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大山的儿子。山，是大别山，父亲是从将军县走出来的共和国开国将军；县，是安徽省金寨县。

    引路人

    1915年，父亲漆远渥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斑竹园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我们的爷爷是个粗识文字的勤俭朴素农民，奶奶是劳动妇女。除爷、奶外，家中有伯伯、叔叔等共九口人。金寨县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西、南两面与河南省、湖北省毗邻，解放前隶属于河南商城县，地处交通不便、经济欠发达的大别山地区。商城是块红色的土地，早在1924年就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5月爆发了闻名全国的“商城起义”，组建了河南省第一支红军队伍——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建立了河南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开创了河南省第一块革命根据地——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后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然而，席卷中国南方的轰轰烈烈大革命，以及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却改变了漆远渥全家的生活轨迹，也改变了父亲一生的命运。父亲漆远渥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除了受到家乡兴起革命运动和家庭影响外，与商城地下党对他直接做工作也是分不开的。早在1923年，在北平上学的共产党员吴靖宇同志回到老家商城城关，在城内一小任教，组织“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秘密发展党员，于1925年春建立了商城特支。漆远渥5岁开始读书，在金寨佛堂坳列宁小学就读，中共地下党员罗银卿任校长。罗银卿同志就是用旧民歌曲调，填写了著名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词作者。父亲小学毕业后，考入县立中学读书， 而学校就是当时中共地下党秘密活动的所在地。其中有三个教员为我党地下党员，以教书为掩护，实际做发展党员和组织群众的秘密活动。父亲在他们的教育影响下，思想不断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929年5月，徐子清、肖方、周维炯等同志领导了河南商（城）南部地区的农民、士兵起义--《商城起义》，开辟了豫东南根据地；  1929年5月，在商城起义这一年， 父亲由教员张雁峰、漆梦龄(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在学校参加了共产青年团，立即投入家乡蓬勃兴起的的革命运动，并于1930年秋，又参加游击队。1930年初春的一天，刚参加革命不久，年仅16岁的漆远渥遇见在金家寨指挥作战的许继慎，见许继慎和蔼可亲，一点没有官架子，年轻的漆远渥便斗胆向他讨教革命道理。许继慎同志1924年6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徐向前、左权、陈庚是同期同学。张国焘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大力推行“左”倾路线，红军和根据地建设受到很大损失，许继慎和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各项“左”的政策强烈不满并予以抵制，张国焘凭借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肆意打击报复。1931年11月，许继慎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诬陷为“改组派”、“第三党”、“反革命”，秘密杀害于河南光山县新集（今新县），牺牲时年仅30岁。1994年中央军委确定许继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漆远渥率真地问许继慎：“什么是革命呀？怎么样才能当一个革命人呢？”许继慎同志对父亲，也是对大家，耐心又通俗地讲解着：“革命就是为大众出家，去西天取经。‘出家’，就是不顾家不要家，一心一意去拼命，‘西天’是劳苦大众翻身得自由的极乐世界；‘经’是马列主义这本真经。西天道远一路艰险，要闯九百九十九道难关都不止。要学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要做牛，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可能还要挨几下不公正的鞭打呐。要千锤百炼才能修成正果。”漆远渥经过共产党“高人”——许继慎同志的指点，积极投入到当地革命运动：1930年秋，任金寨县共青团道委书记、中共五县边区区委青年部部长兼游击大队宣传科科长，开辟安徽霍山县工作。1931年5月道委的机构一部分和道委所指挥的游击队，在安徽霍山县改编到红军教导师，漆远渥随任教导师团政治处宣传干事， 1931年5月于霍山县随该营编入红军，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 6月，被提任红军十一师政治处宣传副科长。父亲家一门忠烈，爷爷奶奶都是早期的共产党。任乡苏维埃主席的爷爷被“还乡团”活埋在荒郊野岭。奶奶在野地里哭了三天三夜，只捡回几片爷爷的衣服安葬。父亲的伯父时任红四方面军后勤部长，被诬为“许继慎”死党，被张国焘一伙打断了腿，用担架抬着赴刑场。经过父亲身边生离死别时，伯父只来得及悄悄向他眨了眨眼永别。而父亲自己在1931年转入中国工农红军后，也万难未逃这一劫：1932年春夏之间，潢川战役之后，在第五批肃反运动中，父亲也被怀疑为“改组派”被关押起来，并加以严刑拷打，吊、打、灌、电（电话机的手摇发电机电刑）等刑罚，连续进行逼供审讯，使他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并由文书降为伙夫。他头部受到摧残，落下偏头疼的终生病根。父亲常微笑曰：“这是我修行路上的第一个洗礼”。父亲说：“许继慎是我革命的引路人，其言像种子播进了我的心里，其形象烙印烫在了我的脑海，影响了我一生”。

