人员，因为别的事被困在大辛庄，经历了血洗大辛庄的全过程，用他的话说就是：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有些战士就牺牲在房顶上，血从房檐上流下来，真是目不忍睹。大辛庄的普通百姓也遭了秧，伤亡惨重。

    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事发第三天，我亲眼目睹了驻守临清的日军司令部，竟然在慕善戏院举行了“肖建九司令追悼会”横幅上写着“肖建九司令永垂不朽”，在他的遗体旁边放着花圈。临清的大多数老百姓不理解，这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吗？明明人是你们杀害的，却要在此大办悼念活动，据说这是日本武士道的一种精神，也是一种传统，崇尚英雄主义，肖建九被几次劝降未成，直坚持到一兵一卒，全部阵亡。在他们看来这是英雄之举，值得赞扬和效仿。据说，他们也用同样方式，给临清籍抗日名将张自忠举行过追悼会。

    肖建九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的是非功过，需要历史学家去评说，我没有这个资格。我就知道他的这一段往事，只如实地记述下来，可能是一窥之见。

    我的母校——行宫庙小学

    大寺街行宫庙小学是我的母校，日伪时期改名为模筑小学，解放后叫第一完小。事过70多年回忆起来在校的生活，仍历历在目。

    临清沦陷后，父亲不愿我受奴化教育，一直在家教我国学读本，什么《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都让背得滚瓜烂熟。看着日本兵不走了，邻居的小孩都去上学了，母亲才催促父亲把我送到了行宫庙小学，插班上二年级。这是什么学习环境啊，各班都人满为患，一个班的学生，乱哄哄的，根本无法上课，一张课桌5个学生，中间坐着3个，两头各坐一个，还得自带小凳。当时我的堂兄姜德敏，也在学校教课，他教美术，他带着父亲看了看，说：“你看这情况，没法听讲。他认字不少，你在家里给他补习一下数学，下学期让他插班上三年级吧，三年级人少。”

    父亲接受了我堂兄的建议，抓紧在家给我补习数学，一、二、三年级的数学课本，一学期硬是补习完了，我运算自如，“小九九”、“斤成两”那些口诀也背得很熟，父亲自信地说：“不但能跟上班，恐怕还是拔尖的学生。”于是我顺利的成为了三年级的插班生……

    三年级在行宫庙前院正屋，神台上是娘娘们的塑像，让人敬畏和恐怖。全班只有40多名学生，教语文的是我姐姐在妇女救国会的同事赵岚芳，教数学的是腿脚不方便的拄着拐杖上课的罗老师，当时的杨校长亲自给我们讲《修身》……提到这位杨校长，我不能不说几句，他威严有余，温情不足，整天板着副面孔，好像谁借了他二斗红高粱没还似的。他的办公室正面墙上挂着同样威严的画像，下述本校校长杨某某。据说这幅像是我的堂兄姜德敏给他画的，他们两人，还有位教体育的张老师都是国民党员。日伪时期，转入地下，他们就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这一点在校的员工基本上都知道。这位杨校长虽然威严，但颇具文采，记得我们的校歌，就是他作词的，我们小时候一直在唱：凤岭毗邻，卫河之滨，集合着炎黄的优秀子孙……

    我那教美术课的堂兄姜德敏，他最后去了台湾，结果使我们多个家庭受到牵连，这是后话。教音乐的女教师是位白字先生，一篇歌词经常出现几个错别字，比方歌词中的“彻底”，她一直按“激底”给我们教唱。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给我们教了国民党的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后就成了升国旗时唱的“代国歌”了。但当时最流行的还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以及《千里送京娘》等等。日语教师是县府张秘书的太太，经常拿教鞭抽学生，上她的课时，因为怕挨揍，三分之一的学生都吓跑了。我们最喜欢的老师就是我们的国语老师赵岚芳了，当时还不知道她是共产党员，感觉她对学生体贴入微，教学认真，经常有新的词汇、新的语言给我们灌输，把党为生活的述语也用在教学上，让我们倍感新鲜，我前文中曾说过，她教《动物园》那一课时，曾把“大铁笼里两只狮子”暗指为大铁笼是中国，两只狮子是国民党和共产党……

    不知是上级的命令还是啥原因，学校改名了，行宫庙小学改成了“模筑小学”，杨校长还亲自设计了校徽：倒三角，比喻为“三育”，一个大临字，中间包含着一个圆形的“模”，学校强迫学生购买，每人必须佩戴。

