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查，20世纪初留日学生办的刊物大概有70到80种之多。他们编译的书刊有几百种。由于留日学生人数多，能量大，编的书刊种类多，内容新，这对于当时启迪民智，制造革命舆论的影响非常大。这时的中国留日学生广泛接触到各种西方的、日本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还有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思潮，包括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新思潮，他们把这些新思想新文化，经过消化改造，再向国内传播。其中，以章太炎、邹容、陈天华最为著名，以《革命军》、《猛回头》和《警世钟》三书影响最大。

　　公开倡言革命

　　1902年章太炎到达日本，住在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馆，为《新民丛报》润色译文。章太炎提议说，要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今距晚南明永历政权亡国忌日不远，应于是日举行大规模的纪念会，使留学界有所观感。大家都很赞成，即推太炎起草宣言书，并定名曰“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包括发起人秦力山、冯自由、马君武等，预定4月27日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章太炎的宣言书，洋洋洒洒，气势如虹。

　　昔希腊陨宗，卒用光复；波兰分裂，民会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乃召畴侣，集会纪念，以志亡国。凡百君子，婵嫣相属，同兹恫癏。愿吾蜀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吴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蒙正发；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庶几陆沉之痛，不远而复，王道清夷，威及无外。然则休戚之薮，悲欣之府，其在是矣。

　　宣言书被印成若干份，分发给留日学生、华侨，还寄给几家倾向革命的媒体。一时颇具轰动效应，报名数百人之多。

　　这么大动静自然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清朝公使蔡钧央日本间谍福岛安正出面，向外务省施加影响，要他们取缔这次集会。临开会前一天，章太炎、陈犹龙等十人接到日本警察署通知书，谓有要事待商，请到该署一谈。太炎如约，他穿了自己设计的古怪汉服，长衣大袖，手摇羽扇，路人注目。到警署，警长先问各人籍贯为清国何省。太炎回答说:“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警长又问:“士族乎？抑平民乎？”太炎回答说:“遗民。”警长连连摇头，换了严厉的口吻说:“诸君近在敝国设立支那亡国纪念会，大伤帝国与清国之邦交……应即解散”，胳膊拧不过大腿，章太炎等无言而退。

　　果然，4月27日清晨程家柽、汪荣宝等数百留学生赴会时，上野公园各路口布满了日本警察。宣告奉警视总监令，禁止支那人开会，不许通过。孙中山也来了，他邀请大家晚上到横滨永乐楼聚餐。聚餐时，大家补行了纪念仪式。孙中山提议大家轮流向章太炎敬酒。因“香港《中国日报》得宣言书即载诸报端，大事宣传。……香港、澳门、广州各地人士闻之，颇为感奋云”，这一天香港《中国日报》报社也举行了纪念仪式。7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到杭州。

　　亡国纪念会开创了留日学生政治性集会的先例，警觉的清政府开始感到留学生的危险性。7月28日，留日自费生钮瑗、李显等9名学生要进“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公使蔡钧拒绝担保。吴稚晖、孙揆均、蔡锷等26人因此到公使馆请愿，蔡公使拒不接见，相持到夜深，蔡钧叫来日本警察强行驱散。

　　次日，蔡钧央日本政府下令把吴稚晖、孙揆均驱逐出境。吴稚晖气愤异常，写下绝命书，投水自杀，被救出后登上法国邮船回国。这时正在日本的蔡元培先生，吴稚晖当年南洋公学的同事，闻讯恐生意外，特地赶到船上来护送。

　　吴稚晖、蔡元培到上海后，有一批老的留日学生在张园搞了一个“协助亚东游学会”，请吴和蔡报告公使馆请愿的经过，然后当场议决:一、向日本参谋部洽商以准许想学习陆军的自费生不必经公使保送。二、积极筹划在上海自办学校，不必让有为青年们远赴他乡去学习。所以这首先诞生了蔡元培、黄宗仰、蒋智由等组织的“中国教育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推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推蔡元培为会长，设本部于上海泥城桥福源里，并“置支部于各地”。章太炎也赶来参加。

　　恰好碰上南洋公学因“墨水瓶事件”而引发的学潮。11月16日，集体退学的学生请求中国教育会协助，21日，教育会开特别会议，决定建立共和学校，由蔡元培任学校总理，吴稚晖为学监，章太炎、蒋智由、蒋维乔、黄炎培等为义务教员，后定名为爱国学社。“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支持中国教育会以及爱国学社的活动，便把他的《苏报》捐为爱国学社的喉舌，照录张园集会上发表的拒俄、拒法等演说稿及陈天华的《敬告湖南人》、《军国民教育会公约》，蔡元培的《释“仇满”》、《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革命军中马前卒

　　1901年夏天，邹容私自到成都参加官费留学日本的考试，被录取。临行前，当局以其平时思想激进，取消了他官费留学的资格。邹容(1885—1905)，四川省巴县(今属重庆)人，12岁就讨厌经学，鄙弃八股功名，常“非尧舜，薄周礼，无所避”，喜读《天演论》、《时务报》等新学书刊，心向维新，崇拜谭嗣同。1902年春，他设法自费东渡日本，大量接触西方文化，并结识了一些革命志士，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革命倾向日趋显露。

　　在日本，因为看不惯清朝学监姚文甫的胡作非为，邹容伙同张继、陈独秀等几个同学痛打了那学监一顿，还剪掉了学监的辫子，被追查后逃回上海，寄居在爱国学社。邹容好讽刺、善骂人，甚至看到爱国学社的学生学英语，就加以讽刺说:“放着国学不学，偏偏学英文，将来可以成买办、做洋奴了。”一些社员听了大怒，想打他，但性情暴悍的邹容常常随身带着手枪，没人惹得起他。邹容平时很敬重章太炎，常常一起聊天，两人谈得高兴了，邹容推章太炎为东帝，自称西帝，结为忘年交。