    一袋干粮

    1935年，任红四方面军10 师作战侦察科长的漆远渥，长征路上二过草地。茫茫大草原，草深过膝，沼泽遍地，荒芜人烟……一天，行军下来太疲劳了，刚刚起草完一份电文，父亲就靠在一个战友的身上睡着了，被一声“出发了！”的叫声唤起，一阵阵饿意袭来，手一摸身上，如遭雷击般呆在那儿了——干粮袋没有了，不知是掉了还是被人拿了，自己辛辛苦苦用瓦片搓的一整袋青稞没有了！一路上只有在饿急了的情况下才数出几粒吞下去，干粮袋就是生命，草地无粮等于死亡。怎么办？人人都只有自己的一份，在这茫茫泽国到哪里去找粮食？父亲还在发呆之际，恰好，同是安徽金寨县老乡、红四军11师作战科长胡鹏飞（后任海军副参谋长）过来联系工作，见到父亲说：“远渥啊，别着急，咱俩同吃我这一袋吧，死就一起死，活就一块活。好吧？”父亲望着胡叔叔，潸然泪下。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一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驱车几十里去水库，花了大半天时间钓上几条鱼。平时舍不得吃的黄羊肉都拿出来，积攒了大半年的“特供”肉票也全都找出来，买了肉。亲自下厨房，动员全家人，精心准备了半天，孩子们都欢呼雀跃地盼着这顿“丰盛的晚宴”。胡鹏飞叔叔来了，席间，父亲站起来，郑重地端起一杯红葡萄酒，酒杯微微颤抖着，满怀深情地说：“孩子们，胡叔叔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们俩是靠吃他那一袋口粮才在漫漫长征路上，一步一步走下来的。没有他就没有我，更没有你们！”胡叔叔也端起酒杯站起来，酒杯同样抖动着，眼里闪着泪光，哽咽着说：“我和你们的爸爸是生死战友啊！”……全家人都哭了。后来，胡叔叔的儿子一再说：“漆伯伯见我们一次，就讲一次‘一袋干粮’的故事，我们都不好意思了。漆伯伯却说，要讲！讲一辈子！这一袋救命的干粮，我永志不忘。”父亲说：“我是靠战友的口粮才走出草地，活下来。我这条命是战友给的，我身边倒下了多少战友啊！红军三个方面军长征前30万人，到达陕北不足3万人。弱小的红军在长征中战胜了三个敌人：一是大自然极其罕见的艰难困苦，二是数倍于我强敌的围追堵截，三是来自内部叛徒张国焘的分裂。红军为什么能胜利？除路线正确外，红军上下一致，万众一心，亲如手足般的团结友爱，是决定性因素…… 长征精神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长征成为人类战争史上不朽的史诗。”