    解放后的第一完小

    1945年9月1日，临清从日寇铁蹄下解放。我们尊敬的赵老师回到学校，当了校长，她也改名为赵鹏。日伪时期，她被开除，我们曾经罢课，闹学潮，到她家读私塾，现在她又回到我们的身边，并且当了我们的领导，同学们别提有多高兴了，学校也改名叫第一完小了。这一学期要写的东西很多，我只叙述两件事；一是，当时没有课本，从其他解放区调来的课本是草纸的，揭不开，其中有一篇是诗，题目是：“托洛斯基，你这无耻的叛逆，”因为我特别喜欢诗，很快就背过了，成天念：“托洛斯基，你这无耻的叛逆，出卖了你的祖国——苏联，投降了法西斯蒂……”也不知道是几年级的书每人还分不到一本。当时时局很紧，正处于全面内战边缘，国民党的一位将军潘朔端起义了，他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声明，是半文言的，又成了我们的一篇课文，我每天背：“朔端等藉历云南，少年从军，每以卫护桑梓、救国救民为己任。抗战期间，曾备尝艰苦……”全国解放后，潘朔端成了云南政协副主席，他恐怕不知道，他的这篇小文，曾被千百个学生所背诵。我记得我们一篇作文的题目更是让人惊讶，题目是：“给蒋介石的一封信”。我自己也没想到，当年给蒋介石写过信。起因是当时的战况紧急，李先念、王震领导的中原军区，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有可能全军覆没，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党中央才向国民党呼吁，并号召全国人民向国民党施压，于是才有了我们每人一封信的举措，据说还真的把我们的信件发往南京了。

    因为是刚刚解放，学生的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来我们班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孩，突然间来了很多大哥哥，他们都是十八、九，甚至二十岁，有人偷偷讲，他们都是为了逃避参军而来上学的。另外，还来了一批军人家属以及他们的儿女，我记得我们班就来了四位姓张的亲姐妹在一个班上课，老大叫张伯华，最小的叫张季华，我们管她们叫伯、仲、叔、季。

    更值得追忆的是，有一年腊月，八路军攻打东昌（聊城）伤亡惨重，负伤的伤员没有担架抬，就用牛车拉到了临清砖城里原日本“红部”所在地，当时的华美医院，医护人员也不足10个，两三家私人诊所，也就5、6个人，显然人手严重不足，学校也就把5、6年级的同学送到临时驻扎地，去服侍伤病员。一到现场，我吓得都想哭，牛车上拉来的伤病员哭喊声响成一片，血不停的从牛车上往下流，有的战士已经死亡。我和一位女同学分配在一个病房、地铺上躺着先前住进来的较轻的九位伤员。因为那位同学是女同学，照顾这九位伤员的大小便就成了我的事。我咬牙坚持，通宵未眠，这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实在不容易。还好，我服侍的病号没出现大问题，只是有一位病号，夜里实在痛苦难忍，让我去找把刀来。我就跑去帮他找刀，被老师叫住了：“你真傻，他是太痛苦了，要自杀，弄不好把你也杀了……”老师一席话，吓得我出一身冷汗，过了一会，那位战士吃了止痛药，好一点了，他还请我给他唱歌。其他同学就不像我这样“幸运”了，有人服侍三个重病号，一夜间竟有两位牺牲；还有一位女同学看着病号流血不止，血流满地，她自己竟然吓得晕过去了。啊！这就是战争，太残酷了。

    第二天是腊八，房间送来热气腾腾的腊八粥，肚子虽然饿，就是吃不下去，硬是老师逼着喝了一碗腊八粥，时过境迁几十年，但我仍记忆犹新。

    沦陷的临清——记忆拾零

    “七七事变”后，日军顺着津浦路南下，直逼临清县城，当时国民党守城的军队有数万人，完全可以抵抗一番，可是，当时的军队有一股“恐日症”，说日军有武士道精神，不怕死……谣传的神乎其神。再加上贪生怕死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见日本人就跑，所以敌人未放一枪一炮就拿下了临清城。之后，韩复榘也因不抵抗丧失大片国土，在开封的军事会议上被蒋介石下令执行枪决。日军拿下临清后，就大搞欢庆活动，日军放假一周，也是笼络人心，日本兵见了小朋友就撒糖果，他们无处洗澡，就到每家市民去借水缸，花钱买水，供士兵洗澡之用。放假期间，城里人好多跑到乡下去了，商店都关门，戏院也停演。