　　邹容因苏报案入狱的时候才18岁。《革命军》这个小册子，早在日本就开始写了，他开宗明义地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权，建立民主国家，并为这个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虽然只有两万余字，但它却是清末第一部系统阐述革命理论的巨著。全书共分七章: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

　　绪论单刀直入，开头的第一句，极长，有一百二十个字之多:“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紧接着两句斩钉截铁的六字颂赞:“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然后说明“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历数秦始皇以来帝王之专制自私，说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变换，皆是“野蛮之革命”，而非“文明之革命”，又说“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标本。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在“革命之原因”的一章中，邹容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清兵入关时的残暴行为旧事重提，而且详详细细地列举清廷之厚待满人，歧视汉人:“如内阁衙门，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与)汉(人)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额缺约四百名，而汉郎中、员外、主事，额缺不过一百六十二名。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满人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伦，残杀数百万同胞。挈东南半壁奉之满洲，位不过封侯而止。”抨击清廷穷奢极侈，却没钱干利国利民的正事，居然于圆明园既毁以后又造了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刮吾汉人之膏脂？”“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有丝毫利益于投入之事，莫不曰无钱矣，无钱矣。乃无端而谒陵修陵，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作万寿，则有钱若干。”

　　“革命之教育”一章说:“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并且应该养成独立不羁之精神，乐死不避之气概，尽瘁义务之公德，与“个人自治，团体自治”的习惯。他认为“秦汉以前有国民，秦汉以后无国民……无所往而非奴隶”。“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历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必须先拔去奴隶之根性”，才能“进为中国之国民”。

　　尽管没有一句一字，论及军事组织或军事行动，然而这个小册子本身慷慨激昂，淋漓尽致，的的确确称得上是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军”。鲁迅曾评价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革命军》在上海出版的单行本，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革命军》在国内和日本先后翻印了20多次，有人统计说印刷达到100多万册，引起巨大反响。

　　孙中山非常重视这本书，他在1904年四五月间，便已在旧金山把《革命军》印了11000册，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1906年10月有信写给新加坡的同志说，“海外各地，日来(革命运动)亦多进步。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有数处。兹将河内同志所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万本印费三百四十元，二千本印费九十元。前贵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齐否？若已收齐，宜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

　　孙中山后来在《孙文学说》中的“有志竟成”一章里说:“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可惜邹容年少剽急，不耐狱中非人待遇，日渐憔悴，后来疯癫似的，夜间不寐，不停高声骂人，白天再问则对夜间所为全然不知。1905年1月，邹容被诊断为热病，大夫以为是必死之症，2月被允保释出狱。

　　出狱前一天，也就是1905年4月3日被押赴工部局医院救治，医生给他开了一包药。邹容回狱，于服药当夜暴亡。

　　次日晨章太炎抚尸大恸，看邹容咧着嘴，双目不瞑，更加哭得不能出声。

　　邹容之死，舆论大哗，都说是被官方下毒的。清政府形象一天坏一天每况愈下。革命党人怕他们接着对章太炎下毒手，徐锡麟等奔走呼吁，还运动欧美人士展开评论，向政府施压。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为表彰邹容的革命业绩，追授他“大将军”的军衔。

　　“作书报以警世”

　　在宣传革命方面，能够并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的，还有《猛回头》和《警世钟》。

　　作者陈天华(1875—1905)，湖南省新化县人，字星台，别号思黄。1900年春，考入岳麓书院，成绩名列前茅，1903年春，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

　　陈天华在日本积极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还“日作书报以警世”。1903年，先后出版《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以血泪之声，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清廷卖国的种种罪行。

　　《猛回头》用评弹的形式，词浅意显，但极富感染力，序言说:“俺也曾，洒了几点国民泪；俺也曾，受了几日文明气；俺也曾，拔了一段杀人机；代同胞愿把头颅碎。俺本是如来座下现身说法的金光游戏，为甚么有这儿女妻奴迷？俺真三昧，到于今始悟通灵地。走遍天涯，哭遍天涯，愿寻看一个同声气。拿鼓板儿，弦索儿，在亚洲大陆清凉山下，喝几曲文明戏。”

　　然后，要求大家“恢复起来是正正堂堂的道理”:“列位！你道这造反二字，怎么样讲的？他强占了我们的国，我们自己想恢复起来，是正正堂堂的道理，有什么造反！好比那人家有一份产业，被强盗霸去了，到后来这人家的子孙长大了，想要报这个仇，把从前的产业争转来，也可说他是不应该的吗？那人家的子孙，若是有一半倒要帮这个强盗，把自己的亲兄弟杀害了，到那强盗处讨功，这还算得一个人呢？”提醒大家“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哪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

　　接着提出:第一要，除党见，同心同德；第二要，讲公德，有条有纲；第三要，重武备，能战能守；第四要，务实业，可富可强；第五要，兴学堂，教育普及；第六要，立演说，思想遍扬；第七要，兴女学，培植根本；第八要，禁缠足，敬俗矫匡；第九要，把洋烟，一点不吃；第十要，凡社会，概为改良。“天下事，怕的是，不肯去做；断没有，做不到，有志莫偿。”“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两句话，难道列位未曾听过吗？”“瓜分互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

　　宋教仁在1906年1月4日日记里说自己，“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