    保卫总部

    父亲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左眼被弹片打瞎，右臂被打断，右腿中弹，遍体弹痕余只眼，是一等残废军人。在他军旅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掩护八路军总部突围。这一彪炳史册的战功已记载在军事科学院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漆远渥”栏目中。1942年，华北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动辄用兵数万，持续两三个月。所用战术也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什么“铁脚闪击”，“抉剔战术”、“铁壁合围”、“蘑菇战术”、“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对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还制定了以捕获暗杀我八路军首长，摧毁八路军首脑机关的C号作战计划，妄图施行“奇袭捕获”消灭总部，活捉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日军搜集了各式便衣，印制了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人的照片和简历发给日军挺进队和特工队员。八路军总部，是抗日武装力量的统帅部和首脑机关，指挥着广阔战场上的千军万马，但它本身除了一个警卫连外，却再没有一兵一卒。相反，还拖着一个庞大的尾巴：除总部机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以外，它还携带着各种物资、上千匹牲口和各类后勤人员。同时，跟它一起行动的还有北方局党校教职员工、学员、新华社记者、银行干部等等。这一万多人马，全部由非战斗人员组成，平时行动起来尚且困难，更何况面对凶残的日军几个师团二、三万人的围攻！1942年5月25日拂晓，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合围于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太行山南爻铺一带。总部及直属队一万多人马，拥挤在崎岖的山道上。日军的铁桶合击圈已经收拢，正以梳筚队形向南爻铺一带压缩，步步逼进，大有一口要吃掉总部的态势。负责掩护总部转移的是129师385旅769团和13团。769团，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缩编的主力部队。团长郑国仲(后任海军副司令)、政委漆远渥，在完成了预定的阻击时间后，郑团长率二营、漆政委率一、三营分别转移。漆部刚接近十字岭山腰腹地时，却意外地看到了本应早该转移走了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总部首长。罗瑞卿一看到漆远渥便焦急地大声喊道：“漆政委，你来得正好，我把总部交给你了，立刻掩护我们！”。父亲一看，简直不敢相信，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什么时候了，总部居然还没有动, 怎么还在这里？！父亲大声回答道：“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掩护你们，你们快走。快！快！”随即带领两个营返回，立即布置部队抢占了几个制高点，特别又派一个排在较远距离的一个山头放了警戒哨，很快就和敌人接上了火。父亲一面指挥作战，一面几次三番派参谋去看总部走了没有，催总部赶快撤离。当回来的参谋一再报告说总部还没动时，父亲急了，手提驳壳枪一路奔回总部。只见总部报务员正在发报，还在和全国各个战场、延安、党中央紧张联络。彭总的安危连着全军上下的心，父亲一身硝烟，一声比一声急，一嗓比一嗓高地喊着：“彭总，你走！你走！你快走！”彭总那狮子般的头紧闭着厚重的嘴唇，一声不响，炯炯如神的眼光直盯着父亲。罗瑞卿主任高高的个子，腰里别着一支左轮手枪，在旁边厉声问道：“敌人到了哪里？你就顶不住啦？！”父亲答：“你们在这里发报，时间长、报量大，敌人无线电测向很准，已经发现了这里是中枢首脑机关。几个方向的鬼子都压过来了，有几千人，还在急剧增兵。阵地暂时还在我手上，情况万分危急，你们赶快走，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彭总沉稳地说：“我正在向毛主席发最后一封电报，很重要，发完就走。天塌下来漆远渥你个子高给我顶着！”父亲大声回答：“是！”，返身跑回阵地。刚一回到前沿，就接到报告：把守最前面那个哨位的排长，因敌人炮火凶猛，兵力相差悬殊，伤亡太大，擅自放弃阵地，带着仅存的三个战士撤回来了。