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动部队干部参与外交队伍的人员安排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确定的，也完全了解出现的情况，知道有些人怕困难不愿转行到外交领域工作。按说父亲向总理直接汇报，是经过军委批准并联系过总理办公室，肯定也曾得到总理同意。他问这句话，含有批评责问父亲因个人工作调动自己来向总理汇报。父亲在解放战争时参加过石家庄军调小组工作，当时我军军调小组正是由周总理、叶剑英元帅直接领导，所以总理是知道父亲的。父亲跟随在总理旁边，把早就准备好的汇报继续陈述：“报告总理，调令空军领导已经通知我了。我有具体情况向总理报告：我的右臂负伤不能抬起来敬礼，左眼被打瞎，现在安的是假眼。我这个状况参加外事活动，不能正常敬礼和假眼都是不方便，非常有损我们国家的形象。我服从组织上的任何工作安排，但我的这个情况是否继续留在部队工作更适合些？请总理指示。”周总理听了父亲话，立刻停下脚步，用严肃犀利的目光看了看站在旁边的父亲，停顿片刻说道：“好吧，漆远渥你去（中央）组织部向安（子文）部长汇报，报告他说我已经知道了。”这样，父亲为了国家利益和新中国形象放弃出国，选择继续留在部队工作。

    “开闸、放虎”

    1952年10月，地方“三反”运动结束。12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军开展了“三反”运动。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抓经济犯“老虎”，波及到华北空军部队。运动热度一浪高过一浪，当下面要再抓一批“老虎”的报告，放在时任华北空军政委的父亲案前时，父亲深思良久，蓦地站起来，把报告往桌上一摔，对秘书说：“走，带我去见见几只最大的‘老虎’。”又派了几个工作组分别去几个‘重灾区’解剖麻雀。这一切调查做完了，父亲胸有成竹，拿起电话，直接要空军刘亚楼司令员：“刘司令，我有重要事情要当面向你报告，包括你答复我的时间一共只要五分钟。”第二天，刘亚楼司令员、政委吴法宪在司令部办公室约见父亲。父亲开门见山：“刘司令、吴政委，我看运动搞得扩大化了。华北空军一共立案XXX名，关押XX名，其中师团干部X名，飞行干部X名，甚至涉及军级干部X名。我调查过了，真正有问题需要进一步审查的不过X名，其他都只不过是一般性问题；这样的问题，你我身上都有，如果这样也算‘老虎’的话，刘司令，不客气的说，首先该抓的就是你和我，你和我就是更大的‘老虎’。为什么运动一来就非要把部队搞得鸡飞狗跳，老婆孩子眼泪汪汪，人心惶惶不可？！下面有多少双眼睛在眼巴巴地望着我们，有多少干部在焦急地盼着我们的政策。局面如不立即扭转，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影响军心，影响训练，影响作战。为什么‘关虎’时那样大刀阔斧，迫不及待；‘放虎’时却如此小心谨慎，迟疑不决？！要颠倒过来！如果说关虎时我们左，放虎时我们就不要右。现在要拿出一股子劲全力纠偏。”刘亚楼司令员来回走动着听取汇报，骤然停步、眼睛一亮，厉声问道：“你的意见？！”父亲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四个字； 开闸、放虎。”刘司令思索了片刻，严肃地说：“漆政委，你亲自去处理这件事。这种情况空军较普遍，你写个报告给我，做为典型我批转全空军。”话音刚落，吴法宪马上说：“漆政委，要马上落实刘司令指示。”父亲一出办公室，立刻对秘书说：“你坐我的车，一分钟也不准耽误，马上去‘三反五反’办公室，传达刘司令员的命令和我的指示；除X名继续要审查的人员外，其它一律解除关押和审查。这些‘老虎’都要在晚上五点钟前放回家让人家吃一顿团圆饭。我要一个一个检查”。

