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队伍中，不乏外国人的身影。在川主寺红军长征纪念馆中，一幅展板上的题目就是“长征中的外国人”（不过，题目下的内容写“窜”了，真不应该！）

    展板上的简介：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受共产国际派遣，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1934年参加长征，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
    ——洪水，越南人。1934年参加长征，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干部团教员。
    ——武亭，朝鲜人。1934年参加长征，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第三梯队负责人。
    ——勃沙特，瑞士人，全名阿尔佛雷德•勃沙特，又名鲁道夫•博萨哈特，中文名薄复礼。1935年11月随红二、六军团参加长征。1936年4月离开部队。
    ——毕士悌，朝鲜人。1934年参加长征，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干部团参谋长。

    这5人当中，除了勃沙特随红二、六军团参加长征（中途离队），其余4人在中央红军行列中完成了长征，到达陕北。

    先说说李德，在长征史上，他可是大名鼎鼎的，因为他的头衔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要知道，在那个时期，“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不仅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听其号令，经费上也接受其资助。可以想见，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人员具有极大的权限，甚至可以超越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意愿。

    其实，李德（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派到中国时并不是“军事顾问”——1932年春，奥托•布劳恩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因与王明较熟，被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我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他于1932 年秋到达上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由他顶替这位原本“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所以“从第一天起”，奥托•布劳恩“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1933 年9月，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受到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博古（秦邦宪）的高度信任，由博古决定他“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军事顾问。自此，这位在中共没有任何职务的李德，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很难相信，此前他的军事“生涯”仅仅在苏联指挥过一个骑兵旅！

    1934年2月，“二苏大”选举产生了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中革军委委员博古、项英、张闻天、叶剑英。但是，当时实际由博古、周恩来、李德3 人负责军事指挥决策（即“三人团”），中革军委并没有实权，名为中革军委顾问的李德掌握着军事决策权。在“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由于李德得到博古的支持，大权独揽，推行错误的作战方针，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导致中央红军和南方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先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中央红军在实施战略转移的的初期，按照李德的部署，5个主力军团围起“甬道”保护军委两个纵队的前进——军委两个纵队居中，两个军团在其左、两个军团在其右，一个军团在后，以“甬道式”的刻板队形“大搬家”、抬“轿子”，笨拙而缓慢地西进，结果错失战机，导致湘江战役损失惨重，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余人骤减至3万余人！

    1934 年12 月18 日黎平会议后，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被取消。中国共产党在不受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召开的黎平会议，在长征途中首次以政治局决议的形式否定“左”倾军事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迷信和盲从权威，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端。

（画家沈尧伊刻画出骄横的李德）

    随后的猴场会议做出了最重要的一条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条决定再次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后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回忆：“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李德的错误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战略图上用笔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不好，这实际上是一种瞎指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发言，他拍案而起：“李德总揽战局以来，红军节节失利、全局溃败。你们瞎指挥，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我们还能再跟着你们的错误领导走下去吗？让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中来！大家就此请发表各自的意见。我的话，讲完了。”

    李德在遵义会议后“要求去林彪红一军团，以便实地体验前线的生活，他的要求得到批准”。

    此后的长征路上，失去军事指挥权后的李德，就是跟着走了。

    在长征路上，李德留下了不少故事。比如，他情绪不佳，会酗酒。还有老乡对我们笑谈李德的落马坡故事——在通道县时，李德还是军事顾问，有马骑，但南方的马很矮小，而他的个子太高了（超过1.9 米），结果重心不稳，在山坡上落马，导致原本狭窄的山道阻塞，大队人马停滞不前，前后停下的队伍有几公里长。再就是走出草地后，张国焘拒不北上而要南下，党中央决定星夜单独北上，率一方面军三军（团）和红军大学往甘肃南部挺进。出发后不久，陈昌浩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在左路军，由李特暂代校长）率人飞马追了上来，李特大骂“机会主义”，高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学员回头。有人说，李特用皮鞭抽打不回头的原四方面军的学员。在场的人回忆，李特和彭德怀争吵，不听毛泽东的规劝、开导，调任红军大学教员的李德用俄语训斥李特（李特曾经留苏），李特则用俄语回敬李德，身高近2 米的李德近身抱住李特，把他拖到了一边……。博古懂得俄语，他说，李德骂李特是流氓，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分子。毛泽东对一方面军的同志们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一年后他们还会回来的。此时的李德看清了南下没有出路。他和留苏的李特原本还是挺要好的，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挺身而出了。后来，他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李德随中央红军完成了长征，他一直不承认自己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但他对长征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认为虽然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他认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后来他回到了苏联，又回到了他的祖国德国，写了不少歪曲、甚至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人的东西。