父亲一听火冒三丈，疾声令到：“集合！那个排长在哪里？带到队前。”见到排长，父亲怒不可遏，铁青着脸：“你好大的胆子！没有命令你敢后撤？！你知道谁在后边？总部在后边！总部首长在后边！！彭总在后边！！！我都不敢后撤一步。我参加革命十几年了，我这只枪从来都是杀敌人，你今天贪生怕死，我非杀了你不可，不杀你，这个仗就打不下来。纪律是铁必需严明,罪过是恶必需严惩。枪毙！”一声枪响之后，队伍群情激昂，有位连长脱下外衣，光着膀子激动地说：“政委，你不要再说了！今天我们的命也不要了，拚死也要掩护彭总突围！”父亲高声令道：“把丢失的阵地夺回来.自我开始，哪个胆敢后退半步，以身拭法，一律枪毙！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总部！！！”父亲一边指挥战斗，一边连续三次派参谋查看总部撤离了没有，每次参谋都报告说总部撤离了。父亲却说：“再看一次，看仔细,看真切,瞪大眼睛。报错了杀你的头！”因不放心，父亲又亲自跑回去，确定总部已安全撤离，才返回阵地。左权参谋长安排彭总、罗主任分别突围后，率总部直属队，随769团团部行动。父亲拿起一支刺刀闪着寒光的三八大盖，使出了杀手锏：一是“指挥靠前”：“上刺刀！我暂代营长指挥，营长下连，连长下排，排长下班”。各级干部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领头迎接死亡。二是用“猛药”：集中兵力、火力、火器。父亲命令拿出平时不准动用，由团长、政委亲自掌握着，关键时刻才拿出来的769团的“核武器”--- 四挺崭新的捷克布伦转盘机枪。三是“破釜沉舟、决死一战”：让各营、连都组织敢死队,冒死轮番冲锋.一定要把突破口撕开。父亲下令：“轻重火器集火齐射，把突破口给我打成一片火海！坚决打出去！”区区小日本，怎麽能挡得住这样一支猛虎般来拼命的正义之师！这突然、凶猛的火力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一阵密集手榴弹投掷之后，布伦怒吼着往两旁一扫，弹雨旋风般把敌人压得抬不起头来。“冲！”父亲和他的部队端着蘸血的刺刀枪，冲过了敌人的道道封锁线。父亲回忆说：“战士们真是英勇啊，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用手榴弹和刺刀硬是杀开了一条血路。敌人的重重包围被我们硬是撕开了不足200米，连敌人刚刚扔下的烟头还在地上闪着红光。四挺机枪分别向两边不断连续扫射着，769团的战士们顾不得回头看一眼正在撤退的总部首长，奋不顾身地向疯狂冲击的日本鬼子射击、投弹、拼刺刀。不断有人倒下，有人负伤，但每个战士都以自己的生命拼命完成战斗任务。在769团部队的掩护下，总部和北方局、党校以及后勤人员都是通过这条杀开的血路冲了出去。而那位连长，再也没能回来……，这一仗，全团近千人打的仅剩几十人，充分体现了徐帅所提倡的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打出了威风，打得日军记住了这支部队，扬言：‘专打385旅’，‘消灭769团’。”下午五点，十字岭上，即将突出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时，父亲和左权参谋长用望远镜观察尾追的敌人。左参谋长继续向父亲布置任务，阳光下望远镜的反光格外耀眼，并立刻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判断这里是八路军的指挥员，连续向父亲和左参谋长的位置发射密集迫击炮弹。第一发校验弹在父亲身边爆炸，父亲扑倒的同时，只来得及大喊一声：“参谋长，卧倒！”左权参谋长未卧倒，正在招呼直属队快隐蔽。紧接着，另一发迫击炮弹呼啸而至打在父亲和左参谋长之间，一块弹片飞起不偏不倚击中左权头部，左参谋长当即牺牲，倒在十字岭山头。而另一些弹片击中父亲左眼和右臂，被担架抬下去的时候鲜血染红了棉被。从此父亲左眼失明，右臂不能抬起，行军礼只能用左手，落下了终生残疾。朱总司令闻左权牺牲的噩耗，仰天长叹：“断我左臂”。满怀悲愤地提笔赋诗，悼念左权将军：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洒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这是总司令颁布的最高嘉奖令。它是给左权将军的，是给所有在这次战役中浴血奋战牺牲的烈士们的，也是给父亲的。若要觅英雄，先到艰难处。769团这支具有红军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至今还在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掩护总部突围，是父亲的一座丰碑。多少年过去了，每忆此役，父亲总是热泪盈眶：“为掩护总部，全团几乎全部打光了，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我是幸存者。”