    元帅和将军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军委扩大会议于8月18日——9月12日在北京举行，到会师以上干部1,661人、列席508人。要在全军高级干部范围内肃清“彭德怀的影响”。 会议集中追查“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这两个莫须有问题。会场上，一声高过一声的审问逼得战功显赫的彭总大声嚷道：“你们谁是俱乐部成员？自报姓名！我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讲，怎么里通外国？！”父亲看在眼里，一言不发，心在愤怒。父亲一生最看不过蛮不讲理、以强凌弱、以势压人，何况是对自己尊敬、爱戴的统帅彭总。父亲自己有幸在抗日战场上、朝鲜战场上两次于彭总共同经历了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将帅情深，这信任、这感情是弹打不断、刀割不开的。父亲一谈起彭总，口气便十分感慨而坚定——彭总是元戎！有德可怀，有威可畏，有功可颂！诬蔑彭总的罪名，打死我也不相信！父亲以他自己的想法和方式，表达了对彭总的态度。会议休息时，看到彭总走进卫生间，父亲立即跟了进去，肩并肩、并排站在彭总旁边，冷峻的脸直视前方，一个字、一个字轻轻地说：“彭总，这没什么。你是什么人我们最清楚，保重身体！”此时此刻、此场此景，就这一句话，令这位钢铁元帅眼角流出了一滴泪水、侧过头，久久注视着父亲……1962年，父亲与母亲驱车来到北京颐和园东边的挂甲屯，以看望左权将军遗孤--彭总养女左太北为名，看望父亲心中挂念、受苦受难的元帅（这是父亲为人处世一贯作风，当某个人在工作岗位上“春风得意、红极一时”时，他从来不阿谀奉承，趋炎附势；而当某个人因为种种原因走了背字、下了台，父亲会主动看望。他在北京曾经看望过刚刚被辞职了的总书记胡耀邦；文革后期看望过还关在学习班里、曾经在工作中激烈地反对了父亲的同事某将军，并为他政治解放找学习班负责人提供证明材料；在济南时，也去了吴法宪那里一坐等等）。到了彭总那里，门岗让父亲车等待了许久，可能是层层请示报告吧，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才放进去。因为事先没有通知，彭总见到父母到来颇感意外也非常惊喜，彭总第一句话就是：“漆政委，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我这里是阎王爷开店——鬼都不上门。你们今天来是冒好大风险呐！”见旁边还有彭总的陪同监护人员，母亲连忙拿出东西——自己熏制的几块腊肉解释说：左参谋长孩子小，我是四川人，自己做了点腊肉带给太北为她增加点营养。看看她我们就走。彭总当然清楚内中含义，依然用坚定不容改变他意志的口气说道——进屋坐！如同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下定决心，毫不迟疑。父亲为掩人耳目打趣答应着：“那就参观参观元帅府吧”。进了彭总简单甚至有些破旧的正屋，彭总以浓重的湖南口音调侃自己：“我这坨盐（元）在这里也晒（帅）成粗盐巴啦。我每天就是两件事：读书、种地。在我面前有一堆历史和现实疑惑问题，我读了马恩列斯毛的许多经典著作，还有一些农业科学、园艺、种庄稼的书籍。读了书、学习了知识，我的体会就是：不能理论来理论去，甚至错了还硬是说成真理。党要是不公正，不能以理服人，终归有一天会乱成一坨的。”“我把我的院子精心开了荒，种上小麦，生耕细作、特别精心管理。我这里一分田精收细打、仔细上称，拢共92斤8两，一亩地不过928斤。就算一亩按两季收成，也超不过2000斤嘛。什么亩产万斤，哄鬼呦！我要的不是这点口粮，要的是发言权嘛！”原定五分钟的见面，共谈了一小时五十多分钟。期间，父亲见旁边监护人员不断看表、出来进去一副不耐烦样子，便几次告辞，而彭总一再挽留。告别时，父亲看着这位耿直的元帅，心里滋味万千，却又不能多说什么，他对元勋的全部深情，都凝聚在一个庄重的军礼上。笔直立正、手慢慢地缓缓地举起来，久久没有放下……，彭总走近来，把父亲行军礼的左手轻轻搬下，低声说道：“老漆啊，我现在是老百姓了。”听了彭总这句话，父亲有些哽咽：“彭总，你永远是我的首长！”若干年后，父亲给我们讲述这些历史往事，最后的评说简单而又意味深长，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受益匪浅——人嘛，就是要说人话、办人事、有人品、讲人格！

    无影山上

    1969年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把父亲从居住了20年的北京四合院扫地出门，赶到了济南北郊空军无影山干休所，隐没于市。在那“大革文化命”的荒唐年代，父亲没有讲过一句假话；没有写过一份假材料；没有出卖过一位同志。他举杖怒斥“造反”的丑类：“说我是‘三反’，我就是‘三反’。我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我造旧社会反的时候，还没有你们呢！”……父亲被罢了官。父亲散步时常自语：“我现在是无职无权又无影了。”身居陋室，心忧天下。一天，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到无影山看望那里的老干部，见到父亲立刻说：“老漆，来、来坐到我身边。”父亲问：“杨司令，什么叫做走后门？”杨答：“走后门嘛，无非是一些老同志把子女送进部队，锻炼一下也好嘛。”“杨司令，那你这个后门可要给我留一条小缝缝。”杨司令一摆手，宽厚地笑笑，对随行的军区部门负责人说：“漆政委有什么事，你们帮他办就是。”于是，天南海北被打倒、被审查、被下放、被劳改、被关押的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的子女，甚至原来并不熟悉，走投无路，自报家门找上门来的孩子们，川流不息地来找他们的漆伯伯。父亲家简直成了招待所、武装部、转运站。安排食宿—填表—联系部队—送走。父亲说：“这叫扶上马，送一程。马不停蹄，一条龙服务。”从早忙到晚，乐此不疲。几个月后，军区干部部长悄悄地问：“漆政委，你送的兵快够编一个连了，还有没有？”父亲说：“这些都是后代哟，不要怕麻烦。为了公道，为了那些被迫害的……”“他们能赶能害，我们会救会爱。要多做少说、先做后说、只做不说。”甚至连落难的少奇同志的子女因和孩子们关系甚好，父亲也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常常给予温暖和关照。 “少奇，中央管；他的孩子无辜无罪，我看见了要问要管。”当时刘源在济南患了急性肝炎 ，无论哪家医院都不肯收留。一家人在吃晚饭，父亲听孩子议论这件事后 ，立刻放下碗说道—“要车，走！”。然后带着孩子找到军区后勤部况部长家里，说服了后勤首长，请济南军区总院收留刘源治病。父亲说：“危难见人心，患难见真心；多雪中送炭，少锦上添花。”