    日军放假，无处消遣，就到处找“花姑娘”。“花姑娘”这个词作何解释我没有验证过，只知道这是东洋兵为了发泄兽欲，去蹂躏中国妇女。听老人回忆说，当时临清全城恐慌，人人自危。姑娘和年轻的媳妇不敢上街，有的女人脸上抹了锅底灰，化妆似人似鬼；有的姑娘干脆剃成光头，穿上小伙子的衣服……就是这样躲避，还是没能逃过侵略者的魔爪，他们挨家挨户出去寻找，谁家的媳妇被糟蹋了，谁家的闺女被轮奸了。这种消息已经不新鲜了，成为家常便饭……日本孤军深入，犯兵家之大忌，他们很快撤走了，但是遗留下来的后患却是无穷的。

    当时没有人工流产的手段，很多被强奸的闺女、媳妇，怀上孽种，跑到当时的华美医院去生产，华美医院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医院，带有慈善性质，日本兵第一次撤出临清不到10个月，医院就迎来了一批具有同样命运的年轻女性，她们羞愧地生下孩子，放在教会的育婴室，不留姓名、地址就匆匆离开……心地善良的临清人，收养了这批可怜的混血儿，一些有钱的人家，还给医院捐钱、捐物，有些穷人家，因无儿无女，也去前往抱养。有位A君，如今是位学者，德高望重，他就是这群孤儿中的一个，几十年来苦苦寻找自己的生母……他的学生还把他的经历写成文艺作品，发表在报刊上，题目是：《我不知道我是谁》。

    父亲惹下牢狱之灾

    日伪时期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除了几个剧团勉强维持外，再没有什么可看的，偶尔也有日本的歌舞妓什么“富士座”之类的到临清演出，主要是慰劳军队，中国人看不懂，也不敢去看。知识分子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锅市街有一个新民教育馆，里边有几份报纸，还有很多画板，每次我父亲去看报，他和那一批知识分子们闲聊天，我就在那儿翻看日本的画报。有一天，很多人都很激动，他们争着看一篇报纸，我看到报纸上有拳头大的标题大字：“空袭珍珠港”。原来是日本空军偷袭了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使美国遭受巨大损失，也就是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大家议论纷纷，充满了恐慌感，父亲却很冷静，他说：“小日本敢在美国头上动土，美国绝不会放过它，小日本快完蛋啦，等着瞧吧！”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不知谁告密了，第二天父亲就被抓进了县警察局，这是他第二次因宣传抗日思想被关押，我母亲曾被四区区部关押过，我和我的小姐姐又都被日本宪兵队关押过，我们一家四口都深陷日伪囹圄。

    日本在临清的机构和商店

    日本占领临清期间，设立了多项机构，我不是专门研究的，只知道砖城里西北角是他们的司令部，有重兵把守，老百姓俗称为“红部”，可能是那儿的营房是一片红瓦房。再一个就是箍桶巷，臭名昭著的“阎王殿”——日本宪兵队啦，记得有一次我们放学路过那儿，在倒塌的半截墙边有半张报纸，上面放着五六只血淋淋的人耳朵，我和我的同学艾旭志、任逢元都亲眼看见了，十分害怕，最后一个伪警察把那一包人耳朵扔到房顶上去了，宪兵队门口这血腥味都让人毛骨悚然。考棚街现在的回民中学对门和隔壁，就是有名的日本窑子——慰安所。脚穿木履身穿和服和朝鲜长裙的慰安妇出出进进，唱片里传出日语歌曲……，三元阁和浮桥口有两座日本的岗楼，三元阁还驻扎着少量军队，扼守着卫河上的两个渡口。八路军夜间烧掉大桥后，浮桥口更加强了警戒。至于日本人还是朝鲜人在临清开的商店也不少，慰安所西隔壁就是一家卖食品的商店，我的一位表哥曾在里面买过两桶罐头送给我们。锅市街有一家专卖服装鞋袜子的商店，我们家还在那里买了一件肥大的旧和服，回到家里，母亲就把它改成被面，我们一直用了几十年。另一家食品商店马市街，当时商店都没包装纸，中国食品，特别是肉类，夏秋用新鲜的蔴叶包装，冬天用干荷叶包装，而日本的商店却用木质的刨花（很像现代的卫生纸）包装。父亲爱吃虾酱炖豆腐，日本的虾酱质量好，又卫生，所以我们经常到那里买虾酱。还有，当时一般人洗衣服很难找到肥皂，大多数用淋的草木灰水或皂角洗衣服，而日本商店里卖的一种鱼油做的肥皂，洗得又快又干净，一股子鱼腥味。日伪时期抽鸦片是被允许的，当时的田家店（福德街）就有烟馆，很多人卧在床上，吞云吐雾，而吸食海洛因则是被禁止的，海洛因是朝鲜人在地下独家经营的，他们经常违禁，也被抓进日本宪兵队。