    大政委和小政委

    1943年一天，129师师部忽然紧急通知385旅769团的首长去师部。团长郑国仲、政委漆远渥快马加鞭一路赶到。一进窑洞，129师政委邓小平，立刻走过来并没有握手，竖起右手食指着父亲劈头便说：“你769团打仗算第一，违反纪律也不算第二。”父亲心里咯噔一下，明白邓政委批评的，是前不久打仗时拆了老百姓门板修工事，并且没有及时赔偿事情。父亲冲口就说：“邓政委，769团打仗不算第一，也不能说违反纪律不算第二。我们违反了纪律是要承认错误，但是我们那样做是为了战斗胜利。别的部队还把老百姓狗杀掉吃了，更是违反了群众纪律哩！”邓小平见父亲不服，立刻火了，高声说：“问题发生在下面，根子却在上边，就在你们身上，就在你漆远渥身上！不要以为能打几个仗就可以老子天下第一，就敢为所欲为、随便破坏群众纪律，这个事情就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你这个漆远渥骄傲自满，刚愎自用，不去努力学习，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政治上不敏感，这样下去不仅会带坏部队的作风，也会影响你的发展。指挥员决定部队的命运，我就是抓住你们团里主要领导不放”。父亲回忆说：“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对部队很有感情，很有荣誉感，上级怎么批评我本人都可以，但一提我的部队就接受不了。”父亲低着头，用脚踢着地。邓政委见状又凌厉地加上一句：“你这个政治委员就是缺少政治！”父亲涨红了脸还想要争辩什么……这时，刘伯承师长用热毛巾敷着仅存的左眼从里屋走出来说：“远渥呀，小政委敢顶大政委呀，还有这样的道理啊？！这怎么行呐？年轻人怎么这样大的火气？来，到我这儿来说一说吧。”父亲心头一热：师长那神态、那口气“就象老妈妈一样亲切和蔼”。父亲说：“残酷的战争年代，首长们治军极严。上级越是‘骂’得声严厉色，‘骂’得一针见血，‘骂’得你恨不得当场就‘跳井’；上级就越是恨铁不成钢，实际在真心爱护你，严格要求你；往往是当面骂你的娘，背后升你的职。我们这些人就是在炮声和‘骂声’中成熟、成长锤炼起来的。严是爱，松是害，如法炮制，上行下效我们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下级。上下级亲密无间，这样才带出了钢铁般的队伍。