    两个字的故事

    一九七二年的春天，晚饭后父亲散步走到街上，只见远处一群人在围观着什么，不时还传来激烈的争吵声音，似乎有人为了争执什么而动手打架。父亲听到后对陪同他散步的小廖（炊事员）说：“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咱们去看看”。边说边快步走了过去。原来是一个小伙子的自行车胎坏了，找到路边修车铺补胎，修车师傅给他车胎补好后，小伙子嫌车胎修的不好而不愿意付钱。双方各执一词，你争我吵、互不相让、甚至推推搡搡动起手来。旁边围观的人有看热闹的、有劝架的，也有替各方打抱不平的，吵吵嚷嚷很是热闹。父亲和炊事员小廖走到围观人群中间，对还在争斗的俩人大声：“都住手，不许打架！”。听到与当地不同口音的制止声，打架的双方一楞，看见两个解放军军人出现他们面前，其中还是个穿军装的老人，那两人正在争个的脸红脖子粗，一时间却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父亲是何方人物来管他们打架的闲事。在那个把文化都给“革命”了的年代，人民解放军在社会上和群众中曾享有崇高的荣誉地位，受到普遍的尊重。父亲的声音，给了正在争斗的两个人很大震慑和压力。父亲一边制止他们住手，同时上前拉住两个人的手说：“都过来，跟我到这边来。到底为啥子事情打个不可开交嘛？！有啥子了不得的嘛？我来给你们评评理！”说罢，便牵着他们俩人走出人群，找个黄土地面蹲了下来。争斗双方各自陈述一番。父亲听完，并没有直接评论哪一方对与错；而用他特有的机智风趣说道：“这样吧，我写两个字来考考你们。认得这两个字的就是有理一方，没理的就要给有理的道歉！”。说罢，找了个树枝，在地上写了个“怒”字。打架的两个人都认识，答道：认识，是愤怒的‘怒’字。父亲紧接着又在地上写了个“恕”字，这个字很像“怒”字，两人刚刚回答了“怒”字，对这个字一时语塞，半天没说上来。父亲笑呵呵地跟他们讲到：“这个字念恕，就是饶恕的‘恕’字。你们只认得‘怒’字，却不认识这个‘恕’字。看来你们两个人都没有讲道理。说你们没有理，是因为你们做人不够厚道，没有胸怀！不懂得尊重别人，体谅别人！你们只知道“愤怒”，不知道“饶恕”。你们看看我是干什么的？是个解放军，是个老军人。我们在战争年代打仗，和敌人真刀真枪地打仗，打个你死我活；就是在战争年代我们还要执行‘交抢不杀，优待俘虏’政策，还要宽大投降了的敌人。你们两个是敌人吗？到底有多少仇恨啊？”两人不语。父亲继续说：“既然你们都不是仇人、敌人，那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自家人”；哪有自家人还要动手打自家人的？”“有分歧，有矛盾要好好协商解决，应该可‘恕’不可‘怒’”，他边说边用树枝指点着地上那两个字。父亲接着又对修车的小伙子说：“你请人家给你修车，师傅是给你修好了的，也付出了辛苦劳动。人家不容易！你应该付钱！要是你认为他修的质量不好，没用几天又坏了，你可以找这个师傅再修一下，师傅免费。这样好不好？”就这样，一场小小的争斗，被父亲用他对人民群众一贯关注的热心肠和扎实的文化素养，用两个像型字就化解了。父亲，是无影山上普通老百姓口封的‘人民代表’。他散步的足迹走到哪里，就常常停下来，和那里的理发师、修鞋匠、锅炉工、木匠、磨刀师傅、补洋铁壶的手艺人倾心交谈。和他们一起喝茶、下棋、聊天、交朋友，了解他们的艰辛和疾苦，关心他们的生活，并倾其所有竭力去帮助他们。人们自然又亲切地称他为“老漆”。父亲说：“离休，要离而不休。不能裁缝丢了剪子，只剩下尺（吃）。”父亲家门前，常年是求助的比送礼的多，自行车比汽车多，老百姓比官员多。父亲说过：“我们这些人；打不死、斗不死、病不死，精神永远不死！”但，父亲和他那一代开天辟地的英雄们毕竟陆续远行了，越走越远……。

    父亲漆远渥，于2012年10月12日晨4:57北京病故。

    告别仪式上，子女们为缅怀父亲敬献了一幅挽联：

    上联：敢爱 敢恨 敢言 敢为 一身正气
    下联：有胆 有识 有情 有义 古道热肠
    横批：坦荡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