    美国飞机轰炸临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控制的抗日主战场发起对日寇的反攻，美国援华的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也加强了对日本占领区的大规模的空袭，日本兵营、仓库、机场、车队遭轰炸的消息，不断传来……

    有一天，相对平静的临清，第一次遭到重磅炸弹的袭击，老百姓奔走相告，洋溢着胜利即将到来的喜悦。可惜的是，轰炸的目标应该是红房子的日军司令部，结果炸弹落在了同样是红房子的城南“棉花研究所”（当时好像叫棉业试验所），来的飞机也不知是美国的还是国民党的，不管是谁的，老百姓总算是看到一线希望的曙光。我父亲非要亲自带着我到现场去看一看。我们走了好远的路，看见棉田里有几个直径十几米的大弹坑，还有一个燃烧的小弹坑，闻到一股硫磺的味道。父亲说：“这可能是燃烧弹。”棉花研究所的房子被炸塌，有一位棉农受了伤。这次轰炸给侵略者心理上的压力是不能低估的。过了好长时间，群众还在津津乐道，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为什么远距离地来临清轰炸？

    日本明仁太子私访临清

    我被当做人质，关押在日本宪兵队期间，没有出入自由，只能在院子里随便走动。一天，日本宪兵又把家里送来的饭偷吃了，他们爱吃中国饭，给我换上日本的面条，特别是浇上日本的甜味酱油，非常难吃。我就有点生气了，不想吃饭。一个日本兵就来劝我说：“快吃吧，一会儿我带你骑大马。再不吃，我们敬神啦！你就出不去了。”日本兵做了那么多坏事，他们还很迷信，每到黄昏时刻，他们会从裤带上挂着的一个小布袋里，恭恭敬敬地请出一尊木质的神像，放在桌边、床边跪下来祷告，好像是祈求神灵保佑他们的小命吧！那时，房间很清静，不能随便说话，随便走动。听了日本兵的话，我就赶紧吃了一碗面，拉着他出来骑大马。院子里真有一匹高头大马，像中国的青花骡子。日本兵把我抱起来放到马背上，马来回走动，我抓着马鬓高声喊叫，他笑着说：“你真有福气，这是日本天皇太子的马！”我以为他随便说说，也没在意。

    一星期过后，我被日本宪兵队放出来。我每天跟着父亲闲逛，不是去钓鱼，就是去教育馆看报或是去考棚街的卓立轩钟表店聊天。卓立轩的天津籍的老板赵先生是我父亲的盟兄弟，他比我父亲大几岁，我管他叫大爷。他那儿唯一一位员工叫庆水，爱给我聊天讲故事，那一天，他讲起了明仁太子来临清私访的事，他说：有一天，日本宪兵通知大寺街、考棚街戒严，不许人员走动，所有商家关门停业，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日本兵真枪实弹站车道路两旁。我站在门后，从门缝向外偷望，看看是个什么大官在这出现，不会是东条英机吧？不一会儿，就来了一个小汽车，缓缓开过，里面确实坐着一个当官的，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站哨的日本兵都面朝外，立正、举枪……后来才知道，来的是日本裕仁天皇的儿子——明仁太子。这样我才相信，日本兵没骗我，我骑过的那匹菊花青的大马，正是明仁太子的坐骑。

    从日本投降到临清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日经过两昼夜的激战，临清解放。半个多月的时间，可以说是地覆天翻，很多往事仍历历在目……

    8月15日日本投降，一般老百姓都不知道，他们既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只能在街头巷尾听小道消息。我们真正知道是8月16日早晨，父亲一早出去遛弯，不一会儿就回来了，用拳头击着桌子，很激动，还让母亲拿出酒来。父亲中风后下半身不遂，早已戒酒多年了，今天要喝酒，肯定有什么大事、高兴事。父亲说：“日本投降了，街上见不到一个鬼子啦……”我听了也很好奇，就想跑出去看个究竟。到了街上，看见日本慰安所和隔壁的朝鲜商店围满了人，有些胆大的砸开门窗，从里面抢出整条的香烟，一个从库房里扔出几个像象鼻子一样的防毒面具。过去，我见过日本骑兵带着，中国军队没有毒气弹，这也是日本军队侵犯国际法，施放毒气的佐证。被褥、洗脸盆等生活用品也被扔出来了，有的则抬出桌椅板凳、床板等物，你争我夺乱作一团，在路旁不知谁扔出的一个卖肉的肉钩还有一本书，我就捡起来拿回家去了，母亲看了很害怕：“咱不要人家的东西，谁知道日本鬼子还回来不？”等到我再次上街，慰安所和朝鲜商店可以说是洗劫一空，连门窗都被人卸掉了……