    石家庄·西柏坡·党中央

    1948年，东北敌军危若垒卵，蒋介石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在沈阳、北平之间飞来飞去。他压傅作义出兵增援锦州，10月下旬傅却搞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军事行动——偷袭石家庄。对于这个行动，傅作义极为保密，没有使用电台，只用文件传递命令。但还是被识破了：在傅作义司令部里有一个刻蜡板的人（我地下无名英雄—甘霖），凡是不发电报的文件均由他刻印下发。这天，他突然接到一份文件，上面写的是：“以国军94军和新编骑兵第4师，配属汽车500辆，装载大量炸药，其后是骑兵第12旅，暂编第32师，总共两个军的兵力为先头部队，由涿县等地往保定南下，偷袭石家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他刻完这份命令，便找机会搭车到徐水，从徐水县给我军晋察冀军区挂了电话。军区司令部在平山县孙庄，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听到报告，他们全都感到情况十分严重，因为不远处就是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敌人的阴谋严重地威胁着党中央的安全，眼看敌人大部队乘汽车而来，而自身却无重兵可防：三兵团远在绥远，二兵团远在平绥线一带，远水难解近渴！敌人行动很快，25日先头部队已经从涿县南下。聂荣臻立即将这个紧急情报报告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马上确定了应急措施：调冀中七纵队统一指挥地方军和民兵迅速沿平汉路两侧布防，力争把敌人挡在唐河以北，如果敌越过河，我军则无险可守。调一名打过大仗、恶仗的干部来七纵主持前指工作。发动民兵和地方部队破路、敷设地雷、设置路障、以配合部队阻击，使敌人的摩托化部队不能快速行动。组织游击队配合部队专打敌人的骑兵。调距离最近的二兵团三纵队由平绥线兼程南下。请石家庄军政大学校长叶剑英同志组织、武装军校学员开到滹沱河桥头担任守备。聂司令员还做了最坏的准备：万一主力赶不到，就在正定附近蓄水，抬高滹沱河水位，阻滞敌人前进。10月25日，时任冀中军区副政委的父亲接到晋察冀军区的紧急电令：“即去军区受领紧急任务，十万火急。” 在一所小院，父亲向聂司令员报到。小小的平房里一片静谧。笔墨纸砚放得整整齐齐，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丝毫没有大战将即，情况紧迫的气氛。聂司令员一边沉稳地递给父亲敌偷袭石家庄的情报，一边说：“情况相当紧急，非常严重。目前唯一可调用的部队只有冀中的七纵。军区决定：你去七纵，任副政委兼前指书记，组织指挥此战役。你是临危受命，事关中央安危，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你要把敌挡在唐河以北，不准敌一兵一卒过河；不准敌越河向石家庄前进一步；不准敌对西柏坡造成一丝一毫的威胁。我已严令三纵火速南下增援，他们到达前，你纵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顶住、缠住敌人，为聚歼来犯之敌争取时间。现在是唱‘空城计’，你要把它唱得有声有色。明白不明白？”父亲在给我们讲这段历史时说：“我军作战从来是打政治仗，要充分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前指成立后当即提出：“要让‘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战斗口号，深入人心、统一全纵的意志。要告诉战士们：冀中大平原辽阔无边，却没有七纵的一步退路。我们的后面就是西柏坡，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七纵只有2万人，敌人共4个军2个骑兵师10万人。面对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加飞机坦克，七纵阵前只有一条唐河来阻击敌人，但七纵后面有千百万老百姓。七纵要在气势上压倒敌人，“与阵地共存亡，决不让敌人越唐河一步。”在前指指挥下：七纵司令员孙毅、政委林铁、副司令员周彪紧急动员冀中全区军民进入临战状态。10月28日凌晨，敌94军4个师及坦克队、工兵爆破队共4万多人，由保定南下，向石家庄方向发起进攻，同时以骑4师、骑12旅等部绕道偷袭西柏坡。保定距石家庄130多公里，敌人企图依仗其机械化装备长驱直入。刚出保定，就遭到我冀中军民庄庄阻击、节节抵抗。29日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配合下疯狂进攻我第一线，气焰嚣张，企图全力一举突破。19旅在十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敌人激战，在数倍于我的强敌面前毫不畏惧，英勇顽强，以反冲锋反突击手段反复冲杀，杀伤敌千余人，并击落敌机一架。20旅两个团，在民兵配合下，放排枪，集中火力打敌骑兵马匹，回民支队伏击敌骑4师一部400个骑兵，痛击偷袭西柏坡之敌。敌骑兵仓惶缩回保定。30日是阻击战最激烈的一天。敌在铁路两侧使用三个师，以坦克为先导，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发起集团式轮番进攻，另一个师在右翼迂回。我前指命令投入总预备队。在一个村落的枯井旁，我军一个连队放下刚端起的饭碗，与来袭的敌一个营展开了白刃格斗。在这口小井旁，敌人就陈尸200多具。战士们以一当十，刺刀见红，杀声震天，令敌胆寒。父亲说：“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咬紧牙关，现在是和敌人比意志、比决心、比勇气的时候。胜负系于一念之差。”父亲以前指名义号召全纵：“狭路相逢勇者胜，坚持最后一分钟！”。部队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高昂的士气进行党中央保卫战。部队协同作战好，技、战术运用好。以阵地为依托，各部队分两个梯队和预备队在战斗中交替使用，同敌人反复血战。30日夜，二兵团三纵用三天三夜强行军两百多公里，先敌穿插到敌侧翼后定县地区，对敌构成极大威胁。军委又增调二兵团主力四纵南进，准备与三纵、七纵南北合击，打一个大歼灭战。傅作义得知我主力已到，害怕被歼，遂令敌慌忙向保定撤退，南犯计划草草收兵。毛主席用他那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笔，替新华社写就《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电讯，辛辣地嘲讽道：“蒋傅策划的这次突袭阴谋，非但无补于挽救其垂危的战局，相反使傅作义集团本来已经枯竭的兵源、财源，又丧失官兵两千七百余，战马二百四十匹，汽车九十余辆，以及其他大宗的作战物资。尤其不妙的是，本已离散了的军心，更加涣散。” “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场，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了，他们却还在做石家庄的美梦。”父亲说：“作为战役指挥员，一定要有战略观点。你所指挥的战役、战斗，这个局部一定要服从战略全局。在上级总的一盘棋意图下坚决行动，你进行的战役、战斗，就具有了战略意义。作为军人，关键时刻能得到上级的信任是幸福；能参加这场战役是幸运。”

