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学术界“章门弟子”的迅速崛起，尤为引人注目，以致后来有学者回忆：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史界泰斗多出于太炎先生之门；许多教授开口便说“吾师太炎先生”。在过去的二十世纪，“章门弟子”可谓群星璀璨，名家辈出，已成为我国文史学界一道最为亮丽的文化景观。侯外庐先生说：“五四以来，新人与旧人的若干尖端的代表者，同时出现在章氏门下。”章门能出那么多杰出人物，这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这与他的“立身”家风不无关系。

　　章太炎先生最重视“立身”教育。正如章念驰先生所言，“（祖父）把立身看成是人生第一要义”“即把做人看成是第一位的”。在《章太炎遗嘱》中，他告诫子女：“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对所获勋章，“纵使国失主权，不可遗弃”，“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等等。这些虽然是老先生对子女所言，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未尝不是对“章门弟子”的总体要求。

　　有论者说：“作为群体，章门弟子表现出了三大特色：其一，富有民族责任感，勇于与时偕进，把握时代潮流，努力为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确为事实。每当中华民族发展到大关口时，“章门弟子”所表现出的那种“事不避难、勇于担当、奋勇向前”的凛然正气（我们也可以说是“血性”），令人敬佩。

　　我的祖父汤炳正先生说，自己不仅“在小学方面受太炎先生的教益，更重要的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给我以巨大的影响。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时，太炎先生就曾发电报支持”。立雪章门之前，“我对时事是漠不关心的”。他又说：九一八爆发时，我在北京，“那时的学生爱国运动，虽然蓬蓬勃勃地发展着，而我呢？始终没有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去，一直是忙于跑北京图书馆，忙于收集材料写什么《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杨子云年谱》等等”。而入章门之后，祖父就逐渐对时事有所关心。他与许多章门弟子一样，“有章太炎先生的传统，不肯冷眼旁观时势，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始终横于胸中”。

　　由于重视“立身”的教育，章门才能涌现出那么多既有社会责任感又富有成就的学者。当然，太炎先生指导学生治学，主张独立思考，反对人云亦云，强调实事求是，反对望气而知。这同样是老先生在育才方面所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不容忽视之因素。而这种既有开拓精神又抱严谨态度的优良学风，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