（看李德的头像照，显然是在长征胜利后、八路军时期的照片，这也表明李德完成了长征）

    再来说说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他的中文名薄复礼，取“克己复礼”之意，显然他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和认同。我不久前发过一篇文章——《最先向世界宣传长征的外国人》（请看“重走长征路”公共微信号），是对勃沙特最中肯的评价。自1936年10月1日红六军团在贵州旧州（今黄平）时扣留了勃沙特夫妇，直到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逼近昆明，红军首长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端，让他离开红军前往昆明，临行还送了旅费。勃沙特随红军长征的时间达560天，行程遍及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达6000英里，并与贺龙、萧克等红军指战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薄复礼（勃沙特）先是帮助红军翻译了珍贵的法文版贵州地图，又不断多方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最可贵的，是他离开红军长征队伍到了昆明后，仅用了3个月时间，便在他人的帮助下，把跟随红军长征途中的见闻写成了《神灵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一书，在世界多个国家编译出版，这就是外国人最早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籍，也是西方世界最早、最有价值的长征原始文献，勃沙特则被称为西方“介绍长征第一人”。

    薄复礼在书中是如此评价红军的：“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有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轻，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激情。”

    多年后，在谈到勃沙特和他的长征记述时，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写过这样的话：“薄复礼（勃沙特）从传教士的角度来观察红军、理解红军，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感想，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对于我们研究红军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薄复礼晚年侨居于英国曼彻斯特市郊的卓尔敦。多年后，为怀念这位外国友人，黄平州话剧团编排了《红星与十字架》话剧以表纪念。1988年，萧克托人在英国找到了88岁高龄的勃沙特（薄复礼），并致以亲切的问候。如今，勃沙特的半身雕像就立在旧州天主教堂的门口附近。

（勃沙特的半身雕像和碑文）

    参加长征的外国人中，有两名朝鲜人——武亭、毕士悌。

    武亭，原名金武亭，关于他的史料较少。彭德怀曾回忆道：1930年7月红军占领湖南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迫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不敢抵岸射击了。”这表明武亭在大革命时期已参加了红军。中央苏区时期，武亭大部分时间是在红军学校从事炮兵教育工作，被认为是“红军炮兵的先驱”。1934年参加长征时，他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第三梯队负责人（有说是队长兼政委）。

    湘江战役中，武亭奉命率领军委炮兵营配属给红三军团第五师，参加了拼死阻敌的新圩阻击战，掩护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湘江。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在党中央决定星夜单独北上的前几天，林彪率领一军（团）先期到达甘南迭部的高吉地区，因为没有该地区的地图，也找不到向导，电台又出了故障，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络，处境极为困难。彭德怀派武亭等人携带电台、密码本找到了一军司令部，使党中央、三军（团）重新与一军（团）建立了联系。武亭随三军（团）（后改编为陕甘支队二大队）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了长征。

    抗日战争期间，武亭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团长，后来任朝鲜义勇军司令，奉命回到朝鲜。1948年朝鲜人民军成立时，武亭任人民军炮兵总司令。朝鲜战争后，武亭被指责在战争中犯了“严重错误”而遭受处分。1952年底，武亭因胃溃疡不治而逝世。

（走完长征路的朝鲜人武亭）

    毕士悌，原名金勋，又名杨宁、杨林，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叶挺独立团第三营营长，在北伐战争中征战立功。1932年7月到中央苏区，1933年任红一军团参谋长，还先后任工农红军学校总教官、红二十三军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2月，毕士悌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干部团参谋长，即带领部队参加了抢占娄山关的战斗。不久，毕士悌参与指挥干部团昼夜徒步急行军160里，按时抢占了金沙江皎平渡。接着，毕士悌和萧劲光带领干部团三营的2个连先行渡过金沙江，在怪石嶙峋的狮子山击溃了守敌刘北海营，一鼓作气冲进了通安镇，保卫了大部队渡过金沙江的安全。