    个人情况越级汇报

    父亲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无论在战争年代从事政治工作或是根据组织需要安排他担任军事干部职务，从来未向组织提出如何要求，一向坚决服从组织任用，努力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哪怕自己有天大困难也要完成。唯独一次向组织对他工作调动提出不同意是在刚解放以后……那一年，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党中央为了加强外交工作，抽调一部分军队干部（主要为军、师职，如黄镇、柴泽民等人）充实外交队伍。那时，这些干部由军事作战工作转到外交领域困难很大，不要说外语根本不会，如何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生活，对于这些土生土长的工农干部都是很大考验。针对这个情况，中央特别为这些干部开办外交工作培训班，举手投足从头学起。当外交官到国外工作，在许多人看来不仅开阔了眼界、见了大世面，是非常风光的事情。而且生活待遇也远远高于国内，对此很多人看来是求之不得。

    一天，空军首长找父亲谈话：根据组织安排，要求他立即向中组部报到——参加外交干部培训班，拟任北欧五国外交使团领导职务。父亲参加革命之前，曾经念过私塾、县中学，算是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在红军时期一直担任政治宣传、文书工作，曾任作战侦查科长，也分别给陈再道、许世友、陈锡联等首长当过秘书，长期从事机关工作。随着战争形势不断变化，父亲也不断在政治、军事工作中互换、分别担任领导职务（如：769团政委、385旅政治部代主任、晋察冀军区3纵1旅、7旅政委、晋察冀军区付政委兼7纵政委、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志愿军空军空联司付政委、政委、华北空军政委、北京军区空军政委；第68军军长兼政委、天津警备区第一任司令员兼抗登路司令员、空军后勤部部长），因而他对军事、政治工作都比较熟悉。父亲听罢经过一夜考虑，第二天一早立即到空军机关，马上向空军领导汇报了自己意见——不能完成这项工作，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空军领导当时表示为难：你的工作调动，不是空军组织决定的，是上级的安排，所以空军无权更改组织决定，但空军领导同意向军委反映情况。下午，军委办公厅回复：漆远渥参加外交干部培训班是中央的统一调派，必须无条件服从。如果他的情况属实，要他本人亲自向中央领导汇报，由中央首长决定。这个回复等于给空军，同时也是给父亲本人一个提醒和警告。空军领导传达了军委回复说：“漆政委啊，你这个事情很难办。现在军委是这个要求，我们空军也无能为力。这样吧，你要服从组织安排，做好准备参加培训班吧。”父亲依旧坚持自己的意见。再三请空军领导向军委转达他个人请求，希望安排自己直接向中央领导汇报。晚上，父亲焦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在家里围绕院子散步，一圈接一圈，从晚饭后七点多钟一直走到十点，他让秘书守候在电话机旁，生怕漏掉关系他前途命运的通知。他知道，为这个工作调动，他的态度违反了无条件服从的组织原则，惊动了军委领导，可能已经造成非常不好影响，也给空军造成被动。说到底，就是在军委领导眼里给空军抹黑。弄不好，他将来会是党纪、军纪处理。终于，期盼的电话铃响了，是军委办公厅秘书直接打来的。通知很简单：经过请示协调，同意他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但必须简单扼要。要求父亲第二天下午某个时间中南海北门准时进入，汇报时间只能在两分钟之内。因为周总理日理万机、工作非常繁忙，根本没有任何时间来单独接见父亲，只能在总理下车走回办公室这一、两分钟路程听取父亲汇报。第二天，父亲准时到了西花厅门口台阶处等待着周总理。随着时间推移，总理终于回来了。周总理一下车，他的秘书轻声向总理报告：“总理，空军的同志已经来了”。父亲见到周总理立即立正致礼：“总理好，我是空军干部漆远渥……”周总理一边往办公室走，一边打断父亲，直截了当的口气问道：“漆远渥，你怎么在这里！你接到调令没有？你是不是不想离开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