    听说日本鬼子当晚接到命令，连夜向济南集中，车辆不够，人满为患，东西根本无法带走。撤退时，鬼子的车队在北门外还遭到游击队的伏击，唐窑一带的公路上，老百姓还捡到过整袋的大米和白面。

    8月17日一大早，街道上就挤满了人群，像是逢年过节一样，有好多是从乡下来的，听说日本鬼子滚蛋了，他们要来看个究竟。有些商店开门了，还挂出了国旗，街道上有好多韩国民族阵线的标语，过去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个组织，甚至连韩国也不知是哪个国家，当时只知道有个朝鲜，又叫高丽棒子。

    大家最关心的是，商店和食堂虽然开门了，有的不收“准备票”了，让老百姓为了难，日本占领中国初期，急需要一种流通的货币，成立一家能发行货币的银行，太仓促，筹备尚未完成，就先成立一家“准备银行”吧，于是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了印有孔夫子、关老爷头像的临时货币，大家管它叫“准备票”。具有讽刺意味地是这个“准备银行”一直准备到日本投降，也没准备出个新名字来就寿终正寝了。问问商店、食堂不收“准备票”，买东西要啥？商家们好像串通好似的异口同声地回答：“要银元、铜板、制钱都行。”有人高声喊叫：“这不又回到满清去了！”吼也没有用，商家不知下一步棋是啥，谁也不愿承担不必要的损失。

    刚刚吃完中饭，就有人敲我家的门，一位身穿和服的“日本娘们”（这是老百姓对日本慰安妇的称呼）毕恭毕敬地进入院内，见了我母亲就进行了一个日本式的90度大鞠躬，哀求地说：“太太，有衣服洗吗？”我母亲见她那副可怜相，顿时产生了怜悯之心，对我说：“快去拿个窝窝来。”她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没搭上车，怪可怜的。”我把窝窝头给了这个日本娘们，她坐在房筐下的台阶上，狼吞虎咽的吃起来。我母亲又嘱咐我：“再给她端碗水来。”没过几天，这个日本娘们就被一位穷苦的光棍接到家中做了媳妇……

    权力真空  群龙无首

    日本投降后的一周内，临清出现了权力真空，群龙无首的局面。一个带着小胡子的商会小头目，外号叫徐胡子，带着几个手举小旗的商家，站在慕善戏院门口，欢迎军队进城，小旗上写着：“欢迎劳苦功高的王司令”、“欢迎劳苦功高的张司令”之类的标语，父亲看后气愤地说：“什么劳苦功高，就是鬼子的帮凶——皇协军吗，摇身一变就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了，真是鱼目混珠。”果然，没过几天就有人来请父亲去参加所谓的政务工作。“我怎么能和这帮兵痞、无赖为伍？”父亲一一拒绝了他们的邀请。日寇投降的一星期，真是大动荡，也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活动明显加强。而掌拳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残酷镇压，有一次就在青碗市口，当时的十字路口，可以说是临清繁华的中心，用刀砍了6个人，暴尸街头，血流满地，那种恐怖气氛，让人毛发都竖起来了，晚上没人敢从那经过。

    没过几天，八路军攻城开始了冀鲁豫军区和当地的游击队几万人把临清县城围得水泄不通，枪炮声像炒料豆似的响个不停，我们家的门楼上挨了一颗炮弹，炸掉门楼一角，院子里还捡到几颗飞落的子弹头。

    31日早晨，院门被打开。一个举枪的八路军闯进我们屋里，询问我们：“鬼子有没有放在你们这里一支大盖，两只手枪……”我母亲忙说：“我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跟鬼子没有一点关系。”八路军扫视了一家老小，把枪放下，问道：“炕上躺着的是谁？”我母亲把我推醒，我赤裸着身子坐起来，擦着睡意朦胧的眼睛，这位战士总算放了心，问道：“你家有生发油吗？”我母亲说：“可能还有一点儿。”就拿出来不到半瓶的生发油交给那位战士。那位战士可能是枪栓拉不开了，浇了点油，拉动着枪栓。最后，那位战士还掏出一张钞票，父亲说：“不要，不要。油你也拿走吧！”那位战士拿着半瓶油离开了，还说了声“谢谢”。自那时起，我才真正见到了身穿灰军装的八路军，以及他们佩戴的印有“八路”的袖标，

    第二天，也就是9月1日，临清宣布解放。从此临清人民过上了自己当家作主的